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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现代吠檀多哲学综述

       

发布时间:2010年09月05日
来源:不详   作者:朱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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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现代吠檀多哲学综述

  朱明忠

  印度近现代吠檀多哲学,又称新吠檀多哲学,是在近代印度教改革运动中逐渐产生的一种新兴哲学思潮。它发端于19世纪初,兴起于19世纪后期,昌盛于20世纪上半叶,后不断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古代吠檀多论是印度教六派正统哲学(数论、胜论、正理论、瑜伽论、弥曼差论和吠檀多论)中重要的一支,到了近现代,其他五个流派大都已经消逝或融汇于其他哲学中,而只有吠檀多论一支独秀,长盛不衰。可以说,吠檀多论是印度传统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其地位和影响相当于我国的儒家思想。新吠檀多哲学就是在改革传统吠檀多的基础上,大量汲取西方哲学的方法和内容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而形成的一种现代哲学流派。由于它既符合传统,又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故对现代印度社会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近现代吠檀多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近现代吠檀多论发源于19世纪初,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根据印度历史的分期和印度哲学发展的特点,近现代吠檀多哲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近代印度教改革运动时期的吠檀多哲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的吠檀多哲学和印度独立后的吠檀多哲学。

  1、近代印度教改革运动时期(19世纪20年代——19世纪末)

  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并开始了残酷的殖民统治。此时,一批先进的印度思想家已经觉醒,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民族面临着亡国亡教的危险。他们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侵入印度,就是因为自己的民族太衰弱,要想使民族强盛起来,首先应当改革宗教,振兴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19世纪20年代,以罗姆·莫罕·罗易为代表的改革家在加尔各答创办了近代印度教第一个改革社团——梵社,后各地不断涌现出新的改革社团,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这些改革社团的领袖们,不仅是宗教改革家,而且大部分也是新吠檀多的哲学家,如梵社领袖罗姆·莫罕·罗易和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的创始人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和罗摩克里希那本人等。这些思想家们把改革传统吠檀多当作改革印度教的头等任务,把革新吠檀多哲学作为振兴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主要思想工具。19世纪20年代,罗姆·莫罕·罗易拉开了改革吠檀多思潮的序幕。他把许多《奥义书》从梵文翻译成孟加拉文和英文,并且从新的角度作了注释,目的是使广大民众都能读懂古代吠檀多经典,并从中吸取民族文化之精华。另一位宗教改革家罗摩克里希那批判了传统吠檀多的“摩耶论”,指出现实世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大有作为的,他竭力倡导“行动吠檀多”,鼓励人民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到了19世纪末,罗摩克里希那的弟子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方法和元素的基础上,彻底改造了传统吠檀多,创立了一个完整的新吠檀多体系。他重新解释了梵与我、梵与世界的关系、人的本质、精神解脱等吠檀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一套崭新的学说,从而从理论上奠定了新吠檀多的基础。此外,他还在欧美各国宣讲新吠檀多哲学,并在纽约建立了“吠檀多研究会”,为新吠檀多在海外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2、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20世纪初——1947年)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的吠檀多哲学与近代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吠檀多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民族运动的领袖们把吠檀多哲学与民族运动和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出现了 “政治吠檀多”学说。所谓“政治吠檀多”,就是从政治的角度重新解释传统吠檀多,用吠檀多原理为民族主义理论做论证,为政治斗争服务。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提拉克、甘地和奥罗宾多等人。

