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

摘要东晋南朝、唐、宋、明四个时期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对山水诗产生和发
展的影响有:促使山水诗的意向哲理化，即从山水诗中的佛理与景物结合到以自然景
物启悟哲理;开拓了山水诗的意境。即吸取佛学重象外境界之说，在表层的物象中深
寓着超以象外的意味。
关键词玄佛空寂静谧旷达性灵
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之“禅意”，指不用禅i等，将禅理寓自然景物之中;“理趣”，指通过自然
景物表现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是一种形象化的哲理。我国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滥筋于东晋，
发展于唐代，成熟于宋明。山水诗中的理趣所涉之“理”有多种，儒、道、释各有其理，一般的诗人
偏重于一理，而对通三教之大家，则集众家之理于诗中。本文所论之“理趣”，主要指佛理。本文
拟从东晋南朝、唐、宋、明四个时期及其代表人物简论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

东晋南朝是山水诗发韧时期。山水诗兴起的原因与源头有多种，佛教是其中的一种。佛教
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汉地。汉末三国为佛教译经时期，东晋南朝为佛经理论研究时期。东晋南
朝士族名门普遍崇佛，官僚名士如孙绰、郑超、王羲之、谢灵运、沈约、刘舞等皆奉佛。他们的诗
文都蕴含着佛教意识。山水诗孕育于曹魏至东晋这一时期，产生于晋宋之际，不可避免地受到
佛教思想的影响。在山水诗史上第一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作品中，流露出浓郁的佛教意识。
谢灵运今存诗近百首，其中半数是山水诗。他的山水诗大部分写于政治失意之后，即永初
三年(422年)出仕永嘉太守至元嘉十年(433年)在广州被杀这11年中。政治上遭受挫折是触
发谢灵运创作山水诗的一个契机。《宋书·谢灵运传》说他:“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
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愈旬朔。……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
白居易曾把谢灵运政治上的失意与山水诗创作联系起来。他在《读谢灵运诗》中写道:“谢公才
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
游历山水是谢灵运政治失意寻求解脱的一个方面，崇信佛教则是寻求解脱的另一个方面。
谢灵运是一位在佛教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据《高僧传·慧睿传》记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
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他对佛经义理有较深的研究，写了不少佛教著作。他所写的《佛影铭》、
《庐山慧远法师谏》、《维摩洁经赞》等文章在当时影响颇大。他在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是支持竺
道生“顿悟”说的《辨宗论》。顿悟成佛的理论到唐代经慧能阐发，成为禅宗的主要理论。
谢灵运政治失意后，虔心奉佛，追求禅悟;游历山川，创作诗歌，用以解脱精神苦闷，这两方
面互相影响，二者之间构成有机的联系。古代诗论家曾指出谢灵运的山水诗受佛教影响，具有
理趣。如皎然说:“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
非空王之道助焉?’，①沈德潜评谢诗“山水闲适，时遇理趣’，②。
谢灵运的山水诗以佛理为指导，由空观色，从自然山水中体悟佛理，山水诗中的景物渗透
佛理，景中含理，理中有景。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懒茂林修竹》，是诗人描写石门新
建住所环境之作。其中“早闻夕飘急，晚见朝日墩。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从字面上看，
早闻夕飘，晚见朝墩似有悖理，而按佛教理论，往而必复，非朝非晚，亦朝亦晚，不执一端。故夕
飘可早闻，朝晚可晚见。而“光难留”，“响易奔”从日光、声响的变化，领悟事物瞬息万变，一切皆
空之理。又如《石壁立招提精舍》，描写诗人经历人世桑沧之后，倾心于佛的心灵历程。全诗只
有两句景物描写:“绝溜飞庭前，高林映窗里。”远离尘器的清幽之地，是诗人寻找心灵栖息的净
土，这是理中之景。
谢灵运的山水诗常将抒情、绘景、畅理集于一诗。诗的开头诗人怀着强烈的世俗之情进入
山水景物，通过对自然的观照，情感渐渐趋于平淡，融入空寂、清幽的境界中，最后以说理结束。
诗中的景物不是纯粹的客观景物，而是渗透佛教意识的景物。南朝《涅桨}}’’佛性”论为佛教界
的“显学”，而僧人对佛性的理解各持所见，众说纷纭。首倡众生有性，阐提成佛的是晋宋之际的
竺道生，谢灵运是竺道生的支持者。“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诗人在其描绘的景物境界中，感受到
