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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茶文化:简论“吃茶去”与“茶禅一味”(陈云君)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11日
来源:   作者:陈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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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茶文化:简论“吃茶去”与“茶禅一味”(陈云君)

 [南昌]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277-280页

    自从传说的圆悟克勤写出“禅茶一味”赠日本禅学弟子后,此四字便成了参禅者及饮茶者的“口头禅”传诵千年,至今不衰。这四个字固然为禅学浃肌之语,可注可疏,虽万语千言而无尽其意;这四个字无解无释,虽置之一言半句即为赘疣(“禅茶一味”究竟是不是宋僧圆悟书赠日僧尚无确论,而且现在传世的圆悟墨迹中并无“茶禅一味”字样,所以我以为杭州赵天相君说是“日本的茶禅一味观念是在珠光时期形成,茶禅一味词语更在其后出现”为是!)。

    茶与禅在中国唐代即多见于文人诗文、僧家公案之中,但自从驻赵州观音院的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的著名“吃茶去”一句禅语之后,便成了禅师茶人的金科玉律(以至宋代以来被称为“和尚家风”、“茶人雅趣”)。直到茶禅之事传入日本,以“茶禅一味”四字固定为禅林法语。特别是日本“茶道”由珠光开山,经过绍鸥到千利休完成的过程。也正是以一休宗禅师这位日本禅学之祖的禅语为精神内涵的“禅——茶禅一味——茶道”,这种源于中国,生发于日本的参禅形式完全形成的过程。

    严格说来,“茶禅一味”应该完全是参禅求悟之事,而与饮茶关系甚少,特别是与以饮茶作为日常生活、娱乐活动(如茶艺表演)根本无涉,目前在中国有些市肆的茶馆及茶艺表演都有”茶禅一味”标榜,以我看来,真是风马牛式的自作多情而已。就是日本的“茶道”、“香道”、“花道”等等拿到中国的茶店、香店、花店,都可作如是观。

  日本的茶道、香道等,其实都是禅悟手段,特别是他们借用了茶——确切地讲是中国唐朝伟大的禅师赵州从谂和尚的以茶悟道、接引禅人的“吃茶去”而成就了他们民族参禅悟道的方法,说得不客气一点,日本人仅就饮茶而论,至今尚未找到大门。“茶禅一味”的“味”字,不是“茶味”,是日本禅人的一种内心感悟,是一种从苦(他们也真懂苦,只懂茶的苦)中而得到的一种“道”理,抑或是一种禅悟。

  当然,“茶禅一味”是精致的,是精致到了简素的一种庄严。所以说“茶禅一味”与“品茶”本无高下之比,因为是两回事(从是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国奢言“茶禅”者,在不通之例者大有人在)。本此,下面就“吃茶去”和“茶禅一味”略析之:

                             一

    已故赵朴初居士曾云:“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这里的“吃茶去”就是赵州从谂禅师的禅语。这段公案久在人心,此处不赘言,但是赵州以此三字教人的真谛何在呢?在这里愚见认为,这正是赵州在百年修行之中经历了万水千山,其所持之“偈”岂止千百?是“既到含元殿,何必问长安”式的过来人语。而在客位者就未必能体会其真谛,特别是操觚三日就以为“顿悟”在望之人,听到“吃茶去”三字满头雾水,又惧于圣言,就似是而非地,诚惶诚恐地“是、是、是!”

  其实赵州基于千锤百炼之后,归于一句,在大彻大悟的他也真是千言万语只剩了“吃茶去”,初来“此间”者也吃茶去,重来“此间”者也吃茶去,久住“此间”者也吃茶去,这即是非文字语言能表示,超越一切语言的境界(参《除盖障菩萨所问经》)的“无漏清净慧,皆从禅定生”(《圆觉经》)。

