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法相宗学说的古为今用

　　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法相宗学说的古为今用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亦名慈恩宗。此宗创建，发于唐三藏法师玄奘，

　　完成于其四神足弟子之首的窥基。法相宗以一经二论（《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为创宗经典，主张“八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从阐述法相入手，推证“唯识真性”的存在。还有“唯识三大部”（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弟子慧诏《成唯识论了义灯》，再传弟子智周《成唯识论演秘钞》）也是本宗的基本经典。

　　万法唯识，这是法相宗最基本的观点之一。他们认为，五彩纷呈的世界都是由人的主观内识而实现的，世间的各种现象虚妄分别，都是人们执著于名词概念而受遮蔽的结果，这就是事物的“遍计所执性”。换言之，就是客观世界是虚空妄有的，可是世间万物千差万别，又不可能否认，于是进一步又说万物由缘（互为条件）而生起，并非“实有”，只是假有，这就是“依他起性”；这种推论事物假有的主观意识，也就自然破除了被名词概念所蔽的万物实有性，这样才能最后显露出“真如”的实有，得到圆满的认识，这就是“圆成实性”。前二性是说万物是妄有的、假有的，后一性是说“真如”是实有的。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这是法相宗人的认识论。显然这三性都离不开“识”。识有八种，而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八识”之首，是具有变现万物功能的最重要的“内识”，因此又被称为“种子”，而且是最圆满的“无漏种子”。此外，还编织了“五位百法”烦琐的方法论；提出了“五种性”的佛性论，主张“五种性”中，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佛，这和南北朝以来佛教界早已倡导的“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理论相违。还将佛教逻辑学（因明）传到中国。但由于法相宗基本照搬印度的唯识教义，不能适应“贞观盛世”的社会要求，因此在唐代兴盛了数十年而已，不久即衰。但是它的精深思辨和缜密的思维方式却显示了很高的水平，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的理论水平。虽然后来有人指责这是典型的经院哲学，然而却不能否认它的成就。

　　法相宗创宗不久，唯识之学便远播日本、朝鲜。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沙门道昭等随使入唐，遂为玄奘弟子，并得到奘师亲传，后携新译经论回国，为日本国弘传慈恩学说之始。后日憎智通、智达入唐留学，受学于玄奘门下，业成回国，为日本法相宗二传。又长安三年，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相偕入唐，从智周门下，返国后大弘法相宗义，为第三传。以上称元兴寺传或南寺传。开元四年，智凤再传弟子玄防入唐，仍从智周修习慈恩宗义，在唐留学19年后返国，大弘所学，为第四传，又称兴福寺传或北寺传。

　　玄奘门下的新罗沙门，人材荟萃，有神、圆测、道证、顺景、道伦、

　　太贤等人，后学成归国，取得较大成就者有道证、顺景、道伦。

　　法相宗的学说虽然在中国大地盛行一时，不久即寂，但是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步入近代，以思辨为特点的唯识学说再次受到了人们关注。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欧阳竟无、杨仁山、熊十力等人都对法相宗的学说给予了新的解释。谭嗣同以法相宗的学说作为经世佛学，认为唯识思想可以正人心，通思想，舍身救世，勇猛无加。梁启超认为唯识的“境由心造”，“万法唯识”的认识论，构成了东方人生哲学的“尽性主义”，以心力征服世界为特征。章太炎则认为由识所造的思想，可以增进国民道德素质，建立“无神宗教”，批判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本世纪在中国还出现了专门研究法相宗的二个学术团体，它们是南京以欧阳竟无为首的支那内学院，以韩清净为首的北京三时学会，时称“南欧北韩”。而著名哲学家熊十力以唯识学说为本位，杂揉儒、道二家思想，创建了“新唯识”学说，至今仍有影响。以上种种情况说明，法相宗的思辨学说在东方哲学中有其独特地位，并可以与西方哲学相抗衡，例如谭嗣同、章太炎等就认为唯识学比康德的理念学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