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学校正静悄悄地走向集体消亡

篮球带给小河初中的学生无比的快乐。这所位于大山深处的学校，汶川大地震后，教学楼成了危房，新楼正在建设之中，孩子们眼下只能在操场旁的简陋瓦房中上课。这所有10个教学班的乡村学校，面临许多城市学校无法想象的具体困难。

曾经的水塘村校，而今已部分垮塌，杂草侵占了操场。村庄日渐萧瑟沦落，已很少有人走过那条出山的主干道。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而今已长大成人，绝大多数在外打工，或者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又一所村校消失

曾经的高治乡水塘村村校的操场上，高过膝盖的枯草在风中猎猎招摇，教室墙壁已经垮掉一半，暴露在外的檩子向天空刺出让人心惊的角度，这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朗朗书声，只有乌鸦和斑鸠在附近树林里啼叫。

记者亲眼见证过水塘村村校的兴旺和衰亡。重庆市奉节县竹元镇水塘村是记者的故乡，28年前，记者念小学时，每天都经过水塘村校，当时，很羡慕在此读书的同龄孩子，不用在冬天踏着厚厚的积雪，翻越高高的山脊，才能到达山脚下的中心校 ——高治小学，不会在鞋里的积雪融化后，脚冻得钻心地疼痛；不用在上学路上看见长长的毒蛇时，魂飞魄散地绕道疯跑；也不会在别人都已完成作业时，自己还行走在回家的山路上。

当年，每次开学时，记者就会发现村校的学生少掉一批，等记者上了初中，水塘村校终于人去楼空，再也没有一名学生了，被整体并入高治小学。

17年前，记者到高治任教，时常路过这里，尽管学生没有了，但依稀看得出学校的模样。

而今，12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记者发现，此间发生的撤乡并镇让高治乡被撤消，水塘村已改名高治村，水塘村校则走上了垮塌结局，乡亲们对此并不震惊——空了多年、失去用处的房子，不垮又有什么用？

就在这12年里，附近的村校静悄悄地走向了集体消亡：当年的高治乡辖区内共有8所村校，而今，只剩下两所仍然在悲凉而顽强地坚守。两校总计不到60名学生，留守者中主要是刚刚入行的代课教师。就连曾经一至六年级设置完备、有200多名孩子的柏树村校也没有摆脱消亡宿命，只剩下幼儿园。

16年前，记者曾造访前双店乡中心小学，因为乡政府搬迁而成为大型村校，其实力和规模与乡村中心小学不相上下，却也未能避免消亡命运。去年秋季，偌大的校园只留下最后3名学生，勉力坚持一学期后，今年春季开学时，悄无声息地结束自己曾经红红火火的历史。

空心村在增多：生源流失和村校衰退互为因果

村校的命运，与农村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密切相连。

12年前，记者所在的水塘村3组有75名常住人口,而今已更名为高治村25组，只剩16人常年在此生活；当年的20户人家每天都会飘出炊烟，而今，有12户常年上锁。

记者是故乡第一批离开的人，而今，除了3名留守儿童，与记者同龄或更小的乡亲已全部离开故乡，多数带着孩子常年在外打工。

海拔1497米的轿顶山附近的重重山峦，而今已成为一个个空心村，失去生源的村校逐渐式微，显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让下一代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摆脱在贫瘠山区终身务农的命运，为此，他们宁愿承受代价：干最累最脏的活，生活在他乡的最底层……

就这样，一方面，孩子的减少让村校的生存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孩子的离开，又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看，村校的危机是它自己造成的。

日积月累中，村校渐渐从山乡淡出，当年给村校带来强势压力的中心小学，而今，强烈感受到辖区内生源不断涌向镇上、县里甚至重庆主城学校所带来的生存危机。

尽管“接管”了当年村校的“势力范围”，高治小学的学生数并未因为招生半径的扩大而增加，基本维持过去的水平。

乡村抵制学校减少的质朴表达

就在乡村小学逐渐萎缩的同时，城镇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在奉节县，奉节师范附属小学现在校学生超过6000人，辽宁小学学生接近5000人。在上个世纪里，这种规模的小学，在当地是难以想象的。

城市学校越来越强势，乡村学校越来越弱势，愈来愈强的马太效应汇成的历史洪流汹涌向前，乡村学校难以抗拒。

生源不断流失，注定乡村学校总体上必然萎缩，但是，对于那些家庭难以承受去镇上、县城读书经济负担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乡村学校——每消亡一所乡村学校，就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孩子上学更为不便，增加花在上学路途的时间，与此相对应的安全隐患也越来越突出。

在高治，村民对学校日益减少的不安终于集中爆发了，演变出一场“护校行动”。

竹元镇有竹元中学、高治中学和青莲中学3所中学。青莲中学偏居一隅，位于镇上的竹元中学相对强势，顺风顺水地发展为拥有2700名学生的大学校，居于其中的高治中学则在沉浮波折中极为艰难地前进，近年来，领导和教师齐心协力，办学质量稳步上升，学生数量由低谷时的200余名增长到高峰时的近千人。去年，该校在家长们最为看重的升学率——通过考试获得的重点高中“竞争性指标”——达到 10∶1，而全县的平均水平在20∶1左右。