  在赵州的禅悟过程中当然也有日常生活,我们推论,赵州在当时一定会继承“要水要茶”(晋怀信语)的风气,如与他同时的东都一僧寿130岁,一生不吃药,唯嗜饮茶,多可饮到百碗(《旧唐书•宣宗记》),所以从谂也是一位嗜茶者。他从茶中体味到“茶烟袅而乳窦飘香,禅悦味而虚实生白”的境界,进而悟到“当下”——禅悟的关捩和“口中”——茶味即在现在这种茶禅的认同,而且禅是内省自觉,茶则自品自觉,能由一时之觉(品)而延伸久远(茶味)。

  同时,从唐代许多高僧认为茶可以作为参禅载体之一的文字之中,也可以看出赵州其时真的是开了以茶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和尚家风”风气之先。所以赵州选择了“吃茶去”而不立其他文字,从而打消一切人来“此间”求禅悟之杂念,截断过去未来,只要你“当下”在“此间”,放下一切“吃茶去”!这未尝不是一种“逗机说法”。

  我还有一种荒唐的想法:在赵州老年解脱了一切束缚之下,唯余一句口头语“吃茶去”,而且心中无一物,不管你来者去者,言者默者,我都无心待之,但以一句“吃茶去”廓然之,所以赵州当时的“吃茶去”一句是言者无心,而好事者则记之有意——赵州是理、行、法都无心圆融;闻言者则是或理、或行、或法都在未达圆融之际。实际禅之圆融只在一句“平常心”。

  我们从赵州禅师早年参南泉时“问,‘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师曰:‘还可趣向也无’,泉曰:‘拟向即乖’,师曰:‘不拟争知是道’,泉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邪’,师于言下悟矣。(《五灯会元》)”。可以体会到赵州的“吃茶去”是茶味不可知,不可不知,知是一人之知,如诚实则为喝茶解渴,如欲作解人则人人各别,不妄有正,不可知则为顽空之论。而悟者在与赵州神会之际,则应是在主客于茶味均无意识之间的“廊然荡豁”。

  近人周作人曾言,一个人在瓦檐竹窗之下,一茶在口,则足抵十年尘梦。如果这时问茶味如何,当作么答? “安静闲适,虚融澹泊”(惠能),“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五灯会元》)者是,印度《经集》云“圣者之路,是孤独的起居,只有孤独,才能领略生活之乐趣”者是!

    真是清茶一杯,佛经万卷,我续朴老之“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吃茶还去来,如持千百偈”。然而,对赵州这段公案,无论如何,我们岂能以蠡窥海、只能以肤浅的世知来认识。毕竟是赵州的一句“吃茶去”,为后世参禅悟道开了不二法门。东邻日本是接过了赵州的接力棒,跑向了“茶禅一味”之途。

                           二

    “茶禅一味”是禅界法语,其所来也可能是一句饮茶俗语,源头究竟在中国还是日本已无法考究,很可能是由中传日,再由日传中,而关键人物则是日本禅祖一休宗纯(1394-1481,明洪武27年,成化17年)。据说他在印可了禅弟子村田珠光(1442-1502)之后,把自己珍藏的宋僧圆悟克勤(1060-1135)的墨迹传给他,而这件墨迹据说有“茶禅一味”字样(实际今存者并无此四字)。因此,由珠光时代开始便有了“茶禅一味”这句法语。

  “茶禅一味”在日本,当然是禅家、茶人所共同传诵的,而且,茶自唐朝由日本留学僧人带到日本并开始种植,如唐德宗贞元21年,日僧最澄(传教大师)从天台山带回茶籽,在日本比睿山种植,日本出现了最早的茶田“日吉茶园”,以后日僧空海(弘法大师)以及在唐生活了30年的永忠(大僧都)亲自为嵯峨天皇献茶,天皇并命在近畿开发御茶园。

  可见茶自进入日本就是以僧人为始作俑者,而他们在中国都是学佛参禅,并为得传印可者。故而,日本之茶由中国传来,经过佛门禅师的几百年茶禅一体的经营到了一休禅师,他不但是日本禅祖,而且也是日本“茶禅一味”的源头,他的禅弟子村田珠光将日本禅院茶仪、贵族书院茶仪,以及士庶茶仪结合起来,并以一休的禅学精神贯彻始终,开创了“一味清净,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到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接相互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平”为核心的日本“茶道”。

