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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坛经思想研究:略述慧能《坛经》禅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释光明)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08日
来源:   作者: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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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坛经思想研究:略述慧能《坛经》禅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释光明)

  本文拟分四部分:一、慧能生平,因乏新出史料,姑采通常说法;二、《坛经》版本,以敦煌本为最古或最近原本,故本文以此为据展开论述:三、《坛经》禅学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强调“自力”、“自悟”,着重指出其理论基础为“真如缘起论”与“佛性论”:四、《坛经》禅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安定社会,平衡身心,面对现实,迎接挑战,对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思想,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启迪作用。以下分别述之。

  一、慧能生平

  慧能(638~713),敦煌本作“惠能”,唐代僧,我国禅宗第六祖。号六祖大师,大鉴禅师。祖籍范阳(今北京大兴、宛平一带),俗姓卢,生于南海新兴(今广东云浮辖地)。据《坛经》(敦煌本或作“《檀经旷)行由晶载,其父早亡,家贫,常鬻薪以奉其母。一日负薪至市,闻客读诵《金刚经》,心即开悟,时五祖弘忍住蕲州黄梅之东禅院,法席甚盛。师乃前往拜谒。五祖试问其所来及欲求何物,师答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谓:“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对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猫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惊异其禀性非凡,遂使入碓房舂米,历八月。一日,五祖令众人各述一偈以传衣授法,上座神秀遂于壁廊书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镱台。时时勤拂拭,莫(勿)使有尘埃”。师闻之,谓此偈未见本性,遂请一童子,代于壁间书二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非)台,佛性常清净(通行本作“本来无一物”),何处有(惹)尘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五祖闻之,识其为真能传大法者,乃夜召师入室,潜授衣法,并遣其连夜南归,隐于四会、怀集之间。仪风元年(676),至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遂依之出家,受具足戒。翌年,移住于韶阳(今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顿悟法门。与神秀于北方所倡之渐悟法门相对,史称“南顿北渐、南能北秀”。其弟子法海将其教说集记成书,名《六祖法宝坛经》,盛行于世,为后来禅宗之宗经。后应剌史韦据之请,于大梵寺树立法幢,未久回曹溪,弘布大法,道俗归祟。神龙元年(705),中宗派遣内使薛简召师至京,师称疾固辞未往,帝乃赐摩衲袈裟及绿钵等物,并敕改宝林寺为“中兴寺”。三年,更赐“法泉寺,,额。师又曾舍宅为国恩寺,先天元年(712),命门人于寺内建立报恩塔。翌年七月,返国恩寺,八月示寂,世寿七十六。师肉身不坏,迄今仍存曹溪南华寺。宪宗时谥号“大鉴禅师”。宋太宗太平兴国年中(976、983)加谥“真宗禅师”;后由仁宗谥号“普觉禅师”,神宗谥号“圆明禅师”。遗录有《六祖坛经》一卷,《金刚经口诀》等。师之嗣法弟子四十余人中,以菏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等最著,开后世临济、曹洞等五家七宗之禅。由六祖慧能开创的中国禅宗,于今则几乎传遍寰球,参禅之风,正方兴未艾也。