真谛，返照自身，豁然顿悟。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理趣，大多是玄佛结合。魏晋时期佛学与玄学合流，名士与名僧的思想
玄佛兼而有之。南朝佛教虽然摆脱了魏晋佛教对玄学的依附，却仍然深受“清谈”之风的影响，
谢灵运出身名门望族，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但他又有着浓厚的佛教意识和老庄思想，
在仕途受挫之后，玄佛思想上升为主导思想，因而他的山水诗渗透玄佛意识。如《过白亭岸》，这
首诗前面写景，融情理于景，后四句承上说理。诗中景物:“交交止栩黄，哟坳食萍鹿”内含哲理。
黄鸟与鹿鸣，一悲一喜，由此引发物有枯荣，人有穷通之感。诗人的家世也是如此。谢家曾是东
晋显赫的豪门贵族，入宋之后衰落了。最后两句:“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这两句既是玄的
境界，也是佛的境界。“抱朴”语出《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与佛教空无涅梁境
界相通。它强调摈弃世俗的一切，以宁静淡远的心境去领悟宇宙，从中获得天人合一。其他的
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诸作，山水景物渗透
玄佛意识。
唐代是山水诗成熟，禅宗兴盛时期。唐代山水诗从六朝模山范水，静思观照的模式，发展为
构思复杂化和个性化，尤其是意境营造丰富多彩。隋唐佛教成立八大宗派，对士大夫影响最大
的首推禅宗。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在安史之乱后取代北宗。南宗顿悟成佛简便的修行方
法和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吸引士大夫。唐代诗坛上许多著名的诗人奉佛习禅，与禅师交游。唐
代诗人普遍引禅入诗，化禅思为艺术思维，进而引发“意境”的开发。唐代的山水诗有部分在形
象呈露中不自觉地契合一种深刻的哲理。这些诗中虽无一字禅语，但处处可见禅趣。这类引禅
入诗的作品，都已染上“意境”的色彩，从表层的物象中深寓着超以象外的意味。王维、柳宗元的
山水诗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王维是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又精通佛理，有“诗佛”之称。他受时代和家庭的影响，早年信
佛，对佛教各宗派僧人有广泛的交往。他对佛教各宗派兼取所需，大致上前期主要受禅宗北宗
影响，后期倾心禅宗南宗。王维早年胸怀大志，在经历了仕途上两次贬职，生活上妻亡母故，安
史之乱后放弃早年积极的人生态度，采取半官半隐的生活方式。他下朝后或焚香诵经，或与道
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从山水、佛教中寻求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超脱。
王维善于将禅宗思想融于自然景物，山水诗蕴含着浓郁的禅意。他山水诗中的景物大多清
幽静谧，意境空灵静寂，呈现佛家虚无冷寂的色彩。如《惘川集》中的《辛夷坞》、《鹿柴》、《木兰
柴》、《竹里馆》，《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中的《鸟鸣涧》、《萍池》等。王维还善于从不同的角度表
现空寂的意境。如《辛夷坞》描绘山中芙蓉花自开自落、《萍池》描绘春池绿萍反复开合，表现寂
静。《鸟鸣洞》描写夜晚山中的鸟鸣声、《鹿柴》空山深林中的人语声、《竹里馆》月夜竹林中的琴
声与啸声表现寂静。前两首从视觉的角度，后三首则从听觉的角度感受静寂，不论是视觉还是
听觉，诗人都不是描写死寂，而是以动作、声响衬静，表现诗人对万物静中有动，虽动而常静的
禅宗寂灭思想的领悟。
王维山水诗中有一部分表现禅宗“任性”、“无住”的思想。“任性”即不矫情;“无住”，对一
切境遇不生悲喜忧乐之情，不粘不著，不“住”于心。《六祖坛经》云:“我此法门以无住为本。无
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利欺争之时，并将为空。”王维将这一思
想阐释为“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州这种随缘任运的思想也表现在一些山水
诗中。如《终南别业》写隐居终南山期间悠然自得的情怀，极尽诗人淡泊清闲、随遇而安、无往不
适的意致，蕴涵着耐人寻味无穷的禅意理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联，表现一切都不着
意，自由自在的境界。其他的如《酬张少府》、《归惘川作》也是表现随缘任运的自由境界。
王维诗中空灵静寂的意境，不完全是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还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实禅
宗的许多思想与道家思想相通相融。如禅宗之“空”与道家之“无”、“我佛一体”的禅境与“天人
合一”的道境相似。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方式，体现禅宗自性清净，顿悟成佛，修行不执着于外
境与道家内冷外热，即既不放弃物质享受，又保持自身的清高的主张相融合。道家虚静的思想
与隐逸的环境对王维山水诗空灵静寂意境的形成有影响。
柳宗元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自幼好佛，但儒家思想为其主导思想。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
