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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 十四、演培法师自叙传

       

发布时间:2013年08月16日
来源:   作者:陈慧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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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 十四、演培法师自叙传

   一、出生与出家

  我是江苏扬州邵伯镇管家庄人,于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夏历十二月初一日生,现年六十七岁。俗姓李学名宝良。父李公国琚,母李吴夫人。育四男三女,我是男的最小一个排名第四,祖父是种田的,有农田八亩,分给我父及伯父,每家中得四亩。时我家有七八口,凭四亩田收入,难维一家生活,所以父亲于农忙后,到声州城做小生意,以补家庭开支不足。我出世后,家境稍佳,父特买了七亩农田,有说是我带来的,而实是父辛苦得来。

  我有二哥,法名道禅,早已出家。乡俗出家儿,到受具戒时,正式举行剃度礼,预留少许头发,由父母剃除,以示正式允其出家。在我十二岁时,父母带我参加二哥此一典礼。寺方举行法会,仪式极为隆重,邻近各村来参加的僧众很多。由于二哥人缘关系,每一师父待我都好,因而法会圆满,不愿随父母回,父母自不同意,嗣经二哥保证,过年以后送回,父母始放心返家。但到新年过去,二哥要去受戒,逼我与之同行,但我无论如何,要求留在寺中,礼上常下善和尚为师,从此就过着出家生活。若问我为什么出家,当时实说不出所以,只好说是宿世因缘。

  二、求戒与求法

  民国二十三年春,在我十八岁时,邻县宝应城内福寿禅院,传授千佛三坛大戒,请我师为戒期知客,因此就随师去受戒。受戒要读沙弥律仪及五十三咒,我第一个读熟,被引礼推为沙弥头,当是家师关系,并不是我善读。师在邻近几县,不但相当有名,且为僧林所尊重。

  我出家前,八岁开始读书,在私塾读三年,初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读毕大学、中庸,就去出家。出家是在高邮临泽镇范家仑福田庵,师令在私塾读论语、孟子等。塾馆设在寺内,读书非常方便。不过念书之馀,要为寺内做事,到了不读书时,还得下田工作。唯出家前后所读的书,只是将之读熟,根本没有讲解,自不了解其义。

  在戒期间,有位引礼师,是镇江超岸寺当家(恕我忘其法号),一再鼓励我于受戒后,应去读佛学院,学习佛法道理,将来弘扬佛法,因而在我的脑海中,时时盘旋求法心念。戒期圆满,要随引礼师去镇东,但师说应先回祖庭礼祖,不得不随师回到祖庭。礼祖后,向师请假出外参学。师说:“不忙,祝你圆具大戒,设斋请诸护法!”

  在请斋日,整个寺内,到处洋溢著喜乐气氛,但到用斋一半,师突站起来说:“现我年渐老大,不能多问寺事,演培已受大戒,应由他来住持,诸位谅会同意!”师说毕,掌声雷动,无不赞成。我听后,好像敲响了我出外求法的丧钟,使我感到不安者很久。许多初受戒者,很想即做住持,但我无比兴趣,仍想外出求法!

  师在积极策划交卸,我亦积极设法摆脱,终于想出一法对师说:“我刚受戒,父母很不放心,想回家给二老看看。”师认有理,准我告假,但不准带衣物。时在夏历五月端午前后,除将戒牒暗为带出,其他仅带一套褂裤。戒牒带出,便为挂单,因为没有戒牒,大寺不准留单。

  到了俗家,敬向双亲,说明我的求法志愿,并请给与我的路费,当蒙给我三块银圆,另给一条棉被,我就到上海去,在法藏寺住半年,做法事得大洋三十馀元,在当时可说是个不小数字,不想继续再做经忏。知客续祥法师,知道我的志愿,介绍我去观宗寺求法,从此离开经忏道场,踏上了求法的坦途,直到今日没有离开佛法。

  宁波观宗寺,专弘天台教学,寺内设有初级学戒堂及高级弘法研究社,我由学戒堂而研究社而弘法社,年半期间,连升三级,在弘法社住满三年,就可出外弘法。时我对天台教理虽略有认识,但因社内只重讲不重文,致我在寺年半,一时信不会写,觉得不是办法,不能安心向学。有同学对我说:“你欲学习文字,最好到闽南佛学院去。”

