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马祖道一与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海峡两岸马祖道一与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江西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 郑晓江
　　南城县教育局中学高级教师 罗伽禄
　　禅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影响十分深广。马祖道一是中国禅宗“南天八祖”，广建丛林于江西，创立“洪州宗”，法脉衍于中华，流布海内外。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探讨禅宗与江西的历史渊源和禅宗的现实意义，2004年11月2日至5日，在江西靖安宝峰禅寺召开了“海峡两岸马祖道一与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江西省佛教协会、宜春禅宗文化研究会主办，靖安县人民政府、江西佛学院、靖安宝峰禅寺承办。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南京金陵刻经处、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韩国东国大学、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台湾国立联合大学、台湾中台禅寺、台湾佛光禅净法堂、福建佛学院、湖南省佛教协会、成都文殊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法师共五十余人，大会收到论文三十余篇。会议就马祖道一的禅学思想、洪州禅法的源流、马祖道一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禅宗文化的理论、禅宗主要人物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地探讨。
　　一、关于马祖道一的禅学思想
　　马祖道一的禅学思想是本次会议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专家学者、大德高僧从多个方面对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泽亮对《马祖语录》进行了疏释，认为：《马祖语录》是洪州宗的重要典据，在中国禅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平常心是道”的思想随着南禅的生活化运动而日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不仅在当时的禅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禅学思想史上据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马祖以“平常心是道”、“即心是佛”独标洪州宗风。在教学方式上，洪州宗一再强调“为病不同，药亦不同”的原则，反对一切繁杂的宗教仪式，采取更为灵动的手段，如隐语、暗示、象征，乃至喝、打、踢等。对后世五家禅以至整个禅宗史的发展，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洪州宗主张“起心动念、扬眉瞬目”都是佛性的显现，与北宗禅的“日常分别动作皆虚幻”，以及牛头禅的“一切皆如梦、本来无事，，的宗风迥然有别。
　　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陈坚认为道一提出的“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标志着“心”的佛教在中国的最终成熟。他说：中国佛教的基本范式乃是“心”的佛教，这“心，，的佛教乃是释迦牟尼佛教在中国的变式，中国佛教就是“心，，的佛教；慧思在中国开创了“心”的佛教的先例。其后，中国佛教界在“心，，的佛教的探索上真正是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从而发展出“心”的佛教的不同形态，智顗的天台“止观，，和慧能的“南宗禅”是其中较为著名的“心”的佛教的形态，但这两者还不是最成熟的形态。“心”的佛教最成熟的形态乃是马祖道一开出来的。马祖道一承传慧能法脉，将慧能的“自性心”诠释成“平常心”，并提出了“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新理念，从而将“心，，的佛教发展到了顶点，马祖道一以“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为根本理念的“心”的佛教符契于大乘空宗的终极原理，符契于中国文化，并能大播于中国佛教界，正是借此三大特征，马祖道一所开创的“心”的佛教乃是中国“心”的佛教的最成熟形态。