立身处世的准则，致力于辅时济世，积极参与革除弊政，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革新失败
后，柳宗元被贬南荒之地，妻女病亡，自身多病。仕途与生活上的遭遇，使他感到悲伤忧愤，孤独
寂寞，早年所受到的佛教影响，到永州后得到发展。他住在龙兴寺常与高僧来往，撰写许多有关
佛教的诗序碑铭。柳宗元虽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希图从佛教中寻找精神慰藉。佛教
的出世思想对柳宗元的人生态度、生活情趣、山水诗的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
柳宗元的山水诗主要为后期之作。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有部分山水诗的意境空寂静谧。
柳宗元所受的佛教影响，主要是天台宗，上述龙兴寺为天台宗寺院。他尊奉天台宗“三谛圆融”、
“无情有性”之论，推崇颇智大乘空宗思想。天台宗在否定客观世界的物质性的同时，又充分肯
定超现实的所谓“真知”(佛性)的绝对存在和永恒性;认为一切人，一切动物，甚至草木砖石，都
有“佛性”。这一理论目的是要人们放弃现实世界的斗争，去追求那种虚幻的精神解税。④柳宗
元集中那些表现空寂的山水诗，如《粪公院五泳·禅堂》、《夏初雨后寻愚溪》、《溪居》等，是诗人
追求虚幻精神解脱的表现。柳宗元认为“静”是佛教之本，欲从静中解脱。这一思想反映在山水
诗创作中，景物描写多为静境。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江雪》等意境
清冷静谧。
柳宗元山水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多数的山水诗，在描写山水景物之后，结尾抒发诗人感
受。多数论者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有一玄佛的尾巴，而柳宗元山水诗的结尾则流露出儒家思
想。因而其山水诗大多呈现儒佛境界。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前六句写景，后两句:“机心久
已忘，何事惊糜鹿?”“机心”，出自《庄子》，指用世之心。意为自己早已不在乎仕途得失，无机心，
为何野鹿见我还惊恐呢?诗人说:“机心久已忘”，实则未忘。柳宗元的贬滴生活虽放情山水，醉
心佛学，但用世之心在山水诗中却时有流露。又如《愚溪》，写诗人愚溪生活的闲适，中有“偶似
山林客”句。“偶似”说明他并非真正具有隐士的淡泊与闲适，只不过偶一为之。正因为他不是
一个真正的隐士，所以常感到寂寞与不自由。如《半夜起望西园值月上》，前六句写半夜的静景，
后两句“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诗人写夜之静，并未融入静境，而是为了表现滴居的寂寞。
身处静境之中而心不能入静，却深深感到寂寞。正是因为诗人“机心”未忘，并由此带来忧伤与
悲愤，这是柳诗中常见的意境。前人将柳宗元与王维的诗相比较，指出:“‘千山鸟飞绝’二十字，
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以《辆川》诸作，便觉太闹。’，⑤柳诗“太闹”是因为诗中表现入世的思想，
处处有我，王诗则物我两忘，达无我境界。
受理学与禅宗的影响，宋朝诗人普遍追求以理趣入诗。宋朝山水诗的特点是重议论、尚理
趣。宋朝儒学开始复兴，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理学家把宇宙一切事物视为“理”的物象化。宋
朝儒佛交流，外儒内释的表现普遍。宋朝佛教虽无唐代之盛，但仍有影响，禅宗占主导地位。禅
宗一切皆空的世界观与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在仕途险恶，文网森严的宋朝，更能吸引士大夫，
因而宋朝居士思想盛行。宋朝理学与文字禅流行，山水诗创作从形象中引发哲理或借形象说明
哲理成为风气，开风气之先首推王安石与苏轼。
王安石曾两度出任宰相，推行新法，实行改革，晚年隐居于环境清幽的半山园，学佛参禅，
游历山水。因此他隐居前后所创作的诗歌从题材、意象到风格迥异。他晚年隐居期间写了许多
含有机锋的小诗。如《登飞来峰》寓哲理于形象。“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既是登
山的体验，也是一条深刻的哲理:站得高看得远，与王之涣《登鹤雀楼》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晚年
的山水诗大多表现追求其隐居前不久所作《赠僧》诗所言:“亦欲心如秋水静，应顺身似云岭闲”
的宁静与闲适的心绪。
王安石善于取景，工于炼字炼意表现情感与哲理。他常以晚景、月夜、静字、绿色营造静谧
的气氛。如《岁晚》一诗，用月映林塘，塘水绿静，新菊幽香表现清幽静谧。最后两句:延缘久未
已，岁晚惜流光”，抒写诗人的感慨，含不尽之意。其他如《半山春晚即事》、《书湖亭先生壁二
首》其一、《江行夹口二首》其二、《太湖怡亭》等都是写静而又韵味深长。王安石山水诗中的色
彩，以“绿”为多，集中有20多处，山、水、树、田都冠以“绿”。此外，“青”、“碧”、“翠”的使用率也
较高，“草”、“苔”、“柳”也随处可见。诗人晚年山水诗以绿为主色调，绿色给人以静感，适于表达
诗人闲静的心态。
王安石晚年山水诗有一部分表现闲适的情趣。在这类诗中，诗人常用“闲”与“云”。如《游
草堂寺》:“只有春风似我闲”、《游钟山四首》之一:“山水空流山自闲”、《游草堂寺》:“柴荆细径