  20世纪初,印度人民迅速觉醒,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1905-1908年的孟加拉人民反分治的运动中,国大党激进派的领袖提拉克和奥罗宾多等人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他们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改革吠檀多哲学的思想家。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英斗争,他们用一种全新的观点诠释吠檀多和《薄伽梵歌》经典,用“达摩”的原理论证印度必须走“自治”的道路,倡导“业瑜伽”和“积极行动”的哲学,提出了“为世界服务,就是为神服务”的口号。1915年甘地从南非回到祖国,1920年他成为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和民族运动的领袖,此后他发动印度民众多次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直至1947年获得独立。甘地的思想是以古代吠檀多为理论基础的,因此他的非暴力学说也属于“政治吠檀多”的范畴。甘地根据吠檀多的“梵我同一”理论,认为神(或梵)就在每个人的内中,代表着人的善的本性;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就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包括爱、自我受苦、忍耐等),去感化犯错误者,使他们良心发现,本性恢复,改恶从善。甘地主张把这种理论应用于一切政治和社会斗争之中。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力图通过广大民众的非暴力斗争,给英国殖民者施加压力,最终促使他们撤离印度。这种非暴力学说作为“政治吠檀多”的一种形式,在印度民族运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还有一批学院派哲学家加入到改革吠檀多的行列,成为新吠檀多哲学的代表人物。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薄伽万·达斯和K·C·薄泰恰里耶。薄伽万·达斯创立了一种新吠檀多学说,名为“关于‘自我’的科学”;K·C·薄泰恰里耶也建立了一个有关认识论的吠檀多体系。

  3、印度独立后时期(1947—)

  独立以后,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宪法的制定、议会民主制度的确立、土地改革的实施、以及尼赫鲁政府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大大地推进了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以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各种西方现代哲学流派也在印度得到迅速传播,并产生深刻影响。这些社会变化和思想进步,大大促进了新吠檀多哲学的发展。

  独立以后,新吠檀多哲学不仅涌现了许多新的学说,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倾向:以吠檀多为基础的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倾向、哲学与科学进一步结合的倾向、吠檀多哲学世俗化的倾向等。在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是 S·拉达克里希南,他写出了大量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著作,如《印度教的人生观》、《理想主义人生观》、《宗教中的东方和西方》、《东方宗教和西方思想》、《关于东方与西方的一些反思》等。此外,他还创建了“印度哲学大会”,这是一个固定的哲学研究组织,有常设机构,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哲学大会,一直延续至今。该组织有力地促进了新吠檀多哲学的发展。在哲学与科学结合方面,斯瓦米·吉纳那南达是个典型。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进行吠檀多哲学的研究,并且创立了新的吠檀多体系——“哲学的宗教”。在这个体系中,他把吠檀多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并且提出“哲学、宗教和科学是统一的”观点。在吠檀多哲学的世俗化方面,斯瓦米·兰伽塔南达的学说很有代表性。在他创立的“综合的永恒达摩”体系中,他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主张人生理想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幸福和完善。他反对把人局限于瑜伽修行中,主张人应当参加社会实践,在社会活动中证悟自己的本性。另外,他还重视国家公务员在实现人类理想中的作用,认为各级国家公务员应当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为公众作出榜样,像灯塔一样,照亮群众前进的道路。

  二、近现代吠檀多论的思想渊源

  近现代吠檀多是古代吠檀多论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它不是简单的承袭和照搬,而是在承继古代吠檀多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摄取东西方哲学之精华、吸收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经过消化、改造和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哲学。应当说,近现代吠檀多哲学也是一种创新哲学。其思想渊源有如下四个方面:

  1、 奥义书和传统吠檀多哲学

  奥义书是吠檀多哲学的源头,它蕴涵着各种宇宙观点和积极向上的人生哲理。近现代吠檀多论者大多认为,中世纪的吠檀多之所以走上衰败,其重要原因乃是它违背了奥义书的原理,因此他们研究奥义书,重新诠释奥义书,让奥义书的真理重返人间,用奥义书的精神重新武装人民的头脑。几乎没有一位新吠檀多论者,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不研究奥义书,不引证奥义书的。还有一些新吠檀多论者把奥义书从梵文翻译成英文或现代通俗语言,以使不懂梵文的老百性能够理解和接受。

  传统吠檀多经典,如《梵经》、《薄伽梵歌》以及古代吠檀多不同流派的著作,都是新吠檀多论者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其中,商羯罗为代表的吠檀多不二论和罗摩努阇为代表吠檀多制限不二论,则是许多新吠檀多理论的重要源泉。但是,新吠檀多论者并不是盲目地吸收古代吠檀多思想,而是有选择的、批判性的吸收。例如,他们在继承商羯罗的“梵我同一”观点的同时,也批判了他的“摩耶论”(世界虚幻说)。他们主张梵所显现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倡导人们不要逃避现实世界,而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2、 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思想