  民国二十五年夏,刚好闽南佛学院招生,我就转去读书。闽院在当时,是有名的佛教学府,僧青年都对它响往,我能到此求法,自感极大欢喜,但是仅读半年,突然发生事故,无法再读下去。

  时大醒法师在江苏淮阴觉律寺办学,醒公为僧青年所崇敬的对象,我和妙钦、达居二同学,转去好坏里继续求学。但是好景不常,国家积极备战,全国青年皆受边事训练,出家僧侣亦受救护训练,我乃回到出家的高邮受训,感到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受救护训练的僧青年,皆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无不乐意接受训练,必要时为国家服务。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首在北方卢沟桥发动侵略战,次年于“八一三”在淞沪又燃起战火,我们五六位同学,就随慈航法师逃难香江。嗣感太平洋战云密布,国家又在浴血抗战中,我们几个同学,不安在港住下,同时知道陪都北碚汉藏教理院,不特太虚大师坐镇指导,全国对佛学有研究的法师,亦都集中在汉院计学,成为战时的佛教最高学府。白慧、妙钦、达居、文慧及我,结伴同往汉院求学。当时航空交通,没有现在发达,沿途所经艰难风险,虽不若义净、玄奘赴印法语法之难,但亦相当困苦。

  一行到了重庆,住在长安寺,礼谒虚大师,大师见我们不远万里而来求法,特别慈慧,允入汉院旁听,自由选课而听。我们选课而听。我们选代院长法尊法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辨了不了义论,皆是法师新从藏文译成汉文的;教务主任法舫法师讲的俱舍论,亦是我们选听一课,可是界品没有讲完,舫公被大量派往锡半大学,教授中国大乘佛法。印顺导师当时讲阿含讲要,后来改为成“佛法概论”出版,亦是我们选听的重要一课。

  太虚大师对我们真是特别的慈悲,不特准许我们旁听,并极关心我们学业,乃函印顺导师,从旁指导我们有关佛教思想问题。印公亦很慈悲,除于谈话之中,启发我们思想,并在他老静室,为妙钦、文慧及我讲摄大乘论,由我们录成讲记,使我们得到法益不少。

  过去我们所学的,都是传统的佛法,虽亦有其价值,但未体认到佛法思想的演变,在汉院听课后,特别是听大师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及“真现实论”,并承印顺导师的思想薰陶,使我们对佛法有一番新的认识。如天台大师所判的五时八教,固然是对整个佛法的判摄,而太虚大师的判摄一切佛法,其思想完全是异趣的。经说亲近明眼善知识重要,于此可以得到最大证明。

  三、办学与教学

  在汉院听课听得正感法乐时,四川合东法王寺,退居东方老和尚,忽感僧教育重要,特到汉藏教理院,请大师派人到该寺办学,大师竟然命令我去,大师竟然命令我去,所以民国三十年秋,我就奉命前往,筹办法王学院,很快筹备就绪,择日招生开学。时我二十五岁,感于年纪太轻,佛法亦未深入,恐有误僧青年,特再回去到汉院,除向大师报告,复礼请印公上人,为学院最高导师,不但指导教务,亦指导院长。荷承印公慈允,同时到法王寺。从此学众固皆称印公为“导师”,后来老人各地弘法,信众亦以导师称之。

  法王学院开学校,导师为诸僧讲金刚经,我不但随班听讲,并将之录成讲记。下学期,印公除为学僧讲“印度之佛教”,又为我们教师四人讲“中观论颂”,我亦随德随记,交由导师修改,后成“中观论颂讲记”。在法王学院的三年期间,与其说我是在办学,毋宁说我从导师学,所以在这期间,我亦得到不少佛法。

  初出办学,要好心重,恨不得每个同学都能成龙,不特管理甚严,见到学僧没有进步,更是心急如火。后来有位刘畴九老先生,在清朝时曾中秀才,办学亦有数十年经验,他是学院董事,有次上山对我说:“办学不能希望每个人成材,三五十人一班学生,能有二三人成材,那你办学就有了代价。”我听后,心里稍为感到轻松!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导师及妙钦法师均在汉院,虽欲急返收复区,为佛教做点事,但交通的困难,难于逃难之时,直到民国三十五年清明前后,乃得乘西北公路,转乘陇海铁路东下,经过数月,始得回到沪杭。

