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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梁漱溟与东方学术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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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提出“向外用力”和“向内用力”的说法以表达(西方和中国)两种文化的特质。也正为此,他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品

几年前,笔者曾访问了梁漱溟先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今年是梁漱溟先生去世20周年,国庆长假期间,笔者再次走进梁培恕先生的家。

梁培恕居住于北京东北望京小区的一栋公寓楼里,屋内四壁悬挂着不少照片和他自己的摄影作品,此外有一幅梁漱溟先生的书法作品格外醒目。上面是王安石的《金陵绝句》:

山鸡照绿水,自爱一何愚;

文采为世用,适足累形躯。

落款是“王荆公诗句,以次子培恕若有所取而索书书之。八十九叟梁漱溟。”

梁培恕对笔者说:先父在这幅字上题词说我“若有所取”,这四个字体现着我们父子间不需语言便互相理解,做儿子的不需要谈起自己的心境,而做父亲的已经知道。

谈起父亲,梁培恕认为,梁漱溟一生可从三方面扼要介绍,即学术研究、政治活动,以及生活态度。其中,人生态度是根本。

学术篇:“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与“认识人类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梁漱溟先生的学术研究想解决什么问题?

梁培恕:先父在1975年完成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第一句话就写道:“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之认识自己,同时盖亦有志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今日之知识界。”这就是他中年起做学术研究的两个目的。

但“介绍古代东方学术”又是为了增进人类之“认识自己”。西方文化的成就偏于认识物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其成就在认识人本身和本性。从另方面说便是各有偏失。先父注意到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勃兴于中世纪宗教改革——社会脱出宗教控制—— 之后,而中国,因孔子教化之非宗教性质,便没有这个转折,应该发展物质文化的时候,却用力于完成伦理关系中各自责任。中国文化因而陷于盘旋不进。

对当时世界,先父认为西方人只注意发展物质,不知还需用心于认识人类自己。现代人非常能够控制和利用自然,却忽于管束自己,放任自己,也就是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和自然界,这是今天的世界混乱的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梁漱溟先生对“认识人类自己”与“介绍古代东方学术”的研究,是同时起步的吗?

梁培恕:不是。实际上,“人类需要认识自己”这个问题,在他思想中也是渐渐明确起来的。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回答的是为什么西方文化那么顶用,而中国文化一打就败?他的答案是:文化无所谓好坏,文化是应人类生活需要而形成的。

西方人中世纪从宗教严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之后,就转向寻求现世的幸福、个人的自由,很自然地想到利用物质、占有物质,为自己服务,其社会构造从封建转为资本主义。顺着这条路发展,于是形成现在的西方文化(科学技术)。而中国先于西方就有发明创造的,后来却中断了,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改变为重伦理和家庭,亦即变得非常注意人际关系。先父认为,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出现过早了。所以在《中国文化要义》里他提出“向外用力”和“向内用力”的说法以表达(西方和中国)两种文化的特质。也正为此,他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品。

《瞭望东方周刊》: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先生通过中西方社会构造对比而认识中国人,是他认识人类自己的源头。

梁培恕:对。先父后来又写了一本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书中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竟然不需要宗教?从东西方宗教之盛与不盛,他追究到社会生活,并进而研究社会构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他认为,伦理可以起到一部分宗教的作用。精神上不安定,伦理社会可以让你安定一点,而且,伦理社会不但可以在精神上起到安定作用,在物质上也可以起到安全网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先生曾经说,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就是这个意思?

梁培恕:是的。中国人之所以宗教不盛,是因为他们重视家庭生活,并且阶级划分不严,具有一定的升转流通(性)。科举制度是其显例。中国的文进士武进士,都是走科考之路,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书里引谚语为证,这不够有力,近来有些学者以明清两代几千名进士的家世资料证明了他的论点。

《瞭望东方周刊》: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发展的?

梁培恕:现在大家通常说,先父一生有五本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以及《人心与人生》。

我不认为《乡村建设理论》是先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为这本书并不是他坐在书桌前写出来的,而是学生听课记录稿的整理,只少部分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就内容而言,其指导思想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如先父所说,《中国文化要义》是他以前研究中国社会特征的各种著作的放大或加详。这本书虽名为“中国文化要义”,实际上也说了西方文化的要义,从两者对比中看出各自特点和不同之源。先父曾说,“这本书是完全的”,意思是以前的书都不够完全。

《中国文化要义》后面就是《人心与人生》了。这两本书的区别是,《中国文化要义》非常具体,但《人心与人生》里所有具体的材料都没了。《人心与人生》把以前研究过的问题做了抽象化的表述,不再做社会比较,也不再分别提中西方,而是讲人类了。他认为,地球上其他生物的进化已经停止,唯有人类,进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往哪里进化呢?(方向)就是更少的局限性,更多的灵通。

生活篇:是儒者,而非儒教徒;是佛徒,而非佛教徒

《瞭望东方周刊》:您曾经说过,梁漱溟生活态度的郑重起自对宇宙生命的爱。这句话怎么解释?