就在村民评价“高治中学在走上坡路，越爬越高”的时候，2004年，有关方面基于高治中学污染县城重要生活水源等原因，决定搬迁高治中学。

去年，有关方面决定，将高治中学合并入竹元中学，就在两天前已开会确定合并事宜，正在核算资产时，消息传出，闻讯赶来的家长焦急而愤怒地锁上了高治中学的大门，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前往声援这场“护校行动”。在随后的面对面协商时，家长们表达了保留这所中学的强烈愿望，甚至当着领导的面，给深得学生和家长推崇的年轻校长徐清云宣布了“无期徒刑”：不许调动。

突如其来的“护校行动”让一条腿踏上终结命运的高治中学得以存续。当时，迫于压力，两校合并很快中断，高治中学得以继续单独招生。

据悉，这种格局并不会维持多久，在操盘手的新思路中，高治中学仍很可能走向消亡，酝酿中的方案将包含折衷方案，以兼顾希望就近求学的学生的利益。

这次事件，传达出了乡村农民对于农村学校布局的热切关心。

固然，很长一段时间，“城镇学校挤破头、乡村学校无人读”的分化现象仍将普遍存在，有经济实力的农民倾向于让孩子到城镇入学，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在乡村保存相当数量的学校，让孩子能就近入学，避免早上上学和晚上回家“两头黑”，并让学校之间维持竞争的态势。

“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学校不该一味求大！领导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政绩出发！”一位村民向记者提出自己的见解：那些“巨无霸”式的中小学往往存在硬件难以支撑、班额过大的问题，后勤管理也难以跟上，“一校独大”的局面还给农民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额外负担。

没有风琴或录音机 乡村中学的发展困境

很难想象，被乡亲力保的高治中学，居然连一架风琴都没有。学校的实验室，已成为无法使用的危房，学生对神奇的化学反应的理解，局限于书本的记载和教师尽可能绘声绘色的描述。

学校的年轻教师，只有1000元左右的月收入，连读书时欠下的债都难还清。他们必须精打细算，在现在的生活品质和未来生活计划中找到最精确的平衡。

这里的教师如果身体不够健康、家里出点意外，连在县城甚至镇上买套安身立命房子的决心都不敢下。

贫困和闭塞，让年轻教师比赛似的先后远走高飞，考研、转行或者调动。

类似情形，在乡村学校普遍存在。

从校舍看上去，巫溪县文峰镇马坪中学属于中等水平的乡村学校，其试验仪器，加起来价值一万元，这远不及多数都市学校的零头。

该校现在甚至没有一台录音机，曾经有过的录音机坏得不能使了。购置新的？一台不够用，多了买不起。

学校的一处栏杆锈蚀了，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但一万元左右的费用，让学校放弃了维修的奢望。

学校近60名教职工，却只有一栋能容35户的教师宿舍楼，资历不足以进入这栋宿舍的年轻教师，只得在农户家租房住，学校每月给20元／人的补助。

那栋众人艳羡的教师宿舍楼，也仅有几套一居室，其余的全是16平方米大小的单间，整栋楼只有底楼一个由单间改造成的公共厕所。

在巫溪县中岗乡小河初中，教师宿舍被汶川大地震震成危房，46名教职工中，在办公楼里腾房住了6人，学校在外租了9套房，住着几十个家庭。

每间面积为23平方米的学生宿舍，住了24名学生。相当于城市里1个孩子的卧室，住了8人。空间的利用被发挥到极致，必须睡上下铺，过道窄到不能更窄。

学校距离县城120公里，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平时单边车费40或50元。而今，因为修路要绕道，需要花大半天才能到达，往返车费涨到140元——相当于教师平均月收入的约1／10。

几年前，一名新来的大学生历尽折磨到达学校，到学校和周边一转悠，心灰意冷，决意直接拎包回家，刚升任校长的陈帮界赶紧做工作，对方才留了下来。

一名特岗教师在此和同事结婚，父母前来探望，几名单身教师挤出一间房来，编出“每个教师都有房住”的善意谎言。

这种情形，在西部农村地区的学校并不罕见。

近年来，重庆教育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晴天阳光穿过，雨天戴着斗笠上课，课桌三只脚，石头当凳坐，随时东榷西榷（注：方言，意为张望），免得瓦片打脑壳……”记者读中小学时流传的这段顺口溜早已成为历史。

重庆在全国率先偿还“普九”历史欠债、一举解决近万名农村代课教师问题、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为农村中小学教师发放津补贴、全部消除中小学库存的D级危房、大手笔地提高生均公用经费和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水平，解决了很多教育的老大难问题。但城乡学校之间依然存在的客观差距表明，消除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实现教育的相对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师收入低，管理者缺乏用经济杠杆调动工作积极性的手段，好教师竭力跳槽、好苗子轻易被挖、教师工作难安心、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的尴尬局面成为难以破解的现实课题。