  到了上海,因虚大师住在玉佛寺,我们就到该寺向大师礼座。大师问我们为什么不留在西安,办巴利三藏院?我们答说:“该院有汉院定悟同学主持,办得很好。”礼别大师,大师忽又叫住我们说:“你们回来也好,杭州现成立武林佛学院,没有人负责,你们就去主持。”妙兄急于要回厦门,要我先去负责教务,回来可在学院讲课。就这样,我又负起杭州武林佛学院的责任。杭州是世界有名的风景优美地方,但学院设在“灵峰观梅”的灵峰寺内,寺固残旧,交通亦不方便,但确是读书的好环境。

  后来大师来信,说已请会觉法师来任院长,我非常的欢喜,因会觉长老是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僧,佛学诗文均有极深的造诣,而我在阁院读书时,亦曾听过他老讲圆觉经,现在得再亲近,自是最为理想。嗣后妙兄果来灵峰,为学僧讲舍颂。灵峰初创,规模不大,但因教师陈容坚强,在京沪杭各地,一时声誉雀起,各地僧青年,纷纷求来入学。会觉院长年事虽高,但对办学仍极热心,看到学院办有成绩,老人亦感到很欢喜。

  武林佛学院如果办下去,相信还会有很好的成绩,但是刚要三年毕业,局势紧张,沪杭渐近战争边缘。民三十七年冬,导师应性愿长老请,到厦门参加戒地,不能再回到杭州,应请在南普院,创办大觉讲社,我和续明兄应邀前往,仍由我担任教务。但因战火又渐烧到闽南,大觉讲社被迫停办,我和仁俊兄先行到港,导师及续师等,亦陆续来港!

  在港期间,虽仍亲近导师,继续听闻正法,但因居处不定,内心时感不安!民三十八年到港,在港前后三年。到民四十一年春,应李子宽居士请,赴台接办大醒法师辛苦创立起来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原因醒公在新竹灵隐寺,办成讲习会不久,忽然中风卧床不起,不能继续主持讲会。寺主无上法蚰及诸护法居士,咸认讲会成立不易,如停办太可惜。代理会务的圆明法师,本中主理讲会,因要赴日求法,就建议子老说:“你们急什么?有现成人选,为什么不请?如请在港的演培法师来,岂不最为理想?”

  子宽老为此,立即飞函香港,请我赴台主持讲习会,并请陈静涛长者劝我,所以我于是年夏历二月十九日到台。佛教讲习会是男女合班,时有四众学生四十馀人。醒公年高德重,领导男女学生,自然不成问题,我是三十六岁,深恐男女合班,会有诸多不便,我又不善领众,力主男女分班,老居士们均极赞成,于是采取分班办法:女众迁到中坜圆光寺办,男众仍留在新竹灵隐寺,原有四十馀名学生,经分班后,男僧仅十馀人,浸染日人馀习,在会中穿插僧装,出门著西装,对此极感头痛,经过逐渐调伏,始得渐上轨道,到毕业时仅剩十二名,有成现在弘法健将者!

  民国四十六年,导师在新竹一同寺办女众佛学院,院长当然是导师,我则被任副院长,时我已任善导住持,每周只去讲四小时课,未负实际责任。民国五十六年,慧日讲堂与法藏寺合作,就慧日讲堂办太虚佛学院,以纪念太虚大师者。时我已在星洲定居,事前全不知有此事,可是到达决定成立,印海、常觉等诸法师,一致请我担任院长名义,除举行开学典礼日,我曾参加讲了几句话,只是挂名而已,说来非常惭愧,民国六十六年,基隆月眉山住持晴虚法师,发心创办华文佛学院,不但再三函请挂名院长,我则介绍道安长老膺此重任,但安公示寂后,睛虚法师旧话重提,而且亲来星洲面请,只好勉强应允挂名,只在回国任松山寺传戒羯磨时,于戒期圆满后,到学院对诸学僧讲了一次话,看到学僧渴望我回去授课,使我非常感动。