　　浙江工商大学博士邱环对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思想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他认为：对于“即心即佛”的“心”的解释上，马祖总结和发展了慧能以来对心的看法，并有自身独到的见解。马祖的“即心即佛”思想即是对前人特别是慧能南宗禅的总结，同时着重具体化和发展了慧能的“于念而无念”的思想。特别是对于众生之“心”的见解上，不再像以前的禅者那样说的比较空泛，而是在遵循“心为万法之源”、“心是人道根本”的基础上，更为具体地论述了“心的活动为佛性的妙用”的观点，强调了众生的全部心灵活动、寻常日用都是真实，从而更加趋向于从用中人体(由生灭门顿人真如门)的修行路线。他的这一极发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在禅的思想理论和修行方法上强调了众生自身的内在自觉性，并以日常生活的一切身心活动作为悟道的机缘，从而为后来五家禅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江西宜春学院教授毛忠贤认为：道一禅学思想一是完成了禅宗哲学本体论由般若唯识派的“心有法空”，向《大乘起信论》及华严宗的“心物同一”论的转化，为禅宗南宗确立了佛性观，使慧能及其以前的“缘起性空”、“唯识无境”论，一变而为体用皆如、心物同真的理事圆融论。二是在上述世界观的指导下，道一创造了“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的禅法体系。“即心即佛”是指“性在作用”，从灵知本觉上观心性所在；“非心非佛”是破执用为性，指出事并非就是心，心也并不等于佛，心佛无形；“平常心是道”则是将“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合二为一，指出禅修的最高境界是体认道的实相，但实相无相，只是一种心的境界。禅者的最高心境是“平常”。“平”即平等视物，不执差别，万法皆如；“常”即真如永恒，不生不灭，没有变异。心能人“平常”境即是“全心是佛”，“全佛是人”的道心。具道心者即是佛。马祖道一的上述禅学体系的人文精神，是肯定了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永恒性、真理性，它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真粹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的尚实尚真精神相契，所以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湖南省佛教协会的法通认为：马祖禅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成为宋明心性之学的重要资源，亦为当代新儒家所珍视。其举动施为、语默啼笑中，充满高峰体悟的创意。其不假外求的方式，截断众流的爆发力，借助语言又超越语言限制的佛慧，在今天的思维术、语言哲学和诠释学上都有极高价值。在今天，他的禅学思想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的创新精神与奉献精神。马祖首创“禅机”跟“公案”来接引学人；马祖禅法中有很多语言概念是他第一次首先用的，如“即心是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石头路滑”、“西来意”、“长养圣胎”等等；禅林中有“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之说，马祖是创丛林第一人。马祖禅强调个体人自心即佛，随时体道，以更简易直接的方式当下得到解脱，似乎比先前禅宗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道”。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赖功欧从曹洞义理及其宗门接续的角度来看道一的禅学思想。他认为：曹洞义理中的理事圆融，也就是其形上哲学观。作为禅门中的“思想贵族”，其思想理路及其传承尤为人们所关注。事实上，其师承关系具有整个禅宗内部的那种兼融交叉式的特点，如昙晟禅师就曾参学于百丈与药山之间，而药山亦往来于石头与马祖间；影响巨大的百丈禅师本为马祖高徒，足见马祖作为宗师的地位。
　　台湾中台禅寺的见达法师认为：佛教要从亚洲走向世界，要与当时的社会相融，当前全球伦理的建立要与禅宗进行对话，要用“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等佛教伦理来看待全球伦理。佛教伦理哲学思想能否构成世界伦理思想的基础是可以商讨的。
　　二、关于洪州禅法的源流问题
　　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朴永焕对洪州禅对儒、禅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洪州禅的最大特点是“理论的中国化”、“戒律的简略化”、“思想的世俗化”、“佛教的平民化”。在理论上吸取了“任心即为修”、“无为自然”等中国固有的道家精髓，加上“平常心是道”，这一系列的洪州禅特点，无疑最能迎合那些既有出世之想，又有人世之情的士大夫的精神需求。从此，禅宗不仅从山林大踏步进入市井，而且昂首进入市朝。其代表性的人物有庞蕴、裴休、白居易。因此晚唐五代社会出现了“儒者禅化”之脱俗现象。同时因为佛性思想变得更加世俗化和平民化，较复杂的禅宗戒律变为简单化，加上动荡不定的社会上的种种因素，终于让禅僧们走出深山峡谷，抱有出世救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积极干涉世事，揭露或批评世事，所以出现了“禅者儒化”之人世现象。
　　台湾佛光山禅净法堂堂主释慧昭以《金刚经》人间佛教思想对洪州宗之人间生活禅的形成、影响与发展为主要研究方向。他认为：《金刚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于洪州禅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从马祖道一禅师及其后代弟子们所创之洪州宗，无论在禅的理论上，还是在人间生活禅的实践上，都为后来的五家禅提供了依据。而五家中又以临济宗影响最大、最为深远，临济宗的思想可说是在洪州宗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临济义玄除继承马祖道一以来的禅法外，更加以创新，使得临济宗在五家中不但影响最为广泛，而且是法脉传承最为久远的宗派。