  新吠檀多论者虽然都是印度教徒,但是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却是包容大度的,而不是排外的;在思想教义上是兼容并蓄的,而不是孤立独行的。因此,新吠檀多论者大都注重向其他宗教学习,吸收其他宗教优秀的东西,以弥补印度教的缺陷和不足。在建立新的学说时,他们主动汲取其他宗教的有益学说,以改造传统吠檀多。在这方面,许多新吠檀多学者都有突出的表现。例如,甘地的哲学(属于“政治吠檀多”)不仅吸收了佛教、耆那教的“戒杀”(古代“非暴力”观)思想,而且吸收了基督教的“宽容”、“博爱”和伊斯兰教的“平等”、“兄弟情谊”观念。据说,甘地在英国留学时,结识了许多基督教的朋友,认真地研究过《圣经》,并为耶稣高尚的人格而感动得流泪。著名宗教改革家罗摩克里希那,虽然是一个文盲,但是他能虚心地向其他教派学习,不仅向穆斯林学者求教过可兰经,而且向基督教学者学习过圣经。因此,他创立的新吠檀多体系兼容了各种宗教的思想。在他的吠檀多体系中,提出了“人类宗教”的思想。在“人类宗教”中,他力图打破一切宗教的界限,消除教派之间的分歧,通过建立“人类宗教”的方式,实现世界上各种宗教的联合和统一。按照罗摩克里希那的说法:上帝、安拉、佛陀、毗湿努、湿婆——这些神灵都是同一个实体的不同名称而已,世界上各种宗教所崇拜的神,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是同一个实体。它们追求的目标也是同一的,只不过方法和道路不同,因此各种宗教信徒应当打破门派之见,相互学习、和睦相处。

  3、 西方哲学和人道主义思想

  近现代的吠檀多哲学家几乎都是懂得英语、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在国内接受西方教育,有的长期留学英国,有的甚至从小在英国长大,这样的教育背景使他们对西方的哲学、政治学和人道主义思想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们在改革传统吠檀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会摄取西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吸收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无论是欧洲古典哲学,还是西方近现代哲学,都对新吠檀多哲学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新吠檀多哲学的理论奠基人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在青年时代就阅读过英国哲学家穆勒、边沁、斯宾塞、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以及法国哲学家的著作,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为他创造新吠檀多体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全新的方法。“整体吠檀多论” 的缔造者奥罗宾多·高士,七岁时就被父母送到英国,在英国读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二十几岁才回到印度,他对欧洲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创立的“整体吠檀多”体系既包含着印度传统哲学的内容,也融入了西方哲学的因素;既含有印度神秘主义的色彩,也充满着西方理性主义的光芒,可以说是一种东西方哲学的综合。

  4、 自然科学的影响

  新吠檀多论者在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同时,也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他们之中有些人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19世纪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批新吠檀多论者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思想、行为、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因此,他们在宣传吠檀多,创立新吠檀多学说时,都尽力吸收自然科学的内容,用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吠檀多的原理,使吠檀多哲学与科学相结合。有许多新吠檀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譬如,学院派哲学家薄伽万·达斯在研究了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以后,最终把吠檀多哲学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内容融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一切自然科学学科在内的庞大的吠檀多体系,名之为“关于自我的科学”。在这个体系中,他既论述了“自我”,也论述了“非我”;所谓“自我”的科学,就是指有关“梵”或“我”的科学;所谓“非我”的科学,就是指物质世界的科学;在论述“非我”(物质)的科学时,他把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各种自然学科都统统包容进来,容纳在一个体系中。此外,还有不少哲学家用物理学的“能量不灭”来说明吠檀多最高本体——梵的无所不在,用量子力学的观点来论证梵的整体性和永恒性等等。