  此外,抗战期间,在四川时,曾于什邡罗汉寺佛学院、成都十方堂莲宗学院,操作教学事定,为学僧讲俱舍,但都未能讲完,或是因为有病,或因抗战胜利;胜利以后,回到京沪,曾任上海玉佛寺佛学院教师,讲解深密经及异部宗轮论,虽因国内不靖,都未能够讲完,但是以此因缘,后来各别定成“解深密经语体释”、“异部宗轮论语体释”两书出版。

  四、弘化与著作

  [泰国的弘化]

  过去在慈航沙土师座睛,曾为他老代座讲经,但自己从未应请为从说法,到台以后,创造应台湾省佛教分会请,曾经环岛弘法一次,在印公具为善导寺导师及住持时,由于他老慈躬违和,经常代替他老为众说法。民四十六年我接任善导寺住持后,每年四季讲经,除请其他法师,都是由我讲说,每次说法,听众约在三四百人之间。

  在我接任善导寺住持不久,泰国京城龙华佛教社马子鸣理事长,来函请我去泰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安塔三周年纪念,同时为众宣讲佛经。因从未到国外弘化,当时对此非常犹豫,因恐不善说法,有损大师声誉。嗣香港陈静涛长者,一再来函说明应接受邀请,前往弘扬佛化的理由。在我接受所请,而于启程前,旅居越南的超尘法师,函告中越佛教徒准备联合邀请顺便到越南说法,接著又接到柬埔寨法亮法师来函,请我于泰国弘法以后,顺道到柬埔寨侨胞讲经。这末一来,这次出国,得到三个国家弘化,确实不是我始料所及的!

  民国四十七年四月卅日离台飞港,在港逗留几天,于五月三日离港直飞曼谷,被迎接到龙华佛教社,抵达该社未到十分钟,就在大悲讲堂宣讲大宝积妙慧童女经,因早决定今晚开讲,听众亦已坐满讲堂,所以不能改期。我用华语宣讲,由陈慕禅成士译为潮语。因泰国侨胞,多数是潮州籍。创造在龙华佛教社宣讲妙慧童女经,中华佛学研究社陈克文社长、光华佛教会蔡永翰会长,都很诚挚的请我去讲经,由于时间关系,只允在这两个道场,各作三天专题演讲,听众亦是相当的钦。在这两个道场讲后,以为讲说告一段落,那知莲华佛教社长翁通戌,率领该社多人到龙华佛教社,诚敬的向我礼请,并呈一张礼请书,务请我到该社讲一次经。他们既是这样的诚心,只好答应到该社作三次通俗演讲,以与大众略结法缘。

  我在泰国弘化,前后共一月零四天,除在上述几个道场,说法计三十次。还在其他几个佛教团体,或略开示。六月六日结束我在泰京的一切弘法活动,七日上午离泰飞柬埔寨,继续我的弘化工作。

  [柬埔寨弘化]

  由泰飞柬没有多久,就到达金边上空,飞机著陆后,法亮、圣扬二法师率领三百馀华侨来迎接,使我深为感动。驻锡正觉寺,在正觉寺讲经前,在莲林寺、莲光精舍、观慧寺,各作一次通俗说法,正觉寺内亦两次通俗说法。嗣后信众们热烈请求,复在中华正觉寺宣讲八大人觉经五天,听众每次在百馀名以上。金边华侨不若泰国之多,有这么多听众,亦可说是相当不错。

  泰柬都是奉行小乘佛教的国家,其制度、其仪规、其思想、其生活、大体是一致的。我曾访问两国的僧投井下石,讨论一些有关大小佛法的问题。有的思想较为一明,并不怎样严数斥大乘,有的思想极为顽固,根本否定大乘是佛法,是以要在这两国,弘扬大乘佛法,并不是件易事,不过人类思想,总是不断在进步中,南北传的佛教,如经常的作思想交流,大乘佛法亦未尝不可传到他们国土中去。惟在宣扬大乘佛法时,只可说大乘佛法时,只可说大乘佛法积极济世救人精神,绝对不可对他们所奉行的小乘有所贬抑!