水云间”、《江上》:“晚云含雨却低徊”等。诗人笔下的山水、溪鸟、春风或自闲，或与诗人共闲，或
似诗人闲。空中的云彩飘忽不定，舒卷自如，来去自由，象征适意。诗人寓哲理于意象，以意象
象征哲理，哲理和意象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
苏轼一生处于新旧两党斗争的漩涡中。“乌台诗案”前，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热衷从政，随
着政治风云变幻，多次遭受贬滴，晚年受释道影响越来越深。他习佛，对禅特别感兴趣。他酷爱
山水，尤其是“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仕途受挫之后，他从佛道和山水
中寻求安慰与解脱。他年青时开始习佛，政治失意后对佛教崇信弥笃。在贬滴黄州期间“间或
二三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⑦。在诗歌
创作上，他受禅宗公案话头和机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山水诗充满思辨和机锋，表现超然旷达
的人生态度。
苏轼认为“物固是理”，“观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④。“理”指含于自然客观物象中的规律。
诗人受其启发，从中感悟人生、社会的规律。如《题西林壁》是一首著名的哲理诗。苏轼游庐山
共作七首诗，这是最后一首，写于诗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庐山之后。诗中对庐山面貌的观察包含
哲理:整体与部分，身在其中与置身之外的关系。又如《黄精鹿》，写幽人进深山只采黄精而不取
更贵重的鹿茸，揭示了某种社会现象。《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二，描写忽来忽去的横风大雨及其
后的平静。这既是自然界中常有的景象，也是人世间时有所见的现象。《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中，
“春江水暖鸭先知”、“遥知朔漠多风雪”，“先知”与“遥知”是诗人从自然规律中所得出的感悟。
苏轼的山水诗常在描绘景物之后，抒发人生的感悟。如《东栏梨花》，前两句描写梨花盛开，
柳絮纷飞;后两句:“惆怅东栏二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感慨人生的短暂。《阳关词三首》其三，
在描写暮云收尽，明月升空之景后，抒发“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感慨，寓含人生
无常的情感。《慈湖夹阻风五首》景中寄寓深邃的人生哲理。诗中形象地描绘“归路茫然”、柳暗
花明，“何处不唯岩”的种种人生境界。
禅宗“随缘”的思想对苏轼有深刻的影响。他在《答李琼书》上谓:“愚暗少虑，辄复随缘自
娱。”苏轼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表现在贬滴生活中随缘自适。在《与子明兄一首》中说:“吾兄弟
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
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他以超然通达的人生态度对待仕途坎
坷，尤其是在晚年极为艰难困苦的贬逐生活中，对生活、未来充满自信与希望，表现于诗中禅悦
之趣。
苏轼随缘旷达的人生态度，在其因一再上书反对新法被迫调任杭州通判，即在仕途开始受
挫时，在山水诗中已有所表现。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描写一场迅疾而来，忽
然而去的急风骤雨之后，湖面平静的自然景象。诗人通过这一自然景象，表达一种人生哲理。人
世间的坎坷路与自然界的暴风雨一样，都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这一看法诗人在《送蔡冠卿知
饶州》一诗说得很明确:“世事徐观去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在贬滴黄州途中所作的《梅花二
首》其二有“幸喜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之句;在黄州期间所作的《东坡》一诗中“莫嫌苹
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道出诗人对待坎坷不平道路的态度，表现出乐观开朗的精神。
与其他仕途受挫者相比，更能显出苏轼的随缘旷达。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
当时诗人已年近60，流放远荒，无生还之望。他在途中所作《八月七日初入赣州过惶恐滩》，前
半首抒写凄苦之情，后半首则是达观之语:“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
手，此生何止略止津。”与苏轼有相似遭遇的韩愈，晚年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由刑部侍郎贬
为潮州刺史。他在赴贬所途中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前半首写忠而获罪被贬，后半
首:“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言辞凄楚悲愤。