  三、新吠檀多哲学的特点

  新吠檀多哲学是印度传统哲学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变革传统,以适应时代需要

  从19世纪初,印度哲学的发展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面对着充满优越感的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思想的冲击,二是面对着中世纪印度教神学体系的陈腐、落后和愚昧。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要革新传统印度教思想,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捍卫印度教的基本原理,以抵制和对抗西方文化的冲击。因此,以罗姆·莫罕·罗易、维韦卡南达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不得不到印度古代文化遗产中寻找和挖掘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武器。他们发现古代奥义书和由奥义书而产生的吠檀多哲学,代表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有抵御外来文化的能力。所以,复兴和改革传统吠檀多哲学便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一种需要。新吠檀多思潮就是在此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具体地说,新吠檀多论者为了排除印度教神学蒙昧主义所产生的偶像崇拜,繁琐祭仪和各种迷信习俗,他们重新解释奥义书和吠檀多论所阐述的最高本体——梵和“梵我同一”学说;为了鼓励民众参加社会斗争,他们宣传“行动吠檀多”和乐观的人生哲学;为了对抗西方殖民者的文化侵略,他们把印度古代精神财富视为民族的骄傲,把复兴古代文化作为表达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这方面,罗姆·莫罕·罗易首先翻译和重新注释了一批古代奥义书,维韦卡南达创立了以革新吠檀多为宗旨的“不二论书院”,并发表了大量论述吠檀多的著作。而后继之的有奥罗宾多、薄泰恰里耶、薄伽万·达斯等,他们在继承古代吠檀多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吠檀多体系。这批新吠檀多哲学家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通过托古改制建立新的学说。他们只是从丰富的古代文化中寻找借鉴,挖掘自已需要的东西,然后加以改造和创新,从而建构起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思想学说。

  2、融会东西方思想

  印度古代文化是以封建生产关系和宗教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尽管它作为一颗明珠一直被印度人民所珍视,但毕竟不是以大工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对手。新吠檀多论者们以古代文化为武器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他们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十分重视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学说。从生活经历来看,这批新吠檀多论者几乎都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这为他们理解和摄取西方思想提供了客观条件。

  融合东西方思想是新吠檀多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里说的东方思想,主要指印度文化,综合东西方思想就是将印度传统思想与西方近现代思想融会为一体。这种融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新吠檀多论者运用西方哲学的观点,方法和术语重新诠释和阐述古代吠檀多;二是他们直接汲取西方哲学中的某些学说和内容,使之与传统吠檀多相结合,以构成新的思想体系。在这方面,奥罗宾多、薄泰恰里耶、拉达克里希南、拉哲等人的学说都很有代表性。例如,奥罗宾多在继承古代吠檀多不二论原理的同时,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创立独特的“精神进化论”或“整体吠檀多”体系。薄泰恰里耶把康德哲学中的认识论学说与古代吠檀多中“自我证悟”学说综合起来,创立了他自己的吠檀多认识论。拉达克里希南和拉哲都把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与传统吠檀多不可言表的“梵”结合起来,创立了他们的绝对唯心主义学说。

  3、调和宗教与科学

  一般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是以理性为基础,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宗教则是以非理性为基础,崇拜某种超自然的神灵或力量,并且通过神秘主义的直觉证悟,达到人与神的结合或精神解脱。传统吠檀多论是印度教的宗教哲学,它是以论述精神解脱为最高宗旨的。新吠擅多哲学家意识到,要使传统吠檀多跟上时代的发展,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就必须吸收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成果,力图使这种宗教哲学与自然科学协调起来。

  在调和宗教与科学方面,他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新吠檀多论者赞美古代吠檀多是最完善的体系,认为它所揭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科学是完全一致的。譬如,阿贝达南德强调吠檀多哲学为宗教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为它是用科学方法解释宗教的;只要有在吠檀多体系中,科学与宗教之间才没有冲突。奥罗宾多也用现代物理学中的“力”和“能量”来说明梵是一种无限永恒的创造力量,以此证明梵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另外,还有许多新吠檀多论者把自然科学的观点与吠檀多学说揉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薄伽万·达斯,他把各种自然科学,如化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天文学、数学等都容括于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于自我的科学”。所谓“关于自我的科学”,实质上就是研究梵(绝对自我)、我(个体自我)与自然界 (非我)三者之间关系的科学。