　　台湾联合大学何照清教授对菏泽与洪州两大禅法的法统之争进行了考辨，她认为：菏泽与洪州同是南宗同一师门，却各自开展出不同的思想特色，反映了慧能思想本身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同时也呈现了洪州说法的活泼性。就洪州宗而言，马祖道一继承慧能以来之禅法，提出“即心即佛”之说，后为破除弟子对法之执著，而提出“非心非佛”说；再到马祖再传弟子黄檗的“无心”说，大抵以如来藏为中心，经过几代的演进而逐渐地转向般若为核心的禅法，这些说法的转变，除了是继承慧能的“转经”精神，也深刻地呈现了禅师说法的确是“当时权化、一隅之说”。菏泽洪州“皆本曹溪”，其超时空的自心体验承自曹溪，却在不同的环境时空中，围绕着如来藏与般若的议题，对曹溪禅法作了不同的发挥和延伸。就二宗之兴衰言，菏泽先以达摩以来皆依《金刚般若经》的虚构禅史对抗北宗，菏泽子孙也以“《坛经》传宗”对抗洪州等南宗宗派，这些做法都在．为了证明菏泽才是禅宗法统的继承者。神会为慧能巩固禅宗六祖之位，历史上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历史的考验同时也是残酷的，一个宗派可否绵延不绝，不能只靠外力，还要视其禅法是否优越?传承弟子是否众多且优秀——比如菏泽弟子的“《坛经》传宗”确实逐渐背离了南宗禅的心法精神，马祖道一禅风简截便利，且弟子众多，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这也就是即使宗密等虽一再强调菏泽才是曹溪正统而批评洪州是旁支，但历史考验的结果却是菏泽千载寂寞而洪州长久绵延。
　　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董群从宗密对洪州法脉的阐述、对洪州禅法的概括、洪州禅法的批评、禅界对宗密的回应等三方面论述宗密的洪州宗观，董先生认为：宗密对洪州的研究，从学术的角度看，他至少保存了较早的洪州思想的基本记录，对于后人理解中唐时代的洪州宗是有重要意义的，至于他对洪州的观点，反映着他不同的宗教观，对于一个宗派的全面且可持续的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他提出的思路是：禅门之顿宗和渐门应该融合，禅门之禅和教门之教应当融合，佛教之教和儒道之教应该融合，他有一个宏观的宗教发展观。对于他的批评，不能仅局限于自宗一门来思考，而是要面对当时整个禅界、整个教禅相分的佛教界、整个以儒释道为代表的文化界、整个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层面对于宗教的需要来思考。
　　三、关于马祖道一弟子的问题
　　马祖道一一生传道，弟子众多，又有多人各撑门户，成一代宗师。《景德传灯录》中说：他“人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著名的嗣法大师有百丈怀海、南泉普愿、西堂智藏等。本次会议就有许多专家对他的弟子进行了探讨。
　　百丈怀海(749—814)，福建长乐人。俗姓王，原籍太原，在南岳受具足戒，未久至庐江(安徽)浮槎寺研读经藏，正好马祖道一在南康弘法，怀海就到马祖处，倾心依附。并充当了马祖的侍者。江西省南昌县的涵德法师认为：百丈怀海直接继承了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的思想，并且在此思想上又进一步发挥了独特的教育思想。怀海大师的禅风主要是以“不为物所拘”为宗，他提出“心如木石”和“佛不住佛”的禅学思想，其禅法也充满了山野农家朴实之风。农禅并修表现在他处处教导弟子从劳作人禅，并且身体力行，从而有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佳言，流播寰宇。而他对禅宗最大的贡献是开创禅刹，严厉整顿规矩，使禅寺从律寺中独立出来，基础上，百丈把传统儒家思想转化为禅的礼仪规范，使禅的中国化步伐更坚实有力，也使僧徒的一切生活习惯都能适应中国的文化风俗，以中国佛教的姿态出现。他确立的《禅门规式》对后期禅宗繁荣鼎盛具有决定性意义，天下丛林无不奉行，在禅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功绩。成都文殊院的宗性法师对百丈怀海禅师所撰的清规进行了考辨，他认为：百丈禅师所创立的古清规，一开始并不叫古百丈清规，而叫《禅门规式》。百丈禅师创立的，是禅林规式，叫做清规，应该是后来的称谓。关于百丈禅师所创立的《古清规》的称谓，在百丈时代，是称作《禅门规式》，由于《禅门规式》的失传，以及出白对百丈禅师创立禅林规式的缅怀，在宋代以后，才被称作《百丈清规》。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蒋九愚对马祖另一位弟子南泉普愿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即心即佛”是禅宗的重要禅学命题，马祖道一对这一命题自觉进行了论证，并成为他禅学思想的标帜。南泉普愿提出并详尽阐释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的禅学命题，这是对马祖道一“即心即佛”命题的修正与发展，旨在纠正“即心即佛”所带来的“错将妄心言是真心”的“认贼为子”之“相似般若”现象。南泉强调“大道无形，真理无对”，真正的“大道”非见闻知觉之心所能体认。在扬弃“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命题的基础上，南泉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这一重要禅学命题。“即心即佛”、“心不是佛”和“平常心是道”这三个重要禅学命题，构成了南泉普愿较完整的禅学思想体系。
