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央嘉措生平疏议[二]

　　仓央嘉措生平疏议[二]

　　作者: 于乐闻

　　三、教派信仰

　　长期以来，许多著述一直把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视为黄教喇嘛，因而不能正确理解他的行为处事和诗作倾向，说他“寻芳猎艳”，是一个“醇酒妇人的情种”，作为“达赖法王”同时又是“浪漫诗人”是矛盾的。在历史上，因此竟成为拉藏汗废础其达赖地位的口实之一。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仓央嘉措是一位虔诚的红教信徒。

　　关于仓央嘉措的教派信仰，在前一问题中已有涉及。《隆多喇嘛全集》和《秘传》记载大体一致，均说他是宗教世家、宁玛(即红教派)传承。《秘传》不仅提到仓央嘉措的宁玛世系(已如前述)，而且具体说到他研习宁玛经典的情况：“总之，凡一切藏土所有的教派和萨迦、格鲁、宁玛等，其能所熟之灌顶以及能解脱之传授、经教、密咒等等，无论显密，不分流派，全都加以闻习。”而实际上，他主要研习宁玛教派和密宗教旨，对其教旨律规，恪守笃信不渝，直至他在青海出逃时，随身携带的物品仅有红教所特别信奉的“未生怨王”的护身宝器和宁玛南派的根本道场、密宗师日增·戴达凌巴(?一1714年)所赐的古降魔撅。除此，别无他物，后来，他潜游各地，也多留住红教寺院洞窟，按红教传承苦行修习。

　　德国人H·霍夫曼所写《西藏的宗教》指出：“仓央嘉措出生在一个红教家庭，这就是发现红教伏藏的白玛凌巴世系”，被大肆攻击红教派的人称作是“醉汉的世家”。霍夫曼继续写道：在仓央嘉措登临布达拉宫以后，他就“充当了一个想在黄教中恢复宁玛派新老传统的集团的马前卒，他们的领袖就是桑结嘉措。”作者还引述大卫德尼尔的论证：“仓央嘉措很显然是被传授了一些密法，这允许他甚至是鼓励他过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放荡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一个不学密法的人说来的确意味着放荡。”作者还举出在清朝档案中有一份准噶尔王子旺拉布登(即策妄·阿喇布坦)给康熙的信件。这封信责难六世达赖和桑结嘉措支持宁玛教派，甚至支持第二个假莲花生。信中还控告这位年轻的达赖不仅在拉萨木鲁寺，甚至还在布达拉宫的那个扎仓举行红教仪式，在大昭寺寺内亵渎觉卧佛，在上述两个圣地内树立佛像作为射箭和穿刺的靶子。据说准噶尔王的使者曾经亲眼见到上述情形。关于策妄·阿喇布坦上书清廷．对第巴桑结嘉措和仓央嘉措的指责，在《清圣祖实录》和魏源的《圣武记》中均有记载。《圣武记》卷五记载：“策妄疏曰：……(五世)达赖圆寂之后，第巴匿之不宣，……而自尊其身，别奉红教喇嘛谓即达赖化身，诈传法旨，扰乱诸部”(重点号引者所加)。可见，霍夫曼在《西藏的宗教》中所引述的这些材料，也许并非恶语中伤。在其它文献中也有同类性质的记载。据《列隆吉仲日记》记载：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内“身穿绸缎便装，手戴戒指，头蓄长发，醉心歌舞游宴”。据松巴堪布的《青海史》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仓央嘉措在巡游日喀则时，竟手捧僧衣，向其黄教大师班禅罗桑益西退还已经受过的格楚戒(沙弥戒)。虽有三大寺的堪布和拉藏汗等劝说，仍无效果。而早先他已拒绝班禅大师授予格隆戒(比丘戒)。在相传出自仓央嘉措手笔、实为民间嘲讽之作的一首诗中写道：“布达拉上高坐，日增·仓央嘉措；来到下方‘雪’处，浪荡宕桑旺布。”他不守黄教之规，已是昭然若揭。不少论者，根据这些材料断定他是一位“放荡不堪，风流倜傥”的人物。但是，这种断论是同他的全部宗教生涯相矛盾的。从他的全部宗教活动考察，他并非是一个无所事事、风流放荡的色徒、情种。也有不少论者，从另一方把他捧为“反禁欲主义”的“勇士”和“宗教叛逆者”。这也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他的出身、教养大不相符的论断。如果从西藏当时的政治斗争、宗教内部斗争，以及从他的出身、教养进行全面的考察，他的行为倒是符合宁玛教义的，仓央嘉措正是企图以自己的行动和情歌作品作为恢复红教教派新老传统的实践、舆论工具和武器。这一场宗教内部斗争，恰好反映了以仓央嘉措和第巴桑结嘉措为一方与拉藏汗为代表的蒙古势力为另一方之间尖锐的政治斗争。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仓央嘉措被选为六世达赖，是与他的家世和信仰有密切关系的。根据史料所记，五世达赖本人也奉行红教密法，为人所共知，并有论述红教传统的著作传世，据传他本人曾破坏了黄教独身的戒律。五世达赖对桑结嘉措有一定的影响。第巴桑结嘉措是五世达赖传统的坚定的维护者，以至成为想在黄教中恢复红教新老传统集团的领袖。第巴桑结嘉措是选择六世达赖的决定性人物。鉴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在红教世家中选定信仰红教的仓央嘉措是新达赖是不足奇怪的。甚至有人说，他把自己的女儿实际上是嫁给了这位年轻的“神王”。最终，在西藏历史上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就以仓央嘉措的立废、真伪问题为导火线而爆发了。结果，桑结嘉措死于非命，相继，仓央嘉措成为人质。