  4、哲学与政治相结合

  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时期,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运用古代吠檀多的原理为自己的政治学说和民族主义观点制造理论根据,把吠檀多哲学与社会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出所谓的“政治吠檀多”。这些民族运动领袖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想使他们的政治学说更具有民族性、本土性,易于印度民众的理解和接受;二是力图动员广大群众,尤其是印度教徒,去参加反英斗争。因为印度教徒对印度教经典——奥义书和吠檀多哲学具有强烈的感情和崇拜心理,民族运动的领袖把自己的理论与吠檀多结合起来,则可以唤起印度教徒的宗教情感,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鼓动他们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这方面,提拉克和甘地的政治学说很具有代表性。提拉克选用《薄伽梵歌》和吠檀多哲学中的“达摩”原理,为他的“印度自治”理论做论证。他指出,“获得民族的自治”不仅是印度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且也是印度人民的“达摩”。 “达摩”在印度人的心目中,就是与生俱来的根本法则,是人生存的根本,绝对不能违背。提拉克的一句名言是:“没有自治,我们的生活目的和我们的达摩是无法实现的”。[1]

  5、吠檀多与人道主义的结合

  传统吠檀多哲学历来关心人和人生问题,它的一切论述都是为人的精神解脱做理论准备的。它主张通过各种瑜伽修行,消除私欲,净化灵魂,最终使一个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近现代吠檀多哲学家们大都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政治学说,所以他们在继承传统吠檀多人生哲学和瑜伽理论的同时,也摄取西方民主政治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他们的新型吠檀多哲学。

  例如,近代著名宗教改革家罗摩克里希那在他的新吠檀多体系中,大力宣传“普遍之爱”(即博爱)的思想。他主张,一个人不仅要爱自己,而且要爱别人;要爱天下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的内中都包含着神性。不同宗教信仰者应当消除分歧,和睦相处,因为各种宗教虽然信仰和方法不同,但是最终目标是同一的,即实行人类的 “普遍之爱”。印度现代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其哲学思想也属于新吠檀多系列。他在论述自己的吠檀多学说时,也大量融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提出“要在行动中证悟自己内在的神”,“要在博爱中证悟自己内在的神”,强调一个人必须培养博爱的精神,在爱他人、在同情、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克服私欲、净化心灵,证悟自己内在的神性,从而实现解脱。新吠檀多的代表人物——奥罗宾多不仅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而且还提出“人类统一”的思想。他主张,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乃是实现“人类的统一”,到那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平等相处,相互尊重,自由发展,真正实现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压迫、自由、平等、正义、公道的新世界。1968年,奥罗宾多的弟子们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在印度本地治里的郊区建立了一个超越一切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国际城市,名为“奥罗维尔”。这个城市允许世界各国的人来此居住和学习,其宗旨是“在这里,一切国家的男女,皆能生活在和平、进步与和谐之中,超越一切信仰、一切政治、一切民族。奥罗维尔的目标是实现人类的统一”。[2]

  四、新吠檀多哲学的发展趋势

  纵览印度近现代吠檀多论的历史,根据其发展的特点,以及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潮流,我们可以判断,新吠檀多哲学在未来发展上将会出现以下几种趋势:

  1、宗教倾向减弱,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加强

  传统吠檀多是印度教六大哲学流派之一,即典型的宗教哲学体系,它是以阐述如何实现精神解脱为根本宗旨的。尽管各种新吠檀多论仍然保留着传统吠檀多的基本特征,如强调最高本体是一种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强调人内在的灵魂与宇宙本体的同一性等,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们已经摆脱宗教蒙昧主义的束缚,日趋明显地走向世俗化。