  二、《坛经》版本

  六祖《坛经》初由法海集录师之语要,后人多所增损,未能见祖意之真貌;有关《坛经》之版本,于唐代慧忠国师之时,已有改换之伪本,后于辽国,遂焚弃本书。距慧能去世一百余年,有唐僧惠昕改编之《坛经》。其次,是未署编撰人的所谓《曹溪原本坛经》,后经北宋契嵩校订,郎简作序,亦颇流行。至元世宗至元年间,有德异、宗宝二人,探求古本,删定正讹,刊行于世,即为今通行之(坛经》,六祖教说之称为《坛经9,据夹注辅教编卷六坛经赞题注载,初时,众人欲请宗门第六祖大鐾禅师于韶州大梵寺开演东山法门,后因尊敬大鐾之道,乃封土为坛,以资其说法,其后,弟子集大鐾之说,因而称为《坛经》。为我国撰述之佛典中惟一称“经”者。乃后人尊敬六祖所说之法,故称之为“经”。本书为禅宗最主要之思想依据,书中所强调的“顿悟”、“见性”、“无念无相无住”等观念,于我国佛教史与思想史、文化史上皆为扭转乾坤之关键。然言其对传统佛教为革命则显夸张,若视之为改良,则较为公允(详说见后“禅学思想”部分)。从上述情况可知,自慧能去世后不久,《坛经》即遭改换、改编等,后来大家研习的都是经过人们整理过的本子,最早慧能说法而由法海集记的原本,从来没有被人追踪而予以认定。由此可见,慧能的禅法思想还没能给人们以正确的认识。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出现了唐五代写本《坛经》,这是一椿重要发现。但经过近一个世纪以来,始终没有人对之加以认定,一直把它放在疑似之间,原因是没有人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坛经》流传的一些整理本,全是后人加工的,从内容审之,它应该就是从敦煌这样本子增补而来,文采是增加了,错衍是没有了,说法更为圆融,增加了经典的份量。他主张由参悟而达到解脱的境界,是不主张立文字的。我们不要把他的说法内涵要求极其圆成,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敦煌本《坛经》经印顺、郭朋、杨曾文、潘重规、周绍良等学者校订,从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宗教学、比较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敦煌所发现的本子,正是法海集记的原本或最近原本(印顺法师认为敦煌本已非《坛经》原型,然而为现存各本中最古的,又谓其记载慧能事迹,最为古朴云云),在学术界、佛教界有识之士中,殆成定论。

  三、《坛经》禅学思想

  过去及时下,谈论慧能禅学思想,俱依宋以后整理之《坛经》为据,文章甚多,各有妙义。余编述此文,拟以敦煌本《坛经》为据,窃以为欲了解慧能本来的禅学思想,则舍敦煌本无由,断然也。

  本来,按照佛教的传统教义,只有教主佛陀所宣说的,才能称之为《经》,所有弟子们(无论是大乘的“菩萨”还是小乘的“罗汉”)的著作、言论,都只能称之为《论》,而决不能称之为《经》,至于中国义学者们的著作,堪称为《论》的已经不多,更不要说称之为《经》了。惟有慧能的这部讲录,称为《坛经》(这在佛教史上——包括印度和中国的佛教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说的“法”,既然称《经》,那就意味着“说法”的人,也就是“佛”了。《坛经》第三十七节慧能于大梵寺“说法”完了,将归曹溪,信徒们“无不嗟叹:岭南有福,生佛在此!”便反映出,当时参与大梵寺“法会”的人们,都把慧能当作“佛”看待了。于此也就可以想见慧能其人和《坛经》其书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坛经》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之所以具有重大的价值和影响,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它非常的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它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价值。本来,传统的佛教教义,是以“众生”(即一切动物)为本位的,在佛教看来,人,无非也是动物(大而至于猛兽,小而至于昆虫)里面的。一种;传统佛教虽然也有“人身难得”的说法,那也无非是说,在“六道”轮回中,生在“人世”是不容易的,至于说到人的价值,终究也不过是“众生”(动物)里的一份子。而慧能,却能打破这种传统,在《坛经》里大讲人的价值,大讲人的能动作用。他向人们宣称:“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第十二节)、“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尽)在自性”(第二十节)、“一念修行,自身等佛”(第二十六节),他甚至宣称:“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第三十一节),所以他提倡人们“各于自身,自性自度,,(第二十一节)。虽然在某些佛经里,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思想,但那也都是讲的“众生”;径直讲“人”能够如此,这是慧能的思想,也是《坛经》的重要内容。这种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的思想,应该说具有近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先驱思想。当然,慧能对于人的肯定,最后还是导向于佛教的彼岸世界,追求出世解脱。但是,就是在追求解脱之道这一点上,慧能也还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佛教的传统教义,在解脱论上,多半都是“他力”论者;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只靠(或者主要靠)“自力”能够得到解脱;他们认为,要想求得解脱,必须祈求佛或菩萨、罗汉们的“加被”(也就是冥中保祜),祈求佛或菩萨、罗汉们的“救度”、“接引”。这种“他力”论,是对人们的能动作用的否定。慧能,这位中国禅宗的开创者,要向这种传统的思想挑战,他面对这种传统的“他力”论,坚决地说“不”。求“解脱”也不能靠“他力”,而要靠“自力”,要“尽其在我”。就这样,在佛教的解脱论中,慧能提出了这种“尽其在我”的“自力论”,在佛教学说中,恢复了“人”的尊严,突出了“人”的价值。慧能和他的《坛经》之所以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大价值和深远影响,其原因也就在此。