  [越南的弘化]

  在柬中华正觉寺,讲完八大人觉经,本还有两道场请讲,但因越南西贡函电不断来催,要我务必于六月十九日到达西贡,不但不能接受其他两道场说法,就是八大人觉经也缩短讲期。终历各种差别因缘,仍要迟到二十日,始由金边飞往西贡。到机场迎接者,有五十九个中越佛教团体约千馀人,这真是我生命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我坐越南佛学会梅寿传会长、龙华寺住持超尘DA法师座事,直向市区舍舍寺驰去,到达该寺门前,又是欢迎人潮。进入佛殿礼佛后,欢迎茶会开始。梅会长越语致欢迎词,我则以华语致答谢词,约一小时结束。我在超法师陪同下,到他所住持的龙华居住。

  我于六月二十晚到达越南西贡,八月三日离开西贡飞港,在越共为四十四天,于此短期间内,在三十九处说法,共为三十八会。在西贡,首在舍利寺第一次说法,题为“大乘佛教的特胜”,听众在千人以上。因为首讲大乘特胜,从此越华各报皆以“大乘法师”称我而不名,走到那里,也就听到“大乘法师”之声,好像忘了我的法名。

  在西贡,除了初到在舍利寺说过一次法,后来又应梅会长及越南佛教人士之请,于七月三日起,复在该寺讲“八大人觉经”五天,每晚听众都在千人左右。七月七日圆满日晚,虽则雷电交加,大风大雨不停,听众仍有八百多人,不能不说讲经法会殊胜。其他在各道场说法,及在中华总商会公说法三日,并在越南亚洲文化联络研究会,讲“佛教与亚洲文化的关系”一题。来听讲的二百馀人,均是越华文化人士。中商会秘书长张文和,亦是听众之一,他后来对我说:“法师昨天的演讲,越南人初不满意,认为讲得离题太远,但法师话锋一转,转到正题上来,乃对法师赞不绝口,认为是最成功的一篇演讲。”

  在西贡说法告一段落,应中华民国驾驶证顺化领事廖德珍居士及越华佛教徒之请,于七月十一日与超尘法师上午飞往顺化。顺化为越南古都,由廖领事陪同参观主宫及各皇陵;十二日晚在慈昙寺说法,题为“佛陀胜德的赞仰”;十三日晚在广肇会馆说法,题为“佛教的人生道德谈”;十四日上午在顺化最台播讲佛法,下午五时在顺化大学演讲,题为“佛教的真理”。由于我的讲稿,先已译成越文,讲时,我讲一段,译者译一段,听者极为满意。廖领事听后对我说:“顺化大学是越南的最高学府……刚才听了法师演讲,引证的充分有力,理论精妙高深,我相信知识份子听来,是会感到惊奇的,从听众的一般反应来看,可知大家听得很有兴趣……这就是演讲的成功!”

  在顺化前后四日,三次公开说法,一次最台广播,真是一日没有得暇。十四日晚结束说法,十五日晨飞往芽庄,继续我的弘化工作。到芽庄,住庆和省佛教会。十六日在该会大殿说法,该会离市区太远,加上市区人口不多,超师和我都认为听众不会太多,那知事出意料之外,在我弘法史上,这是听众最多的一次。事后侨领告诉我们,有说约四千人,有说三千多人,但以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大约不会少于两千五百人。因为殿内、廊下、台阶、空场,无不坐满、站满人,一时使得这个郊外的佛会,好像变成热闹的城市,到处都是一股人流!

  当我在芽庄弘经化时,大勒方面决定由佛教会派三人及侨领麦景生,以专车到芽庄来迎接然们。我们于十七日上午七时由芽庄起程。沿途各乡镇,皆有人欢迎。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各乡镇的街道,皆挂满佛教的旗帜,到处好像一片旗海,这是我从来所未遇到过的特殊场面!途中所经过的乾廊市,不特到处挂满佛旗,还准备了丰富节目,就是由佛教男女童军,来作种种的表演,以示对我诚挚的欢迎,同时坚留在那儿午饭,更使我感到过意不去!他们以这样热烈态度待我,我自也不能让他们空无所得,所以就利用短短的空馀时间,为他们略说佛法,使得法水滋润。

  饭后不久,大勒来迎的车队到达,就告别乾廊市的越华佛教人士,直向大勒驰进,约三时许发达。此地气候既热又冷,到后就感稍寒。车队抵灵山寺,佛教童军队和中华童军队,手执佛施,排在两旁,并有童军献花,场面相当热烈。在此四度说法,两次对越华信徒说,两次为青年学生说,所得反应甚佳。在大勒的弘法活动,创造当晚说法一次,馀三次说法,都在十八日进行,可说相当紧凑,虽稍感到辛苦,但非常的愉快!