乡村学校的撤并应与标准化寄宿制建设同步

乡村学校大量撤并，致使山区的中小学学生上学可能要到五六十里外的地方，车费、住宿费、伙食费，盘算下来，成为农民很大的一项负担。如何控制以“撤点并校”为主要特征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力度，在这项改革已推进多年以后，再度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

高治的“护校行动”参与者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让学校和孩子一起进入城镇是不是解决乡村教育难题的唯一出路？

不少受访者表示，农村保留一定数量的学校是完全必要的，解决乡村教育难题，不能仅仅简单地一刀切掉乡村学校，关键在于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与薄弱乡村学校治理同步推进。“只有解决了乡村学校发展问题，乡村的学校布局才有实质意义。”

一旦二者脱节，乡村学校的集体沦落将不可阻挡，农村孩子上学难、上学费用攀升、青少年独自求学导致生活和心理问题、学生辍学、城乡教育差距拉得更大、废校利用难、乡村教育资源被闲置浪费与城市教育资源不堪重负的矛盾加剧等“副产品”也将逐步显现出来。

此外，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导致许多孩子不得不远离父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脱节，将对农村孩子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

“乡村学校和城镇学校的竞争有如一场考试，对差生的表现不应一棍子打死，要具体分析各种主客观原因，看能否找到提高的办法，如果以败者出局作为学校布局的基本游戏规则，乡村孩子未必受益。”他们说。

采访中，决策者的眼睛要往下看、认真关注乡村教育的现状和未来、保留乡村学校的必要数量、不要让乡村学校的软硬件被城市学校拉得太大、切实促进教育公平，是记者听到的最普遍的呼声。

乡村学校的布局结构直接决定了各学校的服务半径，而确定学校的服务半径必须兼顾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等因素，其中，教育中长期发展需求应是一个重要指标。

一旦城乡学校的剪刀差得以有效消减，乡村学校生源大量外流的现象就会缓解，乡村的 “教育中长期发展需求”就会显现出来——这是“护校行动”中的高治中学所昭显出的事实。但那些前进中的乡村学校的未来走向，将受制于它的办学条件，从这个层面上看，乡村学校布局还与统筹城乡教育、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紧密联系，它是教育公平大命题的一部分。

设备、师资和经费，是人们为统筹城乡教育给出的建议的关键词。

记者采访了4个库区县的10多所乡村中学，受访者一致表示，以城市学校的现状推论乡村学校是不切实际的，希望决策者能正视“乡村学校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设备都并不充裕”的事实，不要只记得投入重金打造“重点学校”、“品牌学校”，还要对乡村学校的发展给予倾斜。

“师资问题是解决乡村学校发展的症结所在，要拿出行之有效的举措解决，不能只在会上强调，却不具体落实，”他们建议，切实控制乡村学校教师流动的“流向”、“流速”和“流量”；实施教师定期交换制度，推动城乡教师双向流动；保持职称指标在城乡教师中的比例基本持平，乡村学校教师跳槽后，原学校应相应补充职称指标，以保护教师不断在业务上进步的积极性；现在的教师培训水分过多，形式主义严重，应从经费和制度上，保证教师能得到有效培训；适当提高农村学校教师的待遇、设置贫困边远地区教师岗位补贴……

他们说，一费制等措施实行后，学校费用捉襟见肘，管理层缺乏用经济手段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的渠道。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窘境，已成为一个体制性问题，需要着力破解。

标准化和寄宿制，则被认为是现阶段扶持乡村学校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抓手。

如今的城乡学校竞争，被乡村教师比喻为大象和蚂蚁的搏斗，“标准化学校的建设，意义在于让乡村学校不至于在竞争起点上就输得太远。”

他们说，推进标准化建设，要尊重乡村学校的发展实际，“打个比方吧，给每个学校配备一套价值万元的高档音响设备，这当然很好，但如果可以选择，还不如给每个班配备一台录音机，让孩子们跟着磁带读读英语单词。体育设施、文化设施、（物）理化（学）生（物）实验设备的建设也是一样。不要好高骛远，不求高档，但求实用，实现最大教育效益。”

建设寄宿制学校，则被认为是应对学校减少、很多孩子离校远问题的现实选择，能解决农村学生上学的安全隐患，保证学生有充裕的在校学习时间，同时能保证正常的生活和作息。

眼下，乡村学校在学生宿舍、学生用床等硬件投入方面，与客观需要相比，都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开水房、浴室和食堂方面的建设需求更为急切，“如果食堂太小，厨师只能把饭菜抬到操场上，孩子们排队打饭，到宿舍吃，一下雨，就很成问题，弄不好可能酿成集体卫生事故。”

另一个问题是，寄宿制学校需要加强文化体育设施配备，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现在的很多孩子放学以后不知道干什么，素质教育也很容易流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