  其次,慧能《坛经》的基本思想,大致有两个方面,即世界观上的“真如缘起论”和解脱论上的“佛性论”。这也是佛教“性宗”的通论。所谓‘‘真如缘起论”,“真”谓真实,表示它是最真实不虚的;“如”谓恒常,表示它是永恒而无有任何生灭、变易的。世界上(还有“出世”的)一切,都是由它“变现”的。“无不从此法界流”,宇宙万有,所有一切,无一不是“从此法界”(真如)中所“流”出。所谓“真如缘起”,也就是说,以“真如”为“缘”(这里,“缘”,乃基因、内因一根据之义)而生“起”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第十七节)一慧能在这里虽然讲的是“无念法”,是在“真如”与“念”的关系上讲“体”、讲“用”,但是,他既然明确地讲了“真如是念之体”,那也就表明了,“真如”是本体。而特别重要的,是“念是真如之用”这句话。“真如”也能起“用”,这正是“真如缘起论”者的观点。正是“真如”也能起“用”,所以才能以它为“缘”而生起宇宙万有,世界一切。“于自性中,万法皆见(现)”(第二十节)一这是标准的“真如缘起论”的观点。这里的“自性”,是指“真实”的本有体性,也就是“真如”。“于自性中,万法皆现”,也就是于“真如”中,“万法皆现”。“万法”,指包括主、客体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也就是宇宙万有。宇宙万有,都是由“真如”所“变现”出来的。慧能还怕人们把这里所说的“自性”,误解为通常意义上的、主体现象的心、性,所以,他紧接着又说:“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这里的“自性”不是别的,而是“一切法”的“自在”的“体性”。这里的“自在”,不是“自在阶级”、“自为阶级”那种含义的“自在”,这是“逍遥自在”、永无束缚的意思。“一切性”的“自在性”,也就是宇宙万有的真实体性,也就是“清净法身”。“清净法身”,表面的含义,是“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之一,而其实,这种“法身”,乃是一种“理体”一理性化的本体,归根到底,也就是“真如”。在这里,慧能明白地告诉人们:他所讲的能“现”“万法”的“自性”,不是别的,就是“法身”,就是“真如”。所以,“于自性中,万法皆现”的八个字,言简意赅而又准确地表达出慧能禅学的“真如缘起”论观点。那么,·性本“清净”的“真如”(佛性、法身),怎么又能够变现出世界“万法”来了呢?“自性常清净,(如)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不能了见。……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第二十节),“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第十八节),“……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第十七节)。原来,自性清净的“真如”,本来是无形象、无生灭的,是“寂灭无为”的,只是由于为“妄念浮云”所“盖覆”,也就是为“无明”烦恼所“熏染”,于是乎,“一切”主(“妄念”)、客(“尘劳”)体世界(也就是世界“万法”),便“从此而生”了出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性本净”的“人性”。但从字面上看,仿佛慧能也是在讲“人性”。其实,这里所谓的“人性”,与一般哲学上的“人性论”的“人性”,含义是不同的。这里所讲的“人性”,不是指人的本性,而是讲的“自性”、“体性”,而是讲人所具有的“佛性”,从世界观的角度说来,也就是“真如”、“法性”、“实性”等等。所以,“人性本净”,同“自性清净”一样,都是讲的“真如”体性,本来清净。    ·