  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自然观上,新吠檀多论者无一不批判商揭罗所宣扬的“世界幻相论”,主张现实世界并非虚幻,而是真实的存在,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大有作为的。 (2)在人生观方面,他们注意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中汲取营养,批判印度教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生价值的神学蒙昧主义,倡导以人为中心,“人即是神”的思想;批判印度教所宣扬的超世论和禁欲主义,提倡世俗文化和世俗教育,强调世俗生活和世俗行为的重要性。(3)在人生理想方面,他们反对“业报轮回”和“死后解脱”的观念,号召人们相信自己的力量,通过现世的努力,在今生今世建立一个统一和谐、充满自由、平等和普遍之爱的理想社会。从新吠檀多哲学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今后还将进一步发展。

  2、神秘主义因素减弱,理性主义因素逐渐加强

  古代吠檀多论者一般都强调一种带有强烈神秘主义色彩的直觉证悟方式,而贬低或否定人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依靠直觉证悟的方法,才能认识吠檀多哲学的最高本体——梵,而这种直觉证悟,则必须通过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瑜伽修炼才能获得。到了近现代,一批新吠檀多哲学家则改变了这种观点。在认识论方面,他们虽然不否认直觉内省在认识最高真理中的作用,但是更强调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古代吠檀多论者不同,他们认为自然界的真理只有靠感性和理性认识才能获得。换句话说,他们不再强调古代吠檀多中的神秘主义因素,而强调认识客观世界的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重要性。而且,这种发展趋势到了现代越来越明显。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科学成果对人民思想和生活的巨大影响,许多新吠檀多论者提出吠檀多哲学必须与科学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他们认识到,再像传统吠檀多那样一味地强调神秘主义的直觉,而否定人们的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吠檀多哲学在现代社会中就将被抛弃。因此,他们强烈主张,吠檀多哲学与科学是统一的,吠檀多必须与科学相结合。例如,现代吠檀多哲学家斯瓦米·兰伽纳塔南达在《科学与宗教》一书说:“科学是现代世界的缔造者,现代思想就是指科学的思想”。[3]另一位现代吠檀多哲学家吉纳那南达指出:“没有科学、形而上学、哲学和宗教的统一,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认识和智慧”。[4]

  3、传统宗教功能减弱,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功能进一步加强

  传统吠檀多哲学属于宗教哲学,它的主要功能是为宗教服务的,它的一切论证都是为印度教教义制造理论根据的。但是,到了近现代,经过新吠檀多哲学家的不断改造和革新,吠檀多哲学的功能逐渐扩大,它不仅能为宗教服务,而且也能为社会服务。因此,新吠檀多哲学已经不单纯是宗教哲学,而正在成为一种普世的哲学。譬如,罗摩克里希那宣传的“人类宗教”学说、拉达克里希南的“精神宗教”学说、泰戈尔的“人的宗教”和“普遍和谐”学说等,都主张破除宗教偏见、消除教派分歧,各种信仰者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人与神的结合”和“普遍之爱”而努力。而且,有的学说甚至主张,打破一切宗教、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应当平等相待、相互学习、自由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统一”的理想。应当说,这些新吠檀多学说已经具有普世哲学的功能。

  另外,许多新吠檀多论者都淡化吠檀多的传统功能,而强调它必须与民众的生活相联系,为现实的社会服务。拉达克里希南是一位东西方哲学比较的大师,他在广泛研究东西方哲学的基础上,竭力主张吠檀多哲学必须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紧密联系人民的生活、必须与科学相结合。他指出:今天的哲学应当是我们“生活的调控器”和“行动的指南”,它掌握着方向盘,指挥我们的一切行动[5]。斯瓦米·兰伽纳塔南达在他的“综合的永恒达摩”学说中,反对传统吠檀多把人局限在神秘主义的直觉证悟中,主张人必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不断地调整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调整自己的心理和行动。他还提出,人类的理想就是要实现精神的统一和社会的和谐,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为此每个人都要付出努力,做出牺牲。他特别指出,国家公务员首先应当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而成为民众学习的榜样。无疑,这些新吠檀多学说已经充分显示出它们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功能。

