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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少为人知的四段停办经历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中国网   作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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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大的历史,最有想象力的一个说法是把北大上溯汉代的太学传统,胡适和冯友兰都曾提出过这一观点,季羡林先生在这一问题虽然表示“吾从众”,可是还是认为从太学算起的说法“既合情,又合理”。北大历史难讲,难就难在一开始就讲不清。

不过,北大校方从来不担心自己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年纪太小,不但不承认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也都排除在外。之所以选定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自己历史的开端,其中暗含了北大的自我定位: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

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今日的北京大学,整整11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一个家族可以繁衍四代,一个学校,同样有自己的繁衍发展:如果按照时期划分的话,抗战之前处于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是个白胡子的老爷爷,属于第一代,资历深,威望高;抗战期间的南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和抗战之后复员一直到1952年的北大同属于第二代,西南联大是不幸而夭折的天才,复员之后一直在红楼延续到1952年的北大则是小弟弟,或许是没有经历太多历史的“风雨”,小弟弟最终也没有见到多少历史的“彩虹”;1952年,北大从沙滩红楼西移到西郊燕园,从此北大告别了令人神往的马神庙,一直到了今天。这一段,按辈份排,算是第三代。

本文不打算对北大的历史作全景式的扫描,而是想在其110年的历史中,选取几个时间点来逐一探视。

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座“紧挨着皇宫的大学”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也没有像后来那样,一开始就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经历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关于北大的叙述,才有了更多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

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的是国子监。从这一点上来说,胡适和冯友兰的说法并非毫无理由。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学堂这所新学校里面弥漫了许多旧时代的空气。里面的学生,多是官员或者举、贡、生、监等旧派人物,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一时之间,大学堂成了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好处所。据沈尹默记述,在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位老先生,每次上课都有一个听差跟随,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上课之前,听差先把这些物件摆放在讲台,然后推出,下课后再受起随老先生回府。上起体育课来就更为滑稽,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却一点也不能嫌累。而当时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著名的花柳巷“八大胡同”,其最好的主顾就是“两院一堂”,“两院”者: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则是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之后的荣光,很难与现在的京师大学堂联系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所大学堂,在筹办之初,命运颇有波折。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康梁逃亡国外,之后,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全部被废。京师大学堂据说“以萌芽早,得不废”,实际并非如此,当时京师大学堂中有不少洋教习,聘书已经延订,慈禧老太太得罪不起洋教习,所以“不能不勉强敷衍”。大学堂虽然得以保留,但是招生人数大为减少,原定招生500人的计划,到1898年12月开学时,学生竟然不及百人,到了第二年,也不过200人。就是这样一个无关宏旨的大学堂,也没有存在多久,1900年,先有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后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大学堂校舍被占,设备被毁。“大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新世纪来了,大学堂却死了。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次夭折。

1902年,京师大学堂卷土重来。

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12年17日,大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正式开学。从这一年一直到1951年,北京大学一直把一天作为校庆日给学生放假一天。

张百熙头脑开放,“喜用新进”,这让清廷大为不满,1903年,清廷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名为协助,实为监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之”。1904年,张百熙干脆被扫地出门,孙家鼐走马上任成了京师大学堂的新领导。截至辛亥革命爆发,战乱频繁,教育经费被挪充军饷,1911年底,清政府再次下令停办大学堂。这是大学堂建立以来的第二次关门。不能说蔡元培长校之前的北大一无是处,京师大学堂开始向近代大学迈进,正是在这一时期里。

北京大学的第三次面临停办,已经是民国建造之后。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京师大学堂。5月份,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成为北京大学校第一任校长。早在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严复就被认为是总教习的最佳人选,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只是因为严复的资历不够,此次,严复终于迎来自己一展宏图的时刻。不过,2月任命,10月辞职,严复在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匆忙一闪,但在北大发展史上,严复的位置至关重要。若非严复保住了北大不至停办,之后也就不会有蔡元培出长北大的一幕。还是先来看看严复上任时的情况:

严复接管大学堂之后,由于袁世凯常把教育经费挪作它用,以至于大学堂数月领不到经费。一代思想家不得不靠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以筹备复学,不想财政部又下令减少教员薪水至60元以下,严复担心此举无法保证教员到校复学,提出“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有研究者称,严复之所以能够提出此议,在于严复“另有进项”,即使如此,此举也算难得,不过,这已经属于题外话。除了经济困难,其他问题同样重重,1912年北大开学之后,学生返校不多,仅百余人,其中理科4人,工科14人,政法科不到10人。当时的人们对于北京大学,远没有像今天的人们这样趋之若鹜。

职员比学生还多,正好落了教育部的口实,当年七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学校程度不高和管理不善为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

严复以思想家的严密逻辑,上书教育部,洋洋洒洒一千余言,从大学对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多重意义,论证“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的北京大学为何不可停办。严复上书之后,教育部表态:“解散之事,纯属子虚。”如果没有严复,北大会如何?谁也无法假设。

时局纷乱,严复之后的大学校长有如走马灯,两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北大又差一点被“办”了。

那时,北大任上的校长是何燏时。何燏时与北大的关系可以说不是那么融洽,这位1912年12月27日被任命的何校长到北大后,因为整顿预科不利,引起学生风潮,130多个学生用到校长办公室,要求校长立辞职字据。但是,当教育部以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和京津为一个大学教育区只能设一个大学为由,拟将北大停办,并入北洋大学之时,何校长拍案而起,给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和教育部呈文:“(北大)办理之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之不一,可以力加整顿,而此唯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行停止。”社会舆论一时全部倾向北大,使得教育部不得不发出声明:“本部职司教育”,对北大“但有整顿之意,并无撤废之心”,北大并入北洋,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回首北大创业之初的往事,择取了四段关于北大停办的故事,一来是为了避免和时贤众口一词地述说北大荣光撞车,二来也是为了在今天我们津津乐道于北大的荣光之际,不要忘了前辈们的筚路蓝缕。

文章摘自 《道器之辨》 作者:陈远 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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