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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的内容、流传与古代文明研究(二)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孔子研究》   作者:江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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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鲁国保存丰富的古史典籍与礼乐文化,为孔子整理“六经”创造了“地利”条件

  以上典籍,主要是由夏商周王室承传。后来,各诸侯国也开始藏书修书。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因为要“留佐武王”,结果便派“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史记·鲁周公世家》) 。当伯禽就封时,周王室“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 。这里,祝即太祝,负责祭祀时的祝辞;宗为宗人或宗伯,负责祭祀时的礼仪;卜为卜官,负责祭祀时的占卜;史,即史官,负责记载世系与史事;备物,即服物,负责生死礼仪时所佩之物;典策,历史简册典籍;官司为百官;彝器,宗庙祭祀之器。总之,这些人与物都是有关古代历史文化宗教礼仪的主持者或保存者。这说明鲁国随着就封而带去了许多王室资料,其历史文化背景非同一般。

周公曾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国季文子使太史克对曰:“先君周公制周礼。”季文子是鲁国的世家子弟,其所说当有依据。周公儿子伯禽就封鲁国后,自然要把周公所制作的礼乐也带到鲁国。《礼记·明堂位》说:“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史记·鲁周公世家》:“鲁有天子礼乐”。

《左传》昭公二年: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见舞《象》、《南籥》者……

以上材料表明,鲁国有太史馆,有观乐堂。在这些学术文化殿堂内,有《易》、《象》、《鲁春秋》等典籍,有《风》、《雅》、《颂》等诗篇,有《象》、《南籥》等乐曲,内容已相当丰富。吴公子札在鲁国观乐是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韩宣子在鲁见《易》、《春秋》是在鲁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38年。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1年,则吴公子观乐时,孔子才8岁,韩宣子观鲁太史馆时孔子才12岁。据《论语》,孔子“十有五岁”才“有志于学”,说明这些文化典籍与乐章在孔子之前即已存在了。

三、博学好古的历史修养与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是孔子整理“六经”的“人和”准备

   孔子本是一位信古而博学的人,对五帝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并有极深的修养。他自己曾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他“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据传,孔子曾跟师襄习琴,跟苌弘学乐,向老聃问礼,向郯子学官制(《史记·孔子世家》) 。鲁国有周公庙,称太庙,是鲁国历史典籍与礼乐文化的集中地。而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 。

鲁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孔子“信而好古”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孔子“学而不厌”又为他整理“六经”作好了学养准备。因此,孔子对五帝时代直至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相当熟悉。《礼记·礼运》载:“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蜡是岁末宗庙之祭。观则是历史典章的详备之处。《礼记》郑玄注:“观,阙也。孔子见鲁君于祭礼有不备,于此又观鲁魏旧章之处,感而叹之。”孔子于庙里祭祀祖先,于观上察看了旧章之后,“喟然而叹”。所叹的是什么内容呢?《礼运》接下来记载:

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郑玄注:这里的“大道”是“谓五帝时也”,与夏商周“三代”对言。这里的“志”,是指“故志”“训典”之类的历史文献。郑玄注:“志,谓识,古文。”朱彬《礼记训纂》引刘师培语:“志,识记之书,如《夏时》《坤乾》之类。”孔子的话是说,五帝与夏商周三代,我虽然没有赶上,但相关的历史状况因为有“志”之类古书记载,还是可以了解的。《礼运》接下来一大段关于五帝之“大同”,三代之“小康”的论述,即是根据“志”书所记而来。三代的情况离孔子比较近,所以孔子了解得较多一些。《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前后相因,其间的礼,或批判(损) ,或弘扬(益) , 都是可以知晓的。《论语·八佾》又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过去,标点多断为“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实为不妥。孔子是说,夏礼、殷礼,他都是大致知道的,只是到了夏殷的后裔杞国、宋国去考察的时候,足以征信的文献已很少了。这里的“之杞”“之宋”的“之”都是动词,意思是“前往”。《论语·八佾》这段话,可以与《礼记·礼运》一段话比照而读:“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既然杞宋都不足征,为什么孔子还能言夏、殷之礼呢? 这正是孔子的深意所在。孔子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杞宋两国已大致失去了其祖先夏商之礼,因为没有文献可证了。但鲁国则不同,因为鲁国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就是《礼运》所说的“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虽然“丘未之逮也”,但是仍然可以把握,因为鲁国“有《志》焉”。

先秦文献中,有关孔子好学而博学的记载还有很多。《孟子·万章上》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所谈均为“大道之行”,说明孔子平时对于尧舜禹之事实是考之勤而知之稔。《墨子·公孟》:“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论语·泰伯》: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季氏》: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些材料表明,孔子是敬重上古典籍,熟悉上古典籍,因而是深悉上古历史文化的大学者。由他来整理六经,实际上已是历史的必然。

四、从“六经”的内容看其对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性

五帝三代以来丰富的历史文献典籍和鲁国特盛的历史礼乐文化,是孔子整理“六经”的”天时”“地利”基础,而孔子信古博学的个性特点又决定了他整理六经的必然性。于是本着“述而不作”的原则,孔子在众多的先秦古籍中有选择地精编了其中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古书。而从内容考察,这六部古书都以记载历史为根本。