  七月十九回到西贡,我以为可休息几天,不意仍有一些佛教道场请往说法,直到八月三日,始得离开西贡。越华佛教人士,对我真正尊敬,欢送的情况一如欢迎的热烈,使我感念不忘!自民四十七年在越弘化,其后经常到越弘法,每次都应梅会长请,在舍利寺作一两次说法,此外当对侨胞说法的多。惟梅寿传对我非常尊敬,认为我对佛学,确有相当研究,是以每次赴越,都和我谈佛学问题。

  [港菲的弘化]

  民三十八,避难香港时,只从导师学,未曾弘过法。但此次由越经港返台,承香港佛教大德善意,要我在香港略为说法,所以于六日及七日晚,在宝觉学校大礼堂公开演讲,八日在佛教讲堂,九日在正觉莲社,十日在中华佛教图书馆,各作一次说法,然后返台。由于这次说法的反应不错,嗣后就经常到港讲经说法。

  菲律宾本应早贵州省前去访问师友及弘化,但因种种差别因缘,迟到民五十四(公元一九六五)年,由美弘法回星时,经过马尼拉,始得到菲弘化。在菲首都,住信愿寺。在此寺内讲妙慧童女经偈颂,由妙钦兄译为闽语,到有听众约三百人左右。后来听众说,此次讲经,讲译俱佳,听得极有兴趣。说实在的,我讲是讲不限的,妙钦兄的译语,确是第一流的。从菲南部弘化回岷,复在信愿寺,讲金光明经空品,听众超过上次讲时很多。其他在隐秀寺、华藏寺、居士林等各佛教道场,皆曾作短时的说法。

  七月十九起,开始到菲南部弘化,最难得的,是瑞今长老亲自陪往,使我颇感过意不去,前后计到宿务、达描市、怡朗市、三宝颜、古岛、纳卯各地为侨胞说法。宿务有唯慈法师在,各种安排,都很妥当。三宝颜有传贯法师在,亦在感到怎样陌生。各地说法,多得广范法师译语,不然,那是没有办法讲说的,因为言语不通。

  [美加的弘化]

  民五十四年(公元一九六五)一月,要去美国弘化之前,原定先到菲国说法,但因手续未曾办妥,经其国门而未得入,乃即转飞檀香山,住知定法师的华侨佛教会,于二十四日在该会说法一次,并到檀华寺访泉慧法师等。在檀前后十日,于廿九日飞旧金山,住美洲佛教会,此次到美弘法,就是应该会所请。在旧金山说法,听众皆是华侨,间有三五美国人来听,则由谭德森译为英语。四月八日离旧金山飞赴纽约,住妙峰法师的中华佛教会。除在三江会馆公开讲金刚经概要五次,在中华佛教会亦开示多次。六月十七日离美赴菲。在美弘法,由于语言,虽不容易,但后又曾到美国纽约、洛杉矶等地多次弘化。

  民国七十年(公元一九八一)五月,应台湾中华佛教导士会请,赴台主持仁王护国息灾法会,并为听众讲仁王经大意三日。因应加拿大温哥华世界佛教会请,未在台多逗留,于二十五日,即离台飞加,住罗午堂居士的资福寺。于佛会讲维摩诘经方便品,同时于每星期二野外,为对佛学较有认识的知识份子讲唯识要义。听众虽仅三四十人,但到有大学教授及学生多人来听,当然都是华人,例外的有一外国人,问她听不听得懂我的话,她说听到我的声音就觉欣喜,大略知我所说的意趣,所以每次来听。在加国温哥华计四十日左右,虽第一次到加弘法,但法缘确实不错!