　　选定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和加强对门隅控制等原因，此非本文所论，不再赘述。

　　四、卒 年

　　关于仓央嘉措的卒年，迄今仍是仓央嘉措研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对仓央嘉措的卒年，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他死于青海，诸如《清圣祖实录》、《清史稿》、《隆多喇嘛全集》、《噶伦传》、《七世达赖传》、《蒙藏佛教史》等所记，大同小异，均说他死于1706年，享年二十五或二十四岁。近西藏历史、宗教和文学研究者多依此说。第二种说法是他死于五台山，《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载：“十三世达赖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时，曾亲去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闭关静坐的寺庙。”牙含章同志据此认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送到内地后，清帝即将其软禁在五台山，后来即死在那里，较为确实。”①年寿不详。第三种说法是死于蒙古的阿拉善旗。此说见于《秘传》。《秘传》载称：乾隆11年(1746年)阴历四月初八死于阿拉善旗朵买地区的一座蒙古营帐中。

　　目前，对上述三种说法，孰是孰非，仍难于定夺。如仅以第一种说法的信者较众，则作定论，也未免失却科学严肃性。

　　上述第一种说法包含有明显的政治需要。17世纪中叶的西藏，是众多矛盾复杂错综的交汇点。自17世纪60年代始，在蒙古和硕特部封建主内部分裂成两派，以达赖汗为首的称作“西藏派”’这是属于和硕特部固始汗嫡系，他们极力希望重振和硕特部汗权；而以博硕克图济农为代表的称作“青海派”，他们要极力摆脱“西藏派”的统治，便一方面联合以第巴桑结嘉措为首的西藏僧侣封建主集团，一方面又联合准噶尔势力，企图和“西藏派”抗衡。这样就形成了西藏僧侣封建主集团和蒙古势力“西藏派”的矛盾、蒙古势力“西藏派”和“青海派”的矛盾。西藏僧侣封建主集团和蒙古势力“青海派”又有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于是产生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局面。正是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仓央嘉措成了政治牺牲品，并演出一场“仓央嘉措之死”的戏剧性事件。据《噶桑嘉措达赖喇嘛传》(清代蒙文木刻本)记载：当时，蒙古势力“青海派”伪造仓央嘉措圆寂，其目的是想立青海僧侣封建主察罕诺门罕家族的噶桑嘉措为达赖六世，以便同蒙古势力“西藏派”的拉藏汗相对抗。而拉藏汗出于和桑结嘉措势力及“青海派”势力的矛盾，早已想废掉仓央嘉措，而急于另立伊西嘉措为达赖六世。因此，对宣布仓央嘉措道死青海也正投其意，终于在1706年抢先立伊西嘉措为达赖六世。当时，在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达赖已成为各派势力手中掌握的政治工具。法尊在其所著《西藏民族政教史》中也指出：1706年第巴桑结嘉措遇害身死以后，“康熙命钦使到藏调查办理，拉藏(汗)复以种种杂言毁谤，钦使无可奈何，乃迎大师晋京请旨，行至青海地界时，皇上降旨责钦使办理不善，钦使进退维难之时，大师乃弃舍名位，决然遁去……尔时钦差只好呈报圆寂，一场公案乃告结束。”另据《秘传》载：将二十五岁的仓央嘉措迎往内地，并非得到康熙谕旨，乃是拉藏汗及钦使擅自决定的，“走到冬给错那湖畔，皇帝诏谕恰那喇嘛与安达卡两使臣道：‘尔等将此教主大驾迎来，将于何处住锡如何供养实乃无用之辈。’申饬极严。圣旨一下，众人惶恐，但有性命之虞，更无万全之策。恳求道：‘为今之计，唯望足下示状仙逝，或者伪作出奔，不见踪迹。若非如此，我等性命休矣！”当即遭到仓央嘉措的质问：“你们当初与拉藏王是如何策划的”最后，仓央嘉措还是在更乐瑙尔出走了。所以法尊说：“尔时钦差只好呈报圆寂，一场公案乃告结束。”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塞耳目，这样宣布病死于青海境内，对蒙古各派势力和清朝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上策。接着，拉藏汗便急急忙忙推出伊西嘉措为真六世达赖，以图平息政治风波，巩固自己在藏的地位。可是，公案并未结束，风波也未平息，时隔十年，1716年，蒙古青海派势力联合西藏桑结嘉措集团的残余势力执杀拉藏汗，囚禁伊西嘉措于扎克布里寺，迫使清朝中央政府承认噶桑嘉措为仓央嘉措转世化身，“暂居西宁红山、寺，旋移塔尔寺”。