　　仰山慧寂禅师是沩仰宗的创立者之一(另一人是沩山灵佑)，沩仰宗则是禅门五宗中最早成立的一个宗派，也是怀让、马祖、百丈等南岳禅系所分出的两个重要禅宗派别之一(另一个是临济宗)。沩山灵佑和仰山慧寂分别是马祖道一的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他们所创立的沩仰宗禅法，是道一禅法的继承和发展。而有关他的生平活动及所传禅法资料留存很少，为后人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也造成许多争论和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华方田先生根据有关资料对慧寂的生平事迹作了考证，并据此对慧寂的生平活动进行了总结，给出包括他出生、出家披剃、谒耽原、受戒、师事沩山、仰山传法、移居石亭观音院、返东平弘法及人灭等的大事年表。澄清了许多异说与争议。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苏树华对马祖弟子的开尔方法进行了探讨与分析，他认为：马祖弟子及其再传常常利用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见色明心，譬如，禅师竖拂子、举拳头、翘起一只脚等等，皆属于“见色明心”的范畴。第二，闻声悟道，譬如敲碗、敲鼎、弹指、打地，等等，皆属于“闻声悟道”的范畴。第三，棒喝断妄，譬如人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便打，等等，皆属于“棒喝断妄”的范畴。第四，无理路话，譬如禅师问学人：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等等，皆属于“无理路话”的范畴。马祖弟子常常利用各种手段，开示学人领悟自家本真。借助于所见之色，领悟能见之心，禅宗谓之见色明心；借助于所闻之声，领悟能闻之心，禅宗谓之闻声悟道，亦谓之观音人理；借助于棒喝断妄，使学人于“前念已过、后念未起，，的当下，领悟不落断灭的无相真心，禅宗谓之棒喝知归；借助于“无理可讲、无路可思”的问题，摄住学人的意识攀援，使学人于无思可思的当下，领悟恒常寂照的无相真心，禅宗谓之参禅悟道。
　　四、关于禅宗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次大会不仅对马祖道一的禅法思想、弟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还对禅宗文化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研讨。中山大学肖平教授借助古代印度及现代西方逻辑理论基础上阐述了“即心即佛”、“心不是佛”和“平常心是道”三大命题的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以上马祖有关心性的三大命题，从逻辑的角度而论，“即心即佛”与“平常心是道”之间为同一关系(并存关系)，而二者与“非心非佛”之间则是条件关系(因果关系)。换言之，马祖在继承佛经所传之“即心即佛”的基础上，将其用“平常心是道”一语加以重新表述，二者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若从印度佛教中的逻辑表示方式来看。这样的表述方式即“是A，而非非A”，似乎应归属于“谴离”(apoha)名下。不过，至于这样的“谴离”(apoha)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传人中国并为马祖所接受，还有待今后做文献学上的考证。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龚隽先生对宋代“文字禅”的思想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由于“文字禅”的思想运动在传统禅学的话语系统中被过多地进行了否定性的叙述，以至于现代禅学研究，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一新的典范所具有的意义，对其思想的处理也过于简单化。
　　宗教语言本质上可能是不可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不能满足哲学思想所确立的理解定则”。而思想史、哲学史的工作恰恰要在不可解处寻求理解的言说，只是学界一般对禅宗语言哲学的研究，都是以唐代禅宗文本作为对象进行处理的，而这只能理解为中国禅宗语言论的一种类型。宋代出现的“文字禅”是不能简单套用这一类型的，它表示了一种新的“典范转移”。
　　清华大学博士李林立足于佛教的人生“负向价值”的研究，对佛教信仰进行了分析，认为：宗教信仰的出发点，都立足于对社会人生的“负向价值”关怀，佛教信仰也不应当例外。佛教所关注的“负向价值”，对于小乘佛法而言是自我的“无明”，其解决方式是“涅槃”，在价值发生上分别对应“苦感”和“寂感”——代表了佛教的出离精神；大乘佛法所关注的“负向价值”更多侧重于众生的“无辜”，其解决方式是“救度”——代表了佛教的担当精神。但是大乘佛法的“悲感”价值发生，在方法论上却不能立足于“空性”，而应该立足于对释尊“出离而担当”本怀的信仰，只有这样，才能协调大小乘佛法的冲突、完整地发挥佛法“寂然生悲”的信仰特质。
　　南京金陵刻经处副研究员肖永明对禅与唯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识，他认为：禅宗之于分别事识上参究摄持而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实质与“以独特的禅定方式经历了死亡过程”的小乘禅也是一致的，只不过，禅宗禅秉承大乘禅的精神，更注重在生死的日常形态——生灭上做功夫，它力图在心能包含感知的生死形态——生灭的实际情形——事识之分别上，参究摄持。只有在心海之识浪的动转迁流中不断研磨参究，直研磨参究得生灭刹那、刹那生灭细密更趋细密，乃至生灭以及内外、远近、能所、久暂种种分别泯人无间，这样才能转识成智、心开悟解、超凡人圣。所以，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实就是“转识成智”，只不过是采取了更契合中国文化机缘的形式而已。因此，可以说，禅是印度大乘瑜伽行唯识思想的中国化。
　　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王建光对佛教与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禅者之梦的本质是禅即梦、梦即禅，梦禅相辅、禅梦不二，故而人生如梦处处梦，处处有梦处处禅。禅者重梦而又不执于梦，在禅者那里，人生之梦并不是悲观者的彷徨或徘徊，而是发明本心后对人生一梦的闲适体悟。