  所谓“佛性论”,就是说,慧能也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谓“佛性”,就是成佛的根机,成佛的可能性。慧能初次同弘忍见面时的那段对话,清楚地表达了慧能是一个标准的“佛性论”者。弘忍认为(也许是故意的试探慧能),岭南人怎么能作佛。慧能便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岭南人怎么就不能作佛。再有,他那首“得法偈”中的“佛性常清净”的偈语,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佛性”论思想。此外,《坛经》里还说:“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第二十六节),“悟此法者,……即见性成佛道”(第二十七节)。“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第三十节),“……一悟即知佛也”(第三十一节),“若识本心,即是解脱”(第三十一节),“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  自性悟,众生即佛”(第三十五节)。所有这些,都是“佛性论”者的思想。所谓“若识本心,即是解脱、”,也就是“若识本心”,即得“成佛”。因为,在慧能的思想里,“解脱”,就意味着“成佛”;也只有“成佛”,才算是“解脱”。

  世界观上的“真如缘起论”同解脱论上的“佛性论”,其实也就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从作为世界本源来说,叫做“真如”;而从作为“众生“成佛的根基说来,它又叫做“佛性”。一个观念,场合不同,角度不同,因而也就有了两种(其实远远不止两种)不同的称谓。这种“真如缘起论”和“佛性论”思想,既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把握住了他们,也就掌握了《坛经》的中心内容。

  慧能《坛经》的中心内容有二,一是说摩诃般若波罗密法,二是授无相戒。前者文繁,今先说后者。无相戒,意即“无相”之“戒”,“无相者”,即是“于相而离相”。因此,所谓“无相戒”,即是教导人们,对佛教戒律,要“·离相”,而不要“著相”,要掌握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不要拘泥于陈规,应以法为师,适变顺时。长期制约中国佛教发展的因素,是对佛制戒律的认识问题,不是方向目标上的问题——例如“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人间净土”的口号提了许多年,到底它们的内容是怎样的,应该怎样落实,谁也讲不清楚,这是当代中国佛教最荒诞的现象。说摩诃般若波罗密法,除前所述外,还有慧能大师特别的定慧观、净土观、功德观、世出世间观、直心行正无诤的正行观、三十六对法观、无念无相无住的宗旨观等内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后当于它文述之。

  四、《坛经》禅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在整体上处在一个科技进步化,信息自动化,生活物质化,交通便捷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充分享受因科学技术进步而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提高与满足,但是另一方面又面对着传统理想主义思想文化后继乏人,伦理道德水平下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令人忧虑的局面。对中国而言,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型期,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人们的理想信念缺乏模糊,伦理道德悄然滑坡,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滋生,社会上不如人意的地方很多,人们的正确崇高的思想观念也有待重新建立和提高,总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加速改变的社会,原有的那种慢节奏、家庭式的小农经济,以及那种大锅饭,铁饭碗体制下的生活已经被彻底打破,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被快节奏取代,思想观念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发展而与时俱进,而对生活在这个世界和转型期社会的人们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由科学技术解决的,有的东西科学技术也无能为力。而且文化颓败的结果就是缺少崇高的价值观念与人文关怀,思想的混乱多元,使人们在急剧变化的社会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身心疲惫,不知何去何从。在这种情况下,人<r1纷纷走进寺庙等宗教场所,阅读经典,礼拜圣像,祈求身心平衡,合家平安,客观上起到了安定社会的积极作用——寺庙等宗教场所成为喧嚣尘世的一方净土,宗教经典(如(坛经}等)成为热恼人生的一剂清凉散。