  至此,日本的“茶道”和“禅茶一味”正式开创了与中华单一饮茶传统无关的“茶道”。当然,这也仅仅是日本的“茶道”——狭义之茶道而已。如果以大中华文化圈来看,连日本的文化都应在此圈之内,惶论脱胎于中国禅宗文化的日本“茶道”了。笔者认为,日本茶道应当是中国禅学的“同树而分枝”,她虽然与中国茶学的理论部分有关,但仅从文化精神上论其“茶禅一味”的地位,应当是高标于其他理论部分的。

    珠光的继承人武野绍鸥(1502-1555),发扬光大了珠光“茶道”理论,他是在参拜大林宗套禅师潜心学禅,然后在珠光的基础上又益以活泼清新精神的发扬光大。所以在他54岁圆寂时大林禅师赞之曰:“曾结弥陀无碍因,宗门更转活机轮。料知茶味同禅味,汲尽松风意未尘。”“茶禅一味”更底定于一闲居士(绍鸥)。

    京都大德寺第十九代住持大林宗套禅师(1480-1588)的入室弟子千利休(1522-1591),现代人都知道他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但千利休却不是以“茶”为“茶道”内容的精进者,而是以“禅”作为日本“茶道”核心的集大成者。他以“三十年饱参之徒”终于大悟,而真正地把“茶禅一味”提升为茶道核心,更进一步地把珠光的“茶道”之心——“谨、敬、清、寂”改进为“和、敬、清、寂”,使“茶道”更上层楼,“茶道”便从此时成了千年至今的日本文化精髓。当千利休因丰臣秀吉的请奏而得到正亲町天皇赐予“利休居士”称号后,古溪禅师贺道:“庞老神通老作家,饥来吃饭,遇茶吃茶。心空及第等闲看,风露新香隐逸花。”

    以上在我引叙日本“茶道”形成的简略过程中,已为我开章的论点张本:日本“茶道”就是“茶禅一味”的具体表现,而“茶禅一味”与饮茶无理论上的联系。可惜的是在中国太多的禅师、茶人都在奢谈茶能清心醒脑,能从中体味禅的精神,茶味隽永,也是禅味的体现等等。这些识见当然是受东邻“茶道”再回祖国(策源地)时已非原来面目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中国文人惊见于日本人茶道的精致、中国茶人艳慕于日本“茶道”的表现时,而以汉民文化心态对待日本“茶道”的结果。试想茶叶、饮茶,如无禅机在前,什么茶之冲和、茶之幽远、茶之灵慧、茶之清韵、茶之隽永、茶之沁脾,能有多少宗教意义?而如禅机在前,无论书法、绘画、诗词、甚至太极拳,都能是禅书、禅画、禅诗、禅拳、要之,禅书不是原生意义的书法,禅画更不是原生意义的绘画。

    当然,我们可以把话拉回一点说:“茶禅一味”究竟有一个茶字,故不能无一点关系,在“和尚家风”,“茶”是重要因素,所以在晋唐至宋元明清,寺院生活无茶不可。然而在中国,因着中庸之道的民族性,大不同日本民族的“极致”观,所以中国禅师之论多涉茶事,而茶人论茶常借禅抬高身价。如此,在今天国人理解“茶禅一味”之走味是有其渊源的。

  至于日本,因着“茶禅一味”虽然形成了“茶道”——日本文化精髓,其实从根本上讲依然是为中国唐宋的禅风所被,甚至他们的“茶道”虽然精致到了极点,而当我们静阅浩如烟海的中国禅学典籍之际,可以看到日本的“茶道”真的是不能望唐宋人之项背。仅如龙潭请教天皇道悟禅师指“道”公案谈茶禅后的一句“复问‘如何保任’?皇曰‘任性消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就足以涵盖日本“茶道”全部精华。总而言之,“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何限于茶耳!行文至此,掩卷一叹,夫复何言,顶礼赵州——且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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