  [我的著述]

  我历年来的著述及讲记,于民国六十六年(公元一九七七)编为“谛观全集”,都凡七百万言。内分“经释”、“律释”、“论释”、“释述”、“杂说”五编,共为二十八册。近年复有“成佛之道偈颂讲记”、“心经讲记”出版。未出版者有“胜鬘经讲记”、“药师经讲记”、“弥勒大成佛经讲记”等。所有著述,为适应时会,以语体为文,期有利于初学,实无什么特见。

  五、住持与建寺

  民国四十五(公元一九五六)年国历三月四日,导师膺任善导寺住持,举行晋山典礼,但仅年馀,即以“教务寺力,两难兼顾”为由,辞卸住持,不意该寺护法会,议决请我续任住持,是为我任寺庙住持之始。善导寺为台北首刹,以弘扬佛化为主,初我实不敢接任,但经护法会的再三请求,加上导师住持期间,由于老人体弱多病,讲说及主持法会,皆由我代理,也就勉强应允。除住持换为我,其他各职仍旧,无何大事推动。时因社会安定,学佛者日渐多,寺力较为繁复。

  原监院感于事多人少,一再表示须添监院,虽将导师请来人选升为监院,全权仍紧握其人一手。不久,原监院又嚷人手不够,建议请某师来,消息一经传出,就有人写无头信来,说“善导寺从此多事矣”。果然为该写信者说中,真的寺内从此不安,原监院有意问顶住持,所以特先为自己布置。他们一唱一和,步步向我紧逼。自己固然感不是味儿,别人亦知我将不安于位。导师看得最为清楚,亦对我异常的关心,在赴菲化前对我说:“你三年的任期圆满,可以辞退了。”在我决意向护法会辞住持时,年高八十多岁的赵恒惕长者,为善导寺前途,恳切请我续任,但终为婉谢!因知再做下去,决无安宁之日。果然不错,继任默如长老,又难安位而去!

  在我任善寺住持期间,每周三领导共修开示,四季讲经从未间断,听众始终保持三百多人。继任者是否仍保持这一宗风,因在海外不得而知。期间创办太虚图书馆以纪念太虚大师,购有很多新书,我退任后,据说已被尘封,从来没有开放,让人阅藏以增进智慧。

  民国五十五(公元一九六六)年底,福严会议决定推我为福严精舍住持,但因时我已定居新加坡,实质是挂名而已,舍务全由常觉法师代理,到民国五十六(公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我回国住荣民医院作全身检查,赵恒惕长者请李子宽长者送来聘书云:“日月潭为台湾名胜区,玄奘大师灵骨塔寺建立于青龙山顶,名山名刹得名僧住持,象教兴隆,指日可期。本会全体决议聘请法师聘辱出任住持,布教兴学,培育龙象,弘声佛法,旋转浊世,世界人类和乐共存。是法师之悲愿,为国人所祈企者。”长者对我这样护持,而子老又再三的面请得推辞。如此,我怎能不接受?乃于民国五十七(公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举行就职典礼。当日来观礼及祝贺者,多达三千馀人。但是三年期满,国内国外法务,实在难以兼顾,特以最极惭愧心,向董事会坚辞,卒蒙应允。期间我虽每年回去,而实是由监院圣印法师负责一切。未能如赵恒老及诸董事所望,实在感到无限惭愧,亦在责任上感到过意不去。

  我曾数度到越南西贡弘化,初次住在超法师的龙华寺,以后就都住在净华徒的妙法精舍。可能我有挂名而无实权的命,在一次闲谈中,净华徒要我任妙法精舍住持,我说挂名则可,因而真的做起挂名住持。精舍是在热闹的街市,作为弘法的道场固属不错,作为静修的静室实太吵杂,如果常住,是不怎么理想的!

  为此,净华徒及有些信众,希望在郊外建间静室,弘法时出来,弘法毕回去自修。原来只是说说的,那知朱陈造先生的堂弟,愿将边和一块地献出,作为我建静室用。经过再三的考虑,加上信众的劝请,我也就接受下来,起名“般若寺”。绘图、印捐函,什么都准备好,以为可以建寺,那知因缘不可思议,结果没有建成!