  去年以来,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愈演愈烈,银行倒闭,房市、股市崩溃,工厂停工,失业人数剧增,造成近百年来空前的危机与动荡,其剧烈程度之所以超过上世纪的几次经济危机,原因在于全球化的推广——我们人类虽然在交通、通讯、经贸等方面具备了全球化的条件,但是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则离全球化观念甚远,这种矛盾是需要本世纪人类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宗教家们好好思考的。全球化,需要全球化的哲学思想体系与行为、道德准则——其内容需从数千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包括宗教——佛教、禅宗等)中汲取。全球化应为全体人类谋福利,而非成为少数国家或集团成员攫取权力与财富资源的说辞。人类数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如古希腊、印度、中国的思想——当然包括佛教、禅宗的思想)必须得到继承、发扬、光大,这是人类走向全球化的根本保障。否则,全球化只会令世界愈加分崩离析,人民愈加隔膜对立。

  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两千年演变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禅宗又作为中国传统佛教的一个重要派别,自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和社会作用。我认为,在当代主要表现在与社会主义能够相适应,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伟大目标有所启迪方面。这方面的论述,文章颇多,兹不赘述。

  中国禅宗的开创者——慧能之禅,朴质无文,不加缘饰,径直提倡“明心见性”,亦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坛经》的理论基础是“真如缘起论”和“佛性论”思想。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慧能禅学思想,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能动性,这也是中国古代理想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前节已述)。慧能《坛经》所表达的禅学思想、修行方法,对后来佛教禅宗各流派乃至整个中国佛教以深刻影响,同时,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民俗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们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纪,走向全球化之时,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慧能其人及其《坛经》所表述的禅学思想,必将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

  从两千年前始,印度佛教分别从南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给中国社会上下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有所谓“夷夏之辩”,佛教也经历多次废兴,但最终被中国文化“大而化之”,这与慧能等佛教大师对印度佛教改良革新是分不开的。同样,近百余年来,以迄于今,强势的西方文化挟船坚炮利进入中国,各种思潮泛滥,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了有史以来更大的冲击,我们能不能借鉴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创造性地将西方文化“大而化之”,中西互补,建设创新型的各项国家制度,以取最大利益呢(如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文化”系统工程)?使中国超汉越唐,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人类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历史予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光荣使命。我们佛教徒也是重任在肩,责无旁贷的。

  广东在历史上,随着中原战乱,士人南迁,先进生产力、文化传入,成为海滨邹鲁;随着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商旅往返,佛教传入(如达摩祖师于梁代至广州肇建西来庵——今华林禅寺等),又成为岭峤法窟;近现代以来,又成为重要通商口岸,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洗礼;改革开放之初,开风气之先,又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其人民思想活跃,行事敢于争先,在我们改革开放中自然处于龙头地位。改革开放迄今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数年前,广东省社科界有识之士,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从而引出“珠江文明”的新颖提法,并将六祖慧能列为代表人物之一,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广东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现经济文化并重的战略部署。现在,新一届省领导班子,又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创新思维,将珠江三角洲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科技、高副加值产业转化的目标,正是其时(加上近期农村新土地政策,扩大内需,将大大减小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慧能是中国的佛教改革家,不唯经,不唯圣,创造性地将印度佛教、禅学中国化,创立了中国禅宗,影响深远。可以说,慧能是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解放思想、创新思维的典范。记载慧能禅学思想的(坛经》是中国佛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瑰宝,辞约旨远,值得我们深入研讨:而慧能大师勇于承担,敢为人先,将印度佛教、禅学中国化的创新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借鉴的。慧能其人及其《坛经》所表达的禅学思想,对我们佛教界人士,对党政各级领导,乃至普罗大众,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对慧能《坛经》也情有所钟的原因吧!

  由广东省佛教协会和云浮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新兴县佛协、国恩寺承办的“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即将隆重举行。期间,教内外学者、诸山长老、大德居士将深入研讨禅宗六祖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献计贡言,省佛协会人索稿于余,欣然应允,故编述此文,聊以塞责,尚祈大方之家有以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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