　　第二种说法，据晚近文献记载，并带有很大的附会和传说的性质，论证的材料也不够周详，且缺乏佐证，可信性不足。

　　第三种说法是值得注意的。《秘传》是记载仓央嘉措生平的最早的文献之一。《秘传》作者阿旺伦珠达吉自称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卑末弟子”。按《秘传》所述，他当生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是仓央嘉措到达阿拉善地方的前一年。彼时仓央嘉措二十四岁。据作者自叙，仓央嘉措到达阿拉善时，先下榻于作者家中，那时仅两岁的作者，“坐到尊者(指仓央嘉措——引者)怀中，尊者对我十分慈爱，摩掌着我的头，说怜恤我的话，显得非常高兴。可是我却在尊者怀中撒尿一泡。”此后，作者跟随其父母经常陪伴于仓央嘉措左右。1735年(雍正十三年)，作者年二十岁时，由仓央嘉措安排远赴拉萨学经。仓央嘉措死时，作者年方三十一岁，仓央嘉措病重时。作者曾亲自在驾前陪住，死后又亲自作的遗体安置。《秘传》成书于1757年，藏历火牛年九月，由藏代本哲通·久美甲措刊印。此去仓央嘉措出逃青海五十一年，死后十一年。否定《秘传》的人也可以认为，《秘传》作者的自叙，全为欺人耳目，以证其真，实而不过是一番妄言编造而已。当然，仅凭此书，还是孤证，不能定论。可是，欲否定此书，也不能仅凭推测；也需要拿出确证。然而目前尚没有据以否定此书的可信材料。

　　关于仓央嘉措于青海逃遁，最后死于阿拉善之说，并非《秘传》唯一记载。除《秘传》外，还有蒙文《哲卜尊·丹巴传》载称：仓央嘉昔行至青海，并没有死，而是被蒙古势力“青海派”和硕特部封建主送到阿拉善隐藏起来了，不久又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前文提到的蒙文《噶桑嘉措达赖喇嘛传》也称：“伪造仓央嘉措圆寂”。在阿拉善旗一带的传说也有证于《秘传》、《哲卜尊·丹巴传》和《噶桑嘉措喇嘛传》的记载。除庄昌同志在《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一书的“导言”中引证的1959年全国人代会民族委员会编的《内蒙古自治区巴颜淖尔盟阿拉善旗情况》和贾敬颜先生提供的材料外，我在1979年从加马林·益西赤烈先生那里和在1981年从多识同志那里也得到基本相同的情况介绍。加马林·益西赤烈先生说：仓央嘉措从青海遁去以后，辗转西藏各地，后来又到他的家乡门隅两趟，在门隅地区有这样的传说。关于他死于阿拉善，除《秘传》记载外，有一位叫玛吉·拉布准的人，曾在阿拉善旗的广宗寺见过仓央嘉措的内身塔和遗物。仓央嘉措圆寂的具体地点是在阿拉善旗的彭得加春林。多识同志向我介绍说：“文革”以前，在阿拉善的许多寺庙中确有仓央嘉措的许多遗物供奉，其中还有仓央嘉措读过的经典，因仓央嘉措经常翻阅，已磨损卷页。在位于河西走廊的天祝寺内，也见过供奉有仓央嘉措的遗物，为人瞻仰。以上这些口碑，似不应视为全是凭空捏造的。

　　总之，在未得到更充实的材料之前，关于仓央嘉措卒年的问题，《秘传》、《哲卜尊·丹巴传》和《噶桑嘉措达赖喇嘛传》的记载，其可信性是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