  原因,民五十二(公元一九六三)年五月,为慈航菩萨示寂十周年,星洲燕提兰若,为上举行法会三日,以资纪念,请我来主持法会,同时为众说法,于五月二十五日,由越飞来星洲。在星期间每与人谈起建寺的事,希望能得多少乐助。后来广洽、达明二长老对我说:“你在越南建寺,非常乐意帮忙,但越南战乱,局势很不稳,最好在星马找一地方安住。”而灵峰菩提学院,为慈老在星弘化道场,林达坚居士(后出家,法名慧圆)愿献给我,作为我的弘法基地。我因接受越南献地,不便再接菩提学院,嗣经慧圆再三劝请,允于星越两地往来,不能长期驻星,所以我就加以接受!

  在星马各地弘化告一段落,即着手重建菩提学院,因原来的佛殿,只能容十馀人,而且年久失修,不建不能作弘化用。民五十六(公元一九六七)年,重新兴建,易名灵峰般若讲堂,讲堂供意大利雕刻白石趺坐佛像一尊,藏经楼上共有大正藏及续藏各一部,堪称为新加坡最现代化的宏伟庄严的弘法道场之一。夏历每月初一,举行金刚法会,为众略说法要,每周六晚共修,宣讲各种经论。初时信众极少,不久,逐渐增加到为四五十人,都保持此数,深为信众护持。

  星地般若讲堂建成,越南局势更趋恶化,我乃婉谢大家的善意,辞谢护法的赠地,但心里总觉有点歉然!后来妙法精舍信众日增,往来菜市多感不便,净华徒意欲迁地重建,我当然从旁协助。地大所建寺亦大,就将妙法精舍改为妙法寺。寺成僧俗皆大欢喜,可是开光后不多久,西堤就被越共占领,寺主净华也就逃出,到这时候,星越爱护我的大德,护持我的信众,皆为我未在越南建寺庆幸!不说未建成,在炽烈炮火中,会感到不安,就是建成功,亦不过是白白浪费施主宝贵的金钱!

  民六十八(公元一九七九)年,忽然动起妄念,要到美国弘法,乃将讲堂交出,那知因此谣言满天飞,为了辟谣,决意仍留星洲,又是障碍重重,几乎使我在星无立足之地!幸优昙长老及慧圆长老尼,要我来佛学院暂住,始乃得一栖身之地,但佛学院是公共的,不是久居之地,得再另外设法。宽严徒善英文,活动力双很强,终于被她在榜鹅,觅得七万馀英尺一块地,既可以建道场,又可办老人院,更成立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期本佛陀慈悲济世利人精神,做点自己所能做的佛教社会福利事业!会所、讲堂、老人院,已开始动工兴建中,惟愿三宝慈悲加被,使得早日完成,宣扬如来正法,化导现代人心。

  我是佛门中的一个粥饭僧,对于佛法固然没有深刻研究,对于修持更是没有什么所得,如到什么地方弘化,只说自己所知点滴,但是法障似特别多,除了承认业障深重,还能再说一些什么?我佛在经中告诉佛法行者,不论遭遇什么障难,不要把它看成是外来的,而应看成是自己造成的,应多多反省,多多忏悔!佛陀的这一开示,对我是有受用的,今后我应如佛所开示的去行,忏除业障,修诸福德,让我在佛法的大道上,继续为佛教尽点棉力,当然,现在我不敢如发大心者,说要怎样的为佛教服务,甚至说要推动世界佛教,只能站在现岗位上尽力去做?

  我历年参加传戒法会共有六次,第一次是台中宝觉寺传戒,代表导师任教授,其他三次为教授阿阇黎,一是台中慈明地垢戒会,一是西贡华严寺的戒会,一是马来西亚三宝寺的戒会;担任羯磨一镒,那是台北松山寺的戒会;担任得戒和尚一次,那是台中雾峰万佛寺的戒会。每次戒会都为新戒讲戒,不是讲机网戒经,就是讲沙弥律仪等。被选为中佛会理事两届;任慈航中学常务董事一届。现任新加坡佛教总会常务执行委员,佛教施诊所副主席,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主席。虽则担负这么多的名义,但实质未能为佛教做出什么贡献,每念及此,愧为佛子!

  民国七十二年元月撰于机关报加坡佛教福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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