梁培恕:这实际上是两句话:“郑重的生活态度”是儒家思想,“对宇宙生命的爱”是佛家思想。《论语》里说,“吾日三省吾身”;“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这些都非常郑重。孔子对弟子的教导,都是要求郑重地生活而不失其自觉性。先父非常强调自觉性。他说儒家的态度就是这个:一个人在是非之间不能随便,没有原则。例如先父在“批林批孔”期间拒不批孔,并不是胆子大骨头硬,而是在是与非之间不可以妥协退让。

佛家的态度就是从生一体,意思就是毋分你我,把人和自然界分开看,把自己和他人分开看都是错误的。但是人有意识,意识使我们发生有彼此、你我的误认。通常我们生活在误认中,妄以为有一个“我”。暮年父亲曾说自己在“无我”上还不够。佛家的怜悯众生,是怜悯一切有生命之物,而不是专指人。他的万物一体之情,是从佛家里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生活态度的郑重和对宇宙生命的爱,这两者是如何在梁先生的生活中统一起来的?

梁培恕:从感情上两者没有任何不相通。孔子的教化可以看作学派,但绝非宗教。我将来会写一篇文章来说明先父并不是教徒。的确,父亲曾经说过他是“佛徒”,但佛徒和佛教徒有所不同。他知道人类尤其是古代的人生活不安,需要精神慰藉,因而有宗教。父亲反对宗教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宗教总要立一个神,让你不自信而信他,失去自己的判断。孔子就不这样,孔子恰恰让人相信自己的判断。(孔子)这个态度对极了,生活郑重、自觉,自己做判断,相信自己的判断,就是相信自己的理性。父亲说理性是人类的特征,而中国人、中国文化富于理性,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理性之国》。他就是力图做到按理性做事。

《瞭望东方周刊》:先生对宗教的态度确实挺有意思,请您再解释一下?

梁培恕:第一,他是儒者,而不是儒教徒;第二,他是佛徒,但也不是佛教徒。佛教、儒家对他的影响,是人生观、人生哲学的影响。佛教是宗教,但佛学不是宗教,他相信的是佛学。虽然他吃素,但只是出于感情和习惯。

例如,我就看到他吃羊肝,因为他眼睛不好,医生让他吃,把羊肝当药是可以吃的,而佛教徒就不是这个态度。

《瞭望东方周刊》:许多人把梁漱溟当作“新儒家”的代表,他怎么看?

梁培恕:当“新儒家”之说兴起时,先父已衰老,出于郑重不想有所表示。我的浅见是,无所谓新旧儒家,儒家就是儒家。西方的基督宗教,它是有过宗教改革的,儒家没有。先父再三说,儒家不是宗教,因为孔子从来不让别人崇拜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把中国后来兴起的礼教与孔子挂上,这是错误的。先父说,这是皇帝和社会上层利用孔子以为统治(之资),其实,礼教对于很多事情所做的规定根本上就违反了孔子的精神。

《瞭望东方周刊》:您认为梁漱溟先生的生活态度对当代人能有什么启示?

梁培恕:先父赞同这样一句话:如果一种宗教或一种学说,对多数人无用,就不要去推广它。我想,当代人对先父的生活方式,也应该采取这个态度。

梁启超曾经问先父,可否用佛教调整中国人的人生?他答说,佛教其实是贵族的宗教,只有生活的问题完全解决了,才会想到出世,普通人哪里会有呢。当时有人宣称以佛教救中国,先父是强烈反对的。而儒家不主张离开世间,郑重地活着,他觉得这应该是(中国人)可以不同程度做到的。

总之,先父对孔子产生兴趣,是因为他曾信佛学而走了禁欲的路子,把佛教理解得死了。他当时认为,同意佛家的思想,就必须出家。后来他作出新的决定,认为自己仍可不舍众生而住世,与小乘佛教不同,大乘佛教不一定为僧。既然不出家了,最好的态度,就是孔子的态度,郑重的态度。因此,他在生活态度上的郑重,起自对宇宙生命的爱。

(节选自《梁漱溟之子谈学术:中国为何宗教不盛?》,收录时题目有变。)

【梁漱溟专栏】

国学大师梁漱溟:儒佛异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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