关于《诗》

今传《诗经》有“商颂”,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等商族历史,又有“周颂”、“鲁颂”、“大雅”、“小雅”,言姜嫄履帝武敏而生后稷,公刘率周人由邰迁豳,古公亶父由豳迁岐,于周原兴邦,以及文王、武王向东发展,伐崇代密,建都丰镐等历史。

五帝至夏商周三代,氏族部落林立,史称“万国”。司马迁说古诗有3000余篇,当属可信。只是随着部落间的战争与合并,古诗散亡较多。所以到孔子整理时只能选取300余首而已,而以“商颂”为早。其实商之前还当有“夏颂”,夏之前还当有“虞颂”,虞之前还当有“唐颂”等等。《尚书·虞书·舜典》:“夔! 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神人以和。”是帝舜时有诗之证。据考,唐尧时有《击壤》歌,虞舜时有《卿云》歌,夏有谚,商有颂。而总起来看,诗的最初功能是唱“史”。

关于《书》和《礼》《乐》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

今存《尚书》即上古之书的意思,内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记唐尧、虞舜、夏禹、商契、周公以来史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书》记先王之事。”

《礼》、《乐》成书较晚,而其实际内容则起源很早。孔子说夏商周三代之礼前后因袭,而实际上夏礼因袭于更早的五帝之礼。乐起源于原始宗教活动,其乐曲到后来便存于“诗”“礼”之中。在祭祀或庆典活动时,按节而舞是为乐,依拍而歌便成诗,诗、乐、歌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不同的礼仪。要之,《礼》、《乐》两书保存了许多战国以前宗教礼仪、典章制度、乐舞旋律方面的宝贵资料。

关于《易》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长沙马王堆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易》本是卜筮之书,始于伏羲画八卦,实为五帝以来原始宗教文化的集中记录。章太炎说:“《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家,所以《易经》也是史。”(《经的大意》)

关于《春秋》

《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世家》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总之,孔子所整理的六部古书,实际上都是渊源有自、承传多年的先王旧典,世代掌于王官。按《周礼》的分类,其情形大致如此:

巫史官所执掌与流传的——《诗》、《书》、《春秋》。

卜筮官所执掌与流传的——《易》。

礼乐官所执掌与流传的——《礼》、《乐》。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指出“六经皆史”的著名论断。其《文史通义·易教上》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其《经解中》又指出:“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经的大意》也指出:“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著名学者刘师培作有《古学出于史官论》,将先秦学术文化分为三派,而皆出于史官,其中第一派即为“六艺出于史也”。“六艺之学掌于史官,仲尼删订六经,实周史保存之力也。不有史官,吾恐文献无征,不待秦灰之烬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六经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上古文明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经学与史学》一文,从六个角度指出了“经学对于史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解决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分期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第二,解决中国奴隶社会内部的阶级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第三,解决宗法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第四,解决井田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第五,解决中国哲学史中“天”的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第六,解决中国古代的官制、礼制、兵制、学制等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金景芳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试从文明史研究的角度看,“六经”确实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关于五帝时代。《礼记·礼运》载有孔子对五帝时代社会状况的分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指出,“大同”一节“大体上是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现实。”金景芳先生《经学与史学》指出:“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后,应该看到孔子的这段话惊人地反映了远古社会的真实情况。不仅如此,而且明确地指出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界线,应划在夏初。”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讲的是政治概况。在氏族社会,部落酋长由民主选举产生,氏族内部讲诚信,讲和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讲的是家庭情况。在原始社会晚期,婚姻状态仍然是血缘婚或普那鲁亚婚为主,因此,所有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孩子,所有的长辈都是自己的长辈。这就是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讲的是经济状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处于原始共产制状态,人们还没有私有制观念。所以,虽然都珍惜财物,但没有私藏财物的念头;虽然尽职尽力,但都不是为了自己。

孔子所谓的“大同”社会,处于“大道”时代,郑玄注:“大道,谓五帝也。”如前文所考,孔子读过相关的历史文献如《志》等古书,所以对五帝时代是比较熟悉的。

关于夏商周三代,六经的记载更为详尽,孔子对夏商周三代文化有深刻了解。《礼记·礼运》又载孔子论夏商周三代的“小康”社会情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里讲的是国家出现以后的情况。所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讲的是家庭情况,说明父权世系继承制已确立,一夫一妻制婚姻已在实行。所谓“货力为己”“城郭沟池以为固”“谋用是作”“兵由此起”,说明私有制产生之后,出现了军队、城郭等国家机器。这是一个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完全不同的“小康”社会。其界限是从“禹”开始的。所谓“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孔子虽然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由于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以往《故志》等第一手材料,所以其关于五帝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的论述分析,完全符合实际状况。上引《礼运》孔子所论五帝时代“大同”社会与夏商周三代“小康”社会,实际已将这两个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揭示得十分深刻。相关的论述又见于《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禅是指部落联盟领导权由民主选举产生,而继是指国家领导权父子相继。这正是五帝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的根本区别所在。

上面分析表明,六经中确实保存了有关五帝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之所以珍贵,一是因为其内容丰富全面,二是因为其真实可靠。因此,研究中国上古文明史,应当充分重视六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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