  新吠檀多哲学代表着现代印度一种进步、革新的思想潮流,它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改革和发展。这种哲学在促进传印度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和世俗化的道路上已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预见,它还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新吠檀多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活跃在印度的社会舞台上,正在对印度人民的思想与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五、研究近现代吠檀多的现实意义

  今天,学习和研究印度近现代吠檀多哲学,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简言之,有如下几点:

  首先,有助于我们了解印度传统文化是如何向现代化转型的。

  印度和中国,同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都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和最悠久的文明。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既充满辉煌灿烂的成就,也带有某些沉重的包袱。特别是近代以后,由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成功,一些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地入侵亚洲,使古老的印度和中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两国传统文化也暴露出落后和衰败的一面。如何复兴自己的国家,如何振兴本民族的文化——这两个问题同样摆在中印两国人民的面前。振兴民族文化,就包含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问题,这个问题印度人是怎样解决的呢?一旦我们学习和研究了近现代吠檀多哲学,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个明确的了解。

  传统吠檀多哲学是印度最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亦是印度传统文化之精华,因此,传统吠檀多现代化转型的模式和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印度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模式和特点。吠檀多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特点在于,批判性地继承了古代吠檀多的优良传统,抛弃其阻碍社会进步的糟粕,大量摄取西方哲学中先进的方法和内容,并吸收人道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元素,把东西方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由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相似,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型与印度传统哲学的转型也有许多相近之处。因此,了解印度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是大有补益的。

  其次,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现代之印度

  新吠檀多哲学是印度近现代时代精神的结晶,它集中地体现了近现代印度人民的伟大心声和精神诉求。另外,在新吠檀多学者中,几乎容括了所有的、印度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宗教改革家,如罗姆·莫罕·罗易、斯瓦米·维韦卡南达、提拉克、甘地、泰戈尔、奥罗宾多、拉达克里希南等等。这些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无论是他们的新吠檀多学说,还是政治和社会学说,都反映出近现代印度人民的思想愿望,理想追求,以及印度社会的发展方向。从某种角度看,新吠檀多哲学史也可以说是印度近现代的思想发展史或社会发展史。因此,学习和研究新吠檀多思想,就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的深度,更进一步地了解现代印度的各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斗争、了解人民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了解现代印度社会和文化的状态和发展方向。总之,有益于我们对今日印度的深层了解。

  其三,促进中印人民的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

  印度是我们的伟大邻邦,中印两国自古以来就有友好交往的历史。尤其是公元前后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以后,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就更加密切。许多高僧大德、佛教学者,如我国高僧法显(5世纪)、玄奘(7世纪)、义净(7世纪)和印度高僧摄摩腾(1世纪)、鸠摩罗什(5世纪)、菩提达摩(6世纪)等都成了两国友好交往的使者,为双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印两国的交往大量减少。但是,双方独立以后,两国的传统友谊得以恢复,并日益增长。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印两国都成为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印度自1991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每年的GDP平均增长在6%以上,仅次于中国。

  近年来,中印关系日益改善,两国的经贸和文化交往逐渐增多。印度也已经成为中国人旅游的目的国。无论从经贸文化交往,还是从旅游观光的目的出发,我国民众都有一种强烈的了解印度、认识印度的愿望。一般百姓对印度有一种很强的神秘感,只知道它是佛教之国,不了解印度教与佛教的关系,更不了解印度教对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学习和研究印度教的主要意识形态——吠檀多哲学(它在印度社会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儒学),对我国民众了解印度、认识印度思想、增进中印人民的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是大有裨益的。

  (此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底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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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Bapate ed. Speeches and Wrritings of B. G. Tilak , Poona, 1926, p.333.

  [2] 、G·阿拉因编:《奥罗维尔——一个梦想的实现》,本地治里奥罗宾多修道院,1992年,第20页。

  [3] 、Swami Ranganathananda, Science and Religion, Calcuda,1978, p.5.

  [4] 、Swami Jnanananda , Darsanika Maha Pravachana , Ralanji, 1931, p.30.

  [5] 、A·G·Litman,Contemporary idian Philosophy,Moscow,1985,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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