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佛教·观察与研究：清代的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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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教·观察与研究：清代的藏传佛教

　　对藏传佛教，清代特别尊崇和扶植格鲁派。

　　十四世纪时，藏传佛教各派戒律废驰，教风败坏；上层僧侣享有特权，飞扬跋扈，生活放荡。这种状况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十五世纪初，宗喀巴(1357-1419)在西藏地区进行宗教改革，要求僧侣严守戒律，独身不娶；强化寺院组织和管理制度。改革得到封建领主和地方政权的支持。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召集了一个大规模的全西藏教徒祈愿法会。这次大会，奠定了他作为西藏教界领袖的地位。同年，宗喀巴在拉萨以东的达孜县兴建甘丹寺，标志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正式形成。除甘丹寺外，格鲁派后来又相继建立了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随着势力的扩大，格鲁派逐渐由西藏向其他地区传播，并作为藏传佛教的正统教派，一直延续至今。

　　由于格鲁派禁止僧侣聚妻生子，为了解决宗教首领的继承问题，采取了活佛转世相承的办法。

　　所谓“活佛”，是指在宗教修行方面取得较高成就、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活佛转世过程大致为：一位活佛逝世后，按照他生前提供的线索，或由寺院上层通过占卜、降神等仪式得出的线索，在指定的范围内寻找符合条件的婴孩即“灵童”，经过某种宗教仪式对灵童加以确认之后，他便在寺院中继承原活佛的宗教地位。

　　在宗喀巴的再传弟子根敦嘉措去世后，找来了年仅三岁的索南嘉措，作为转世灵童，成为格鲁派活佛。此后，格鲁派形成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转世制度也被格鲁派寺庙普遍采用，许多寺庙都有活佛。

　　“达赖喇嘛”，意思是“智慧深广犹如大海能包容一切的上师”。这一称号始于第三世达喇索南嘉措，前二世均属追认。明万历六年(1578)，索南嘉措应邀到青海会见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出于政治需要，两人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是在显、密两教方面都有最高成就的，学问如大海般的超凡入圣大师。清顺治九年(1625)，五世达赖赴北京朝觐，受清政府的优厚款待。翌年，他受清廷册封，取得藏传佛教各派总首领的称号，确立了达赖喇嘛系统在西藏的政教地位。

　　“班禅”，意思是“大学者”。以班禅作为历代转世活佛的称号，是从第四世班禅即扎什伦布寺主罗桑却吉坚赞开始的(前三世均属追认)。明崇祯十四年(1641)，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率军进藏，为了巩固他在西藏的统治，赠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称号。“博克多”，意为智勇双全。自此，原来西藏地区习惯上用于博学高僧的“班禅”称号，成了历代转世活佛的专有称号。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廷派员入藏，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立了班禅的地位。“额尔德尼”，意为“珍宝”。

　　达赖和班禅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形成后，他们代代相传，同为格鲁派教主。在清王朝的大力支持下，格鲁派成为西藏佛教的正统派和西藏地方执政的教派，并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央政府颁行“金瓶掣签”制度，即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的产生，须按宗教仪轨寻访若干候补灵童，在释迦牟尼像前经“金瓶掣签”认定，最后报请中央政府批准。从此以后，历代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均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算有效。这已成为历史惯例和定制。

　　十七世纪初期，藏传佛教已传至关外。清太宗(皇太极)开始与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罗桑嘉措)建立关系，互致问候。入关不久，顺治帝遣使去西藏问候达赖、班禅。达赖和班禅也派人到北京朝贺。顺治九年，达赖五世率班禅代表应请入京，清廷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有意让他成为藏、蒙两地佛教界的领袖。回藏后，达赖五世用从内地带回的金银，在前后藏新建格鲁派寺庙十三所。康熙继位后，继续遣使进藏看望达赖、班禅，带去贵重礼品。

　　1682年，五世达赖死后，据有天山南北的蒙古准格尔噶尔丹，与掌握西藏政权的巴桑结嘉措相勾结，东图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北攻漠北蒙古。1688年，漠北蒙古由哲布尊丹巴率喀尔喀部归清。此后，各世哲布尊丹巴均受清廷册封，成为统治外蒙古的主要支柱。康熙三十年(1691)，封章嘉喇嘛为“呼图克图”，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总管内蒙古佛教事务。

　　当西藏上层为争夺六世达赖职位而斗争不已的时候，康熙五十二年(1713)，遣使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树立另一领袖，以便分权统治。五十九年(1720)，派兵两路进藏，册封格桑嘉措为达赖六世。次年，废除第巴职位，设立四噶伦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雍正也十分重视藏传佛教，他在即位的第三年(1725)，将其前住的潜邸改为雍和宫，至乾隆九年(1744)，又立为藏传佛教寺庙，成为国都藏传佛教的中心。在雍正、乾隆年间，藏传佛教在内地相当流行，藏密经籍的翻译也有所开展。

　　清王朝对藏传佛教的支持，是它整个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入关之前，清统治者采用满、蒙联合的手段对付明王朝。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清帝室根据满、蒙、藏民族相似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力图用藏传佛教激发他们共同的思想感情，并通过喇嘛上层控制边疆地区，康熙曾说：“蒙古惑于喇嘛，罄其家赀，不知顾惜，此皆愚人偏信祸福之说，而不知其终无益也。”(《东华续录》康熙朝卷一三)他明知愚惑无益，却还是多方扶植，目的就在“除逆抚顺，绥众兴教”(《平定西藏碑文》，《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四)。乾隆统一新疆后，对厄鲁特蒙古同样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这叫做“绥靖荒服，柔怀远人”。乾隆在《御制喇嘛说》碑中，更明确地指出：“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曳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番僧也。”

　　在清室扶植下，藏传佛教在全国，特别是在蒙、藏和三北地区有相当大的发展。仅据藏地统计，乾隆二年(1737)，属达赖系统的寺庙为三千一百多所，喇嘛三十万二千多人，农奴十二万一千多户；属班禅系统的寺庙有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三千六百多人，农奴六千七百多户。总计寺庙(属格鲁派的)三千四百多所，喇嘛三十一万六千多人，所属农奴十二万八千多户。到光绪八年(1882)，格鲁派拥有大寺庙一千零二十六所，僧尼四十九万一千多人，加上其他派别的(包括部分甘、青、康藏族地区)寺庙二万五千余所，僧尼七十六万余人，据估计，僧尼约占当时藏族人口的二分之一。至此，藏传佛教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按照格鲁派戒律，僧尼不得婚嫁；喇嘛一般不事生产，特别是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藏族地区人口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无疑是极其严重的威胁，也危害了整个民族的发展。在蒙古地区，情况大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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