苏轼一诗情感由凄楚转为达观，韩愈诗则深陷凄楚不能自拔。苏轼这种身处逆境的乐观旷达，
不只是韩愈所不具备，也是许多失意者难以做到的。
四
明代文学成就在戏曲和小说，山水诗衰落。明末禅宗复兴，再次对士大夫产生较大的影响。
士大夫阶层中，居士思想盛行，当时一些名士如李赞、汤显祖、袁宏道等都研习佛理禅学，并在
文学创作有所表现。袁宏道是明末习禅、反古和山水诗的代表人物。他深耽佛典，尤善谈禅。他
说:“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就敌，惟李宏甫先生一人。’，⑩他自信对
禅宗的研究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而对诗文则自谦“一字不通”。其实他在诗文方面也是很突出
的，是当时反复古主义的代表作家。他倡导“独抒性灵”的诗文创作观，认为诗文创作应从胸臆
中自然流出。袁宏道有关“性灵”的论述，融佛教的心性与文学的性情为一体。
袁宏道认为性灵与山水有密切的联系，山水能激发诗人的性灵。他自言生平有山水癖，对
山水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他辞官后与友人留连于湖光山色之中，足迹遍东西南北，作品取
材不分名山大川，即便寻常景物，只要能抒发性灵，都可入诗。他的山水诗是性灵理论的实践，
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中，流露自我个性情趣。如描写吴越山水的《渡太湖》和《湖上》。前一首写
太湖秋天傍晚的景色，尾联表达诗人愉悦的心情;后一首描写西湖景色，一句一景，表达诗人初
见西湖美景应接不暇和喜不自胜的情感。《柳浪馆》二首、《柳浪馆杂泳四首》、《山居》等表现辞
官归家的闲适自在。
袁宏道诗歌的创作重意。他在《风林纤月落》诗后中说:“画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亲而近
俗，工意者远而近雅，作诗亦然。”他有部分山水诗景物描写蕴含理趣。如《戏题飞来峰二首》。飞
来峰在杭州灵隐寺前，相传从印度灵鹜山飞来，故名。首联:“试问飞来峰，未飞在何处”，似乎明
知故问，实则暗含禅机。禅宗主张明心见性，即悟其本来面目，此联契合禅宗一则话头:父母未
生前，我在何处?接着额联又问“人世多少尘，何事不飞去”。首联由飞来峰的现状想到过去，额
联由现状想到未来，都含禅意机峰。第二首诗人用蕴含佛理禅味的“青莲色”、“虚空心”描绘飞
来峰的景色，使原已被赋于浓重佛教色彩的飞来峰愈显空灵。袁宏道这类山水诗将写意发展到
极致。
明末思想界出现一股反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思潮，沉寂多年的禅宗此时再度兴盛，进一步
强调明心见性，否定一切“佛”、“法”，与反程朱理学思潮合流，形成一种以李卓吾为中心的似儒
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袁宏道是其中的一员。他有一些诗表现“狂禅”思想。如《过云栖
见莲池上人有狗韭酒纽诗戏作》，这首诗描写杭州云栖寺。唐人写了许多描写寺院环境的诗，境
界清幽静谧。如王维的《过香积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而袁宏道这首诗将佛寺环境描
绘得极为丑陋:白云如狗、顽石粗丑、苦竹如烟、毛松似韭。僧人形象粗俗不堪。
《解脱集》中有多处讥孔戏佛之辞。这种狂放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以上简略地阐述了东晋南朝、唐、宋、明四个时期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从中可见以佛理入
诗，对山水诗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促使山水诗意向哲理化，从初期的山水诗中的
佛理与景物结合，到宋代发展为从自然景物启悟哲理。其次，开拓了山水诗的意境。唐代诗歌
创作(包括山水诗的创作)，追求境生象外的艺术境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宋代诗
人继承了这一传统。这与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有密切联系。奉佛的诗人将佛学不执着于事物
的本身，而重于象外的佛理的象外境界，运用于山水诗的创作，使之具有意在言外，耐人寻味的
特点。
注:
①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90页.
②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77年第2版，第232页。
③赵殿成笺注:《王右承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④黄心川、戴康生:《世界三大宗教》，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6页。
③胡应麟:《诗蔽》，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⑥⑦⑧⑨《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32、392、1379、1832页。
⑩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03页。
作者厦门大学学报副编审责任编辑邵青莲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