　　南昌大学王小珍研究助理对佛学的生死智慧进行了探讨，她认为：大乘佛教以趋向佛国净土，达到长生不死的理念来超越死亡给人带来的痛苦和烦恼，无疑寄托了人们对生命永恒的渴望和彻底脱离苦海、永享欢乐的期冀。加之前往佛国的方法又相当简便，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只要坚信佛国的存在，皈依佛法，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在临终时往生极乐，以至于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局面。在佛教看来，苦难的众生终于在佛祖慈悲的方便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快乐，看到了力量。
　　此外，明代高僧智旭著《周易禅解》，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谢金良对智旭以禅解《易》的方法、特点、性质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大量运用佛学思想全面解注《周易》经传的著作。河海大学博士韩凤鸣对禅门清规的形成发展与禅宗派别的历史命脉进行了分析，认为禅门清规在禅宗的发展中形成，同时对禅宗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说，禅门清规保持了禅宗的命脉，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后期禅宗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理论特色。
　　五、关于禅宗文化中几个重要人物的问题
　　张九成是宋代思想家，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承贵从他的行踪、论道和朱熹的《张无垢中庸解》三个方面考察其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他认为：张九成一生频繁参见禅僧，足迹遍布禅林，对佛教教义教理颇有心得，与佛教关系极为密切。概而言之，张九成对佛教禅宗的态度是虔敬的，对佛教禅宗的认识是较广泛的，对佛教禅宗义理的理解是深邃的，对佛教禅宗义理的接受是积极主动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宗教文化》主编黄夏年对溥常法师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溥常法师是一个对七塔寺的历史文化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他整理和发掘七塔寺的佛教文化，注重七塔寺的佛教教育，致力于培养人才，提高佛教徒的素质。他在任期间，整理了寺志，修续了宗谱，出版了佛学院院刊，使七塔寺的学术文化勃勃生机，开创了一代新风。所以他赢得了时人的称赞：“绵延一脉源流远，中兴从渠说报恩。传记荒疏考证难，铭沈搜逸意初安。一编草创丛林志，迈进当如百尺竿。”溥常法师饱藏内外学，佛学功底深厚，文学素养高超，观念超前，人格高尚，特别是他的那些佛学思想，对佛教与政治的看法，对当代佛教命运关怀的情怀，至今看来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只是他本人正处在生不逢时的时候，佛教时值末法，缺少内外缘，他许多想法和思想固然很好，但最终没有实现，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伍先林对宗杲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他的看话禅的本体依据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禅宗的言句公案等各种差别法门本来也都是表证自心本体的，是广大无差别的自心本体的一种特殊表现。可是如果对各种差别法门产生差别知见，并停留在差别知见上，以差别知见为满足，认为这种差别知见就穷尽了自心本体，就不能与广大无分别的自心本体完全相应了。所以宗杲认为关键在于要不起差别知见的执著而进一步实证自心本体，如果能进一步实证自心本体的无差别境界，则能从更根本上使各种差别法门得到融会贯通，使各种差别知见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成为知见执著。
　　福建省佛学院的释悟海对慧能之后五大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进行了探讨，认为：五家风格不同，施设权巧各异，然其思想大致相同，因其皆源自祖师之心法，即其基本精神目的无非是人佛知见而已。
　　1927年，虚云长老87岁生日时有一则公案，是弟子们为他祝寿时所开示的。既是祝寿，所以师徒之问与答，都是绕着祝寿而发，弟子之间有赞颂，有祝福，而云老所答却是句句机锋。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李志夫对此则公案进行了分析，认为：本上堂法语，以弟子们为虚云长老暖寿，在虚老之禅机引导下教弟子参了一连串之话头，而形成看似无逻辑，而实是一逻辑严整之公案。一般公案只是一句、一式、单一的参话头或机锋，本公案为一连串之机锋语，为禅宗公案所稀有。
　　海峡两岸马祖道一与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得紧凑，热烈，有主题报告、有大会发言，也有提问和答辩，开成了一次真正的学术研讨会。会后代表们饶有兴味地考察了宝峰禅寺、云居山真如禅寺、三瓜仑国家森林公园等，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