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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大学生之死到教育改革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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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正正一个大学生竟然连个工作都找不到,面子又往哪放……总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不出来了,总想一直睡着不要醒来,因为醒来就要面对现实。我该怎么办?自己已无法主宰自己的人生。”这是石家庄学院的大三女学生刘伟在日记中发出的感叹,2009年,她即将毕业。

在另一则日记中,她写道:“每年花着高昂的学费,不但没有学到本领,反而变得郁郁寡欢,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一边花着钱一边受着罪,这是干什么呢?毁了自己也负了父母……虚荣心占据了上风,就为了面子,明知道家里穷,还硬要上学,全然没考虑父母的痛苦,然而现在却异常痛苦。唉,真的很懊悔啊。”

今年春节,刘伟奔波在求职的路上,没有与家人团聚……最终,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奔波。

刘伟之死在互联网上迅速流传。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让我们的大学教育真正能做到‘学以致用、学以能用、学以可用、学以有用’。”一位四川宜宾的网友发表评论说,“对于基础教育则应改‘应试教育’为‘兴趣教育、能力教育’,让我们的学生轻轻松松地学习,健健康康地成长,无论是知识、能力,还是身心。不要让学习成为学生们的负担和累赘,要让学习成为学生们的兴趣和爱好。不要让学生们厌恶读书,要让读书成为学生们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他(她)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是小学生!”

刘伟之死引起了今春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这不是个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些学生都很可怜,最终走上了这条路。我在做校长时,也发现经过高考后,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十几的学生,心理上已经有问题了。很多同学都有压力,应该关心并进行心理辅导,尤其是对于心理抑郁的人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关注。”

  

大学生就业难暴露的短板

谈及刘伟之死,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应该讲,其中有社会的原因,但是也有些是个体的特殊性造成的,比如性格的偏执。出现这些事情,要科学理性看待。极端事件让所有人关注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想到自己的责任,其次整个社会要给予关注。

朱清时说,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原因很复杂,中国以前很少遇到金融危机,加上大学生这几年毕业人数在增多,高校中专业设置结构存在不合理,这些因素使问题具有了复杂性。

朱清时结合自己的经历说:“我是1968年毕业的大学生,当时,也不是都能就业,所以政府就把我们派到青海、内蒙古、东北,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我们的自信心很强。像我学核物理,当时分配到青海的一家铸造厂当修炉工,当时是坦然接受的,而且都能做好,做工人,做采购员,一路做上来,都不是我的专业。生活不是一条直线,每一步都不可能按着理想去实现,要学会自己创造条件。当然,政府应当尽量提供条件,有助于就业。大学生自身也要加强自信心与承受力。现在金融危机会对中国与世界产生影响,这就如同到一个原始森林当中去探险,最有才干、最有生命力的人,会活得很好,并且走出来。现在最重要的是首先从自身做起。”

一位长期关注教育改革的学者认为,农村学生在扩招的背景下,大量地集中在“三本”院校和专科学校。与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专科学生的就业更为困难;和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就业更为困难。

“一方面近些年大学招生规模扩大,市场消化突然激增的大学生需要一个过程。另外是结构性的失调,相当多的专业设置并不符合社会需要。其中尤以文科、管理、理科这些学科更为突出,比如新闻、影视等专业。此外,在同样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大学生个体表现不同。选择自杀这条道路,毕竟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学校教育的一些不足,大学生个体应该从长计议,经受挫折,还是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

“要把‘一考定终身’改掉”   

近一段时间,是否废除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成为教育改革讨论的一个热点。

朱清时认为,文理分科是浅表问题,关键问题是高考制度改革,文理分科取消与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教育的深层次问题是教育结构和教育思想。”朱清时说,“新中国的教育思想,最起初是全面模仿前苏联模式,一个体现就是分专业分得很早,从中学开始就要分文理科。大学当中,转专业也非常困难。年轻的中学生,很多人并不确定自己的专长,如果学了没有兴趣并发挥不出特长的专业,那么一辈子就不可能有什么创新能力。中国的教育悲剧就在这里。学生后来发现对自己的专业没有兴趣,但又改变不了。”

相比之下,“美国大学是淡化专业,大学中所有的课程都可选修,一个美国人一生当中要换四到五个专业,中国人绝大多数就是一个专业,就是上大学读书的那个专业。”

葛剑雄说,事关文理分科的这种局部改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文理分科,其设计目的是让学生应对高考时集中精力,如果高考不改,学生就会有抵触情绪。而且高中时,学生的心态不同了,“我念高中时,就开始不喜欢理科,但是当时文理不分科,所以一定要学。”

他说:“现在什么都是‘高考指挥’,是应试教育,高考不考的,就不必学,进了大学再说。现在学习应该更加全面,但要考虑不要增加学习压力。可以实行单科结业。文理分科过早,会使很多学生的兴趣被迫服从家长的决定。”

朱清时表示,高考制度改革,就是要把“一考定终身”改掉,要把平均成绩作为录取参考,关键在于平时成绩要做到公平诚信,如果各个中学评判出的平时成绩都是社会公认的,那么,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就很容易改革。“平时成绩作为60%~70%的依据,高考只作为30%~40%的依据,这样,高考压力就小了。至于公平诚信本身的建设,当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葛剑雄说:“不要唯学历论。高校有规定,新评的教授必须有博士学位,我们很多的院士并没有博士学位。如果是这样,我也不合格,我也没有博士学位。学历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依据,但应该允许有特殊有例外,重要的是要以实际能力来评价一个人。”

“教育改革急不了,但方向要定下来”

朱清时曾是一位有所不为的校长。他对本刊记者说,自己没有扩招、建新校区,没有折腾师生,是自己最大的“办学贡献”。

中国科技大学50周年校庆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发来贺信,高度评价了中国科技大学50年取得的成绩。朱清时说:“我们理解其中自然包括最近10年的办学理念和做法。我们真是很高兴。”

朱清时说:“中国科技大学地处合肥,区位优势不多,跟北京、上海远远不能比。办学发展存在的困难就在于最优秀的人才很难到那里定居。但最大的优势是那里不被关注,行政干预比较少,所以我们能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不折腾,安心办学。”

他认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因为遵循教育规律是可以复制的。”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说,建立大学的现代治理结构,是很多大学校长关注的问题,“教育改革急不了,但方向要定下来”。

他说:“每年我到中学去看生源,都和中学校长强调素质教育。他们说,你说的都对,但问题是孩子考不上怎么办?我们的设想是,作为好的大学,可以在中学里建生源基地,甚至取消入学考试。现在大学的自主招生已经试验了几年,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因为确定自主招生的生源后,这些同学还要参加高考,自主性只体现在降低20分录取,我们学校的分数线降20分,也还是一个高分,这样做意义不大。”

王建华认为,自主招生也会带来对公平性的质疑,在现有社会背景下,如果完全自主招生,大学的校长也是招架不住的,“条子来了一大堆,怎么办?教育现实比较复杂,大家不满意,我们也不满意。”

王建华说,教育的基本价值导向造成了今天规模化的发展导向,“现在正在进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我希望这个‘规划纲要’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导向予以明确。如果‘规划纲要’的导向能清晰明确,解决问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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