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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禅对禅宗时弊的矫正

       

发布时间:2010年09月01日
来源:不详   作者:马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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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山禅对禅宗时弊的矫正

  [案]此文虽是旧作,然读来仍觉意犹未尽。以古观今,感慨良多。元贤大师之语仍有其现实意义。

  明代以来佛教各大宗派都有依附权要的风气,他们的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来源和显赫的世俗地位,也有的忙于赴忏、做法事,把佛教的修行完全的世俗化、职业化,有感于时代风气之不正,“鼓山禅”自创始人元贤以来就继承寿昌之风,力行朴实禅风。

  首先,“鼓山禅”僧力行耕作,“为僧直要骨如钢”[1],注重僧人操履,反对依附官吏,有百丈、寿昌遗风。

  元贤曾“移居建安东溪荷山凡八载,火种刀耕栈绝人世,至五十六岁因谒闻谷大师于宝善,一见契投力劝出世。”[2]元贤的家风深受老师慧经影响。[3] 元贤认为,禅人应先具正法眼,门庭施设不是最重要的:“有一居士,劝师营精舍。师曰:‘日食一升,夜眠七尺,过劳信施何为?’士曰:‘建置精蓝,先佛遗制;接引来机,菩萨悲愿,何必过为高尚,而成自利之局哉?’曰:‘古人道充德立,方堪垂手。愚钝如贤,而急于接人,有自点耳。况今天下所少者,非精蓝也。为名之囮,为利之罥,润后学之贪,夷前修之化,莫此为甚。吾所以疾驰而不敢一顾者,非违前佛之制,废百丈之规,盖欲以不接接之也。”[4]

  除此之外,元贤认为,作为“人天师范”的僧人,必须注重自己的操履,不可以贪图禄位,不可以贡高我慢:“有等禅人,言在飞龙之前,行在跛鳖之后,却谓我宗门下,只重见地,不重操履。不知青原下谓之功勋,如臣事君、如子事父,岂敢违背。” “贡高我慢者,总犹我执情深,故横起斯病,为大道之重障。今日学者专尚此习,谓之硬竫,谓之孤峻,及至遇著一点利害,则柔如绕指,全无主宰,此孔子所谓色厉内荏,乃穿窬之小人也。不知古人全不如此。”[5] 元贤抚今思昔,对僧德的每况益下深感忧虑,并把僧人地位的下降归因于僧人自身品格的下滑。[6]

  其次,与讲究真参之精神相应,元贤明确反对执溺于“闭关”、“拜忏作疏”等法事活动。

  时人多有闭关陋习,莲池大师也多次曾谈到闭关的事例:“吴泗洲寺僧性空,弃应院,闭关尧封山。尝寄予所发誓愿,及禀告十方等语。予嘉叹希有,俄而魔著,遂癫狂以死,予甚悼焉。揆其由,盖由乍起信心,有信无慧故也。古人心地未通,不远千里,参师访道,出一丛林,入一保社,乃至穷游遍历,曾不休息。得意之后,方于水边林下,长养圣胎耳,何得才离火宅,便入死关,有过不知,有疑莫辨,求升而反堕,又奚怪其然哉。颇有初心学人,结茅深山,孤孑独居,自谓高致,虽未必魔癫,而亦顿失利益不少,明者试一思之。”[7]

  元贤反对闭关,极力要求弟子多外出访学参道,在山水跋涉、人世艰辛中悟得真理。[8]他叙述古时祖师的作风说:“余闻,古之学道者,博参远访,陆沉贱役,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百苦无不备尝,并未有晏坐一室,闭关守寂,以为学道者也。”他认为,入明以来才有所谓闭关学道的事[9],这样的闭关,有很多弊端,他认为,倘若真要借助闭关来悟道,那么就应该“具真实心,发决定志”,不可以流于形式。[10]元贤、道霈皆是遍参诸方。道霈曾经遍参江浙名师,对其影响较大者有临济密云圆悟诸师。道霈一再称扬“遍参诸师”的重要性。[11]

