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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对忠孝传统应给予新评价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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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忠孝传统曾起过安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但也限制了人民个人应享的权利。面对今天的新问题,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个传统呢?

中国文化是东亚文化不可分割的主要部分。世界几个文明古国,多分布在欧洲、南亚、西亚、北非;在东亚的,只有中国一家。

中国又是从古到今五千年绵延不断,持续发展的仅存的一家。其余的几个古国都为人类创造过光辉的精神财富,可惜有古而无今,没有延续发展下来。中国文化,古而不老,历久弥新。分析解剖一下中国文化,对认识21世纪的东亚文化,对认识世界文化不无借鉴价值。

文化必须依附一定民族、地区、国家,不属于任何地区、民族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哺育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作为中心舞台。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就生活栖息于这块土地上。中国处在亚洲东部的北温带,西方、北方为高山大漠所阻隔,东面、南面濒海;土地辽阔,自然条件中等,不算得天独厚,不努力,不足以温饱。这一地区,部族群落众多,不自强则无以自存。勤劳勇敢的品格,是在大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

几千年来,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忠和孝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多民族封建集权的格局下,忠孝既是哲学、伦理准则,又是宗教信仰准则。多民族封建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忠孝既是思想保证,又是组织保证:政治组织为忠,家庭组织为孝。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的特点是宗族宗法制下的统一信仰:忠是对一国的最高统治者的服从原则,孝是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下对家长绝对权力的服从原则。忠孝又是古代中国团结、教育全国各族人民的实践教材。

忠孝原则几千年来,对社会成员起着稳定、平衡作用。封建社会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各地区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又各具特色。如西方奴隶制及资本主义发展得比较充分而典型,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得不够充分,不够典型,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得比较充分而典型。一家一户的小农业生产,生产效率低下,少量的剩余产品,借助于集权政府,统一调配,集中使用,聚少成多,也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建设、物质建设都是充分利用分散的一家一户的赋税办成的。精神文明建设如纂修大型丛书、工具书等,物质文明建设如修建长城、开凿运河、兴修跨省区水利、抗拒外来侵略,赈济农业自然灾害,都是充分利用多民族封建集权领导下调动遍布全国千千万万百姓的力量,才得以完成的。其中忠孝信仰起着极大的作用。

《礼记》为宗法主义提供了宗教理论依据,使人服从宗法制度的统治。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封建社会。神学理论为统一政治服务。

“孝子之志”从感情上把死人当做活人看待,形成宗教心理,培养宗教信仰感情。“斋三日,思其居处,思其意志,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君子三日斋,必见其所祭者”。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一家的孝道与国家的治道有机地联系起来。“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子之位,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这里忠与孝已交织在一起了。

君权至高无上,父命与王命不一致时,要弃父命而从王命。

张载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出一元,人的本性也就是天地万物的本性;对“孝”的神学解释是:“乾称父,坤称母”。天地是人的父母。人都是天地的子女,所有百姓万民都应看做兄弟,万物应看做朋友。君主是天地的长子,大臣是长子的管家人。

《西铭》继承了《孝经》,认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孝的原则被说成宇宙的最高原则。反之,一切违反孝的行为都是不忠的。于是忠君成为孝的必要的内容,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家长为核心的小农经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君权神权合一,宗教与政治合一,从而完成封建社会宗教神学体系。宋朝二程把张载的《西铭》这篇文章与《孟子》置于同等的地位,予以高度赞扬,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持续五千年发展,有很多因素。其中,多民族的封建集权制度应当是一个重要因素。多民族共同参与国家的建设,集中群体智慧,占有长江黄河广大地区,为它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其所以能维持一个广土众民的政治实体,必有根本的物质保障、思想保障。这些条件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比如共同使用的交流文字(汉字),共同信奉的宗教体系(儒教),这在古代尤为必要。共同接受的封建专制政体,各民族互利的经济联系(国家内部物质交流,茶、盐、铁等),共同维护的江河水利体系,共同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外御侵略、内防内乱)等等,在众多条件中,儒教起着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儒教的忠孝原则确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在忠孝教化下,把众多民族团结起来,形成文化共识,结成民族文化团结的精神纽带。此外,佛教、道教以及7世纪传入的伊斯兰教,各有自己的宗教教义,但这些宗教都接受了儒教的忠孝观念,与儒教密切配合,起着辅助王化的作用。明代中期以后,西方基督教有几次传入,都是由于没有与儒教配合,拒绝忠孝信仰,多次传入都难立足;1840年以后,靠大炮保护,才在中国存在下来。佛教传入,也遇到与儒教的敬天法祖的忠孝观念发生矛盾。佛教及时向儒教妥协,致敬君主,拜父母,遂得以立足,并得到与儒教同等传播的机会。

“中华第一孝”彭山李密:《陈情表》

图片来源:新华网

忠孝原则贯彻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全过程。这两者的地位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有所变化。封建社会前期,孝的地位重于忠,比如汉代皇帝的谥号都有一“孝”字,如“孝文”、“孝武”、“孝景”等。赵宋以降直到明清,不断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忠的地位逐渐高于孝。当国家需要臣子在忠孝两者选取其一时,“移孝作忠”被认为合理,并得到鼓励。君代表国家,君主即国家。君既代表君,又代表上帝,故称“天子”,忠君与爱国混而为一。

由于几千年来,在多民族的封建集权国家统治下,使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社会组织发挥了封建社会可能取得的最大效益,从而个人的自由、权利被忽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性曾起着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也限制了人民个人应享的权利。由中世纪走向近现代化,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从意识形态到社会风俗,没有个人的地位。中国进入民主、自由、现代化的道路,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艰难得多,因为中国古代缺少民主传统。忠孝传统曾为古代中国社会立过大功,今天遇到新问题,对忠孝要根据新社会新形势,给予新评价。应从中汲取有益于建立爱国主义的积极部分,同时还要剔除其封建性和不利发挥人性自由、平等的糟粕。比如中国的计划人口生育,一对子女同时照顾四位老人(男方与女方的父母),过去行之有效的尽孝的规定,事实上难以实行,子女尽孝道与养老的社会化这样的新课题,已提到日程。不再为君个人效忠,而提倡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精神如何发扬,也成为当前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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