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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大书与一座图书馆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文物天地》   作者:余玮 陈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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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是德高望重的大师、著作等身的学者。他在耄耋之年出山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告。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他常说,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无论是作为一名学者,还是普通公民,第一位的是要爱国。如同一部厚重的书,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他就是任继愈先生。

与毛泽东的一次面对面催生了宗教所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自此与哲学结缘,在这里一呆便是20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图书馆任馆长。而今,这位中国尚存不多的“国宝”级哲学大师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名誉所长。

  新中国成立初,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前兆或序幕。

  任继愈告诉笔者:“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泽东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于是,毛泽东评价任继愈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文革”开始后,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在干校期间,任继愈显得十分“乖巧”,早上的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由于任继愈为人和善,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右眼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自然所经历得太多太多,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而今,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儒教就是宗教”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学术界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从儒家到儒教》(1980年)、《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1982年)、《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1982年)、《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1982年)、《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1982年)、《佛教向儒教靠拢》(1984年)、《重视儒教的研究》(1986年)、《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1988年)等学术著作,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

  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小长征”奠定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

  从小,任继愈就爱思考,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哲学的性格恰恰在于寻根问底,探究“人活着为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任继愈出生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任继愈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一家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的“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为老师激赏,认为‘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任继愈对小学的发生事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的得到的少。”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所只办了4年的中学,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惟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也就没有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奉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或短衣绑腿,或长袍礼帽,浩浩荡荡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

  任继愈告诉笔者,湘西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一路上写生。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不为难这些知识分子。这次旅行彻底地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的敲击着他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西南联大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有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任继愈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赵城金藏》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当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并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任继愈告诉笔者:“《赵城金藏》是北宋《开宝藏》覆刻本,装帧、版式保有《开宝藏》的特点,在《开宝藏》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不论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对这样一部珍贵的典籍自然是虎视眈眈。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最后藏在窑洞内,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校长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任继愈介绍: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图馆长后,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迹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惟独没有古书。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有关工作,他们年龄从20岁到80岁不等,老少不一,工作时间有长有短,但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快整理出版。”现在,任继愈又在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程。

  任继愈重视珍贵手稿的收藏,鲁迅、冰心、闻一多手稿国图都有收藏。“文革”时期,巴金想将自己的手稿转移,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接收,后来由国图收藏。北师大的黎锦熙教授是毛泽东高中时的老师,因为这个特殊身份,他的全部藏书和手稿在“文革”时期得以幸免。任继愈说,后来也由国图买下收藏,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日后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华大典》这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工作也已进行了10多年。任继愈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对此,任继愈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资料积累,后人用起来方便。”

  “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古籍整理人才,现在都挑起了重担,成了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当年的青年今天也已五六十岁,当年的中年骨干如今已经七八十左右,几年之内,都到退休年龄或离开工作岗位了。”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大量地扩招研究生,一个导师带很多学生,这样很难保证质量。“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2005年8月底,在《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编纂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直言,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10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现代汉语尚且如此,古汉语的素质更让人不敢恭维。”

“文保”代言人不做匍匐在偶像下的人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20多年,任继愈却不信任何教派。“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如同一个基督教徒不可能探讨耶稣是否存在的问题。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我佩服鲁迅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指出,不妥协,不和稀泥。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居里夫人是难得的可以克服困难、又可以经受成功考验的人。成功,名誉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内心,她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时刻不忘祖国,将自己发明的元素命名为钚,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

  对于个人成就,任继愈认为机遇和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2001年,任继愈出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据了解,“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分长城篇、敦煌篇、山川篇、建筑篇等。任继愈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之长城篇形象代言人,文案由任继愈亲自审定,画面上天坛、兵马俑、圆明园烘托着巍峨的长城,任继愈的“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的责任”的负有使命般的告诫,震撼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

  退休的任继愈并没有完全赋闲在家,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每周一、四的上午在办公室照样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他的时间就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虽然自己感觉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每天四五点钟起来工作,这对一位年九旬高龄,视力又有障碍的老人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让人难免追问,这样的动力来自哪里?任继愈的回答是,想着多为群体做点事,这样工作起来就不会累。

  “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是任继愈的人生格言和口头禅。他把群体比喻成一桶水,每个人都只取不加,水早晚会干。“为群体做事,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趁着自己还能做事情,就多做一点。”

  不像其他的老人总是为自己的健康担惊受怕,任继愈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并曾经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乒乓球比赛。现在仍爱看足球赛,只是失望于“中国的足球缺少灵魂”。他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鲁迅的作品,还有西方一些浪漫诗人的作品,李商隐的诗他虽然也欣赏其精美,但认为多写个人遭遇,不够大气。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却不很欣赏中国古典音乐,感到其中多为田园风味,缺乏气魄,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生活上,任继愈很简朴,他在国家图书馆办公室那两间,面积都在十几平米左右。

  “养心第一,养身第二;神养第一,药疗第二;自医第一,求医第二。”这是一辈子研究哲学、宗教的任继愈的养生心得。任继愈至今仍在多读书,多用脑(只指学问)来养心,而且从不服用任何补品。他从祖国医典“血由气生,气由神全”中得出“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的观点。

  任继愈在养生方面,具体崇尚“五闭目”养生术,即闭目静心(当日常诸事纷扰、头痛脑涨之时,找一清静空寂之地。正襟端坐,双目闭合,两眼下沉,意无所念,使心神进入寂静状态,半眯双眼,目不瞻视;眼虽动而视物无睹,良久则心平气和,头脑清晰)、闭目降气(凡遇愤愤不平或遭受屈辱、暴躁难耐时,要理智地控制感情,离开是非之地,闭目掂量后果。同时用自己的双手食指轻轻压在眼睑上,微微揉摩,至眼珠发热发胀,便觉胸膛闷塞顿开,肝火胃气下降,躁怒平息,心情和缓)、闭目行悦(当忧郁悲伤、失望空虚、心烦意乱之时,退避静舍,独坐闭目,眼珠上视,神聚头顶微微仰面昂首,放松思想,回忆以往得意欢愉往事)、闭目意驰(当事不如意、若有所失、烦闷终日时,闭目抬头,意想浩渺广阔的太空,或停立于高处,俯视人间万景)、闭目卧思(人的思维有三种形式,第一为睁眼思维形式;第二为梦境思维形式;第三即闭目思维。闭目思维是一种临界思维“现象”,即卧而不寐,闭目意想联翩,大脑排除了外界的物象视觉综合干扰,又能处于充血充氧状态,促使大脑细胞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提高思维的深度)。

  一位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继愈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写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先把书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不随便吹捧人。学生生活有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稿费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受过他的资助。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好些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走近老人就像读一部书,与老人对话就像走进一座图书馆。在笔者眼里,先生的人生就是一部书、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先生的学术就是一座图书馆、一座博大深厚的图书馆!

【任继愈专栏】

任继愈:汉传佛教与东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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