  元贤曾立规约:涌泉寺僧众中,如有“出外赴经忏者,出院(赶出寺院)”。[12]当然,对于拜忏、祈雨等法事活动,元贤也不是说一概否定。他自己就是祈雨的高僧。[13]元贤曾说:“予昔在众日每任是职,苦于无旧可因,故率多杜撰应酬,积之既久不觉成帙。”他所说的“职”,就是担当法事活动的主持者,后来他还把为做各种法事而写的疏文之类编成《禅林疏语》一书,内立五门:一、 典门;二、修因门;三、弥灾门;四、酬恩门;五、荐悼门。其自序云:“禅林之有疏语,非佛制也,亦非祖制也,但此土有僧以来,引群生以归佛海,其间表事陈情则必有藉于疏,故疏之为用其来已久。”[14]看来,他只是把这些都看做是“引群生以归佛海”的一种“方便”,因为忏可以集中体现佛教的“重礼”、“鬼神(因果报应)”、“孝道”、“国家”等观念。[1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道霈时期对于忏法更加的借重,失去了矫正时风的风格[16](这也与道霈对天台学的重视有关,道霈自称智者大师的私淑弟子[17])。他对于民间流行的善书与感应之类言说也十分推崇,曾作《重刻金刚经感应记序》、《太上感应篇引经注图序》等,对《太上感应篇》称赞倍至。[18] 道霈的积极融入民间社会,自有其利弊。福建自古以来就是“好巫尚鬼”之地,福建民间信仰繁盛,对佛教的世俗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鼓山佛教的世俗化是为拓展其生存空间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世俗化无疑使得佛教信仰能够有机会深入到广阔的的民间社会之中,争取更广大的民间信众。但一味的迎合,也降低了鼓山佛教自身的品格,使之成为荐亡求福的“鬼神之教”,离佛陀教法越来越远。

  最后是慎选法嗣,绝不轻易“付法” 。

  藕益大师在《灵峰宗论》卷五《法派称呼辩》里曾提到明代禅门中乱付法,急于求嗣,甚至以名利相诱的虚伪作风:“惟其道无足传,法无足授,不知戒律之当尊,不知绍继之正务,为师者,但贪眷属;为徒者,专附势利,遂以虚名相羁系,师资实义扫地矣,岂不痛哉!”[19]

  倘就参学弟子而言,元贤可谓桃李满天下,但得其付法者,惟道霈一人而已,晚年方定其为法嗣,其付法谒中云“曾在寿昌桥上过,岂随流俗漫生枝。一发欲存千圣脉,此心能有几人知。”表达的就是不随流俗,为圣教培养真正的继承者的意愿。元贤此种家风,与慧经、无异一脉相承。[20]

  道霈则积极维护宗门传法的一致性。维持法脉传承的纯一,可以说是一种“孝道观”在禅门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体现了弟子对师门应尽的责任,所以付法者应当慎重,而承法者也要自知,师徒都不可以贪于名利:“今之禅和子,稍伶俐者,少年便为无眼长老鼓惑,付以衣拂,彼亦自以为得意,又转以惑人,如此之辈,遍于闾巷。”[21]道霈还举了因为嗣法不原所自而遭报应的死心颀禅师为例。[22]

  元贤所处的时代,禅宗乃至佛教都已经衰微,元贤“救禅补儒”,在禅风与理论方面的积极贡献,于曹洞一宗可谓功勋卓著,“盖知当今之世,少林一线之脉,不至坠地者,惟老人(元贤)是赖耳!”[23]基于元贤的巨大贡献,后人尊他为“中兴曹洞宗宗匠”,鼓山涌泉寺也因其重新成为东南一大法窟,再现辉煌气象。尽管其继承者道霈之禅学谈不上什么突出的创造,很多只是对以往禅宗理论再强调或辩正而已,但如论者所言,相对于时人,其禅学尚足称“上乘”,他也为曹洞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继元贤之后复兴曹洞的又一功臣,而鼓山涌泉寺也于此时达到了其最兴盛之局面,真可谓:“‘慧元’道大兴,法界一鼎新”,深深影响着后代禅师。

  马海燕《鼓山禅研究》(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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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永觉和尚广录"示契宗上人》。

  [2]道霈:《(元贤)塔志》,《为霖道霈禅师秉拂语录》。

  [3]他记恩师的作为时感慨道:“先师粗衣粝食,躬秉耒耜,年至七十,未尝暂辍。时岁大饥,磨麦为羹,率众开田,其田今呼为吗麦羹丘。盖百丈之后,一人而已。今吾辈直草不踏,横草不拈,安坐享用。每思及此,便觉藏身无地,况敢恣意放逸,陷铁围百刑之痛哉。”(元贤:《续寱言》)。

  [4]元贤:《续寱言》。

  [5]元贤:《续寱言》。

  [6]“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然安秀诸师宫中供养,皆待以师礼,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自称则曰贫道。至宋绝无此事,然犹有上殿赐坐,入宫升座等事。至近代并此亦无之,僧得见天子者绝少,惟洪武间尚有数人,然止于奉和圣制,及差使外国,且有强畜发而官之者,且有和诗,用一殊字,而被杀者,待僧之礼,果安在乎?盖以僧德历代而递衰,故待僧之礼,亦历代而递降,此势之不得不然也,自此以往,愈趋愈下,法门消灭,跬步可待,岂胜痛哉。”(元贤:《续寱言》)。

  [7]莲池:《竹窗随笔》,“僧性空”条。

  [8]莲池大师就是力行行脚的榜样,他曾言:“予单丁行脚时,忍饥渴,冲寒暑,备历诸苦。今幸得把茆盖头,虽不识修行,而识惭愧。云水乍到,供事唯勤,己身受用,不敢过分。盖谓曾为浪子偏怜客,穷汉起家惜土如金也。今乍入缁门,便住现成庵院,事事如意,喻似富家儿不谙民间疾苦,纵才智兼人,无赖参访,而闭门自大,习成我慢,增长无明,亦所失多矣。” (《竹窗随笔·行脚》)

  [9]当时禅林盛行闭关之风。所谓的闭关也称“掩关”,指在一定时期内,守于一室,专事坐禅习定。如临济密云圆悟在受戒次年就遵从其师幻有正传的教导,“掩关本山,以千日为期。”参见吴立民等,《禅宗宗派源流》第528页。

  [10]“夫闭关学道,其最初一念,乃是厌动趋寂者也,只此一念,便为入道之障,况关中既不受知识钳锤,又无师友策励,痴痴守著一句话头,如抱枯桩相似,日久月深,志渐靡力渐疲,话头无味,疑情不起,忽然转生第二念了也。甚至身坐一室,百念纷飞者有之,又何贵于关哉?”(《永觉和尚广录"法语上"示某上人闭关》)。

  [11]“汾阳历参七十余员知识,尽得诸宗家法,故一一颂出,使知曹溪之后,生机一路,日出日新,必英灵出格之士,始能一以贯之,若夫小根劣器,步步区区,各师其师,各宗其宗者,可得同日而语哉。”(道霈:《圣箭堂述古"汾阳昭禅师》);他评论云门匡真禅师说:“云门平生,气宇如王,说法如云如雨,而垂死辞世之言,乃特叙其参访履历之功,曰忘餐侍问,立雪求知,困风霜于十七年间,涉南北于数千里外,始见心猿罢跳、意马休驰。呜呼!今日学者,未具一知半解,而辄自谓千了万当,堕增上慢者,亦可以思矣。”(道霈:《圣箭堂述古"云门匡真禅师》)

  [12]《丛林祝白清规科仪》第65页。

  [13]据说崇祯十六年(1643)夏,元贤在南平宝善寺的时候,值大旱三月,草木如焚,人心惶惧,有司遍叩灵祠俱不应。有当地官员孙某派人到宝善求其祈雨。元贤上堂说法,下座,即时雨若盆倾。这样的传说在元贤传记中常可以见到。

  [14]《禅林疏语》

  [15]参见圣凯:《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9月,第386-406页。

  [16]但必须指出的是,道霈时期还是遵循元贤的寺规。见《丛林祝白清规科仪》第65页。

  [17]道霈:《法华文句纂要》,台湾影印本,福建省佛教协会视听图书馆藏。

  [18]“感应篇开章云:‘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后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二语皆如来金口亲宣也者,惑者讳涉浮图不敢道及,不知太上早已辨之为一篇纲领,世出世间诫劝之理,宁复外是。宜乎太上用之不疑,而天下古今传诵之不衰也。”(道霈:《旅泊庵稿》)

  [19]转引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81页。

  [20]“博山来禅师,谓余集生曰:‘宗门中事,贵在心髓相符,不在门庭相绍。若实得其人,则见知闻知,先后一揆,绝而非绝;若不得其人,则乳添水而味薄,乌三写而成马,存岂真存?故我意宁不得人,勿授非器。不得人者,嗣虽绝而道真,自无伤于大法。授非器者,嗣虽存而道伪,反自破其先宗。有智之士,当知所择,愚按博山之言若此,可谓真实为大法者也。今其嗣虽少,而世犹仰之,如麟如凤。视近日之妄授非人,反辱先宗者,又奚啻霄壤哉?”(元贤:《续寱言》)

  [21]道霈:《为霖禅师云山法会录》

  [22]“死心颀禅师,秦之龙城人,初得法于天圣秦和尚,晚依黄龙南禅师。南见其所得谛当,甚厚遇之,令住全之兴国开堂,遂为南之嗣。至夜梦神告曰:‘师遇恶疾,即是缘尽。’言毕而隐,阅十三白,果患大风。……颀一日谓慈曰:‘吾之所得,实在天圣和尚。晚见黄龙,道行兼重,心所敬慕,故为嗣之。岂谓半生感此恶疾,今幸偿足。……’(道霈)评曰:嗣法不原所自,而得不美之报者,宋世多矣,未见现招恶疾若颀,如此其烈者。”(道霈:《圣箭堂述古"死心颀禅师》)

  [23]道霈:《最后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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