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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诗人在西夏佛寺里苦吟

       

发布时间:2009年06月10日
来源:不详   作者:王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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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名诗人在西夏佛寺里苦吟

  王玉平

  习习柔和动迩遐,郊原无物不相加。

  轻摇柔柳开青眼,微拂香兰发紫芽。

  催促流莺来出谷,吹嘘蛱蝶去寻花。

  扫除积雪残冰净,解使游人觅酒家。

  这首写春风的诗是谁写的呢?是陶渊明?是王维?是杨万里?翻遍古代田园诗篇不见其踪。

  1991年,宁夏考古研究所从贺兰山一座西夏佛塔废墟里清理出一本汉文诗集,而这首《春风〉诗篇就在其中,是为数不多的完整诗篇之一。

  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昌盛研究认为:“这些诗在《全唐诗〉、《全宋诗〉内均不见著录,排除西夏人抄录唐诗或宋诗的可能,是一本少有的西夏诗集。”“作为传统的古诗集,在西夏文献中是第一次发现,填补了西夏文献的空白。”

  肩负如此重任的诗集,出土时却已经散乱,每页中间下半残损严重,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还没有页码,更不知书名和诗人的姓名。

  西夏佛塔发现汉文诗集实属罕事

  参观过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贺兰山拜寺口双塔的人,都为之称奇。但在历史上,沟口现存的这两个双塔见证的辉煌远远不及沟内方塔的多。

  拜寺沟方塔是一座密檐式实心砖塔,高11层约30米。塔身自下而上逐层收缩,每层南面各开一个佛龛。坐在佛龛中的彩塑佛像,年复一年地听着塔身四角风铃清脆的声音。

  这座方塔是幸运的,它见证了寺院为西夏皇族做法事时的宏大排场,倾听了高僧们顿悟后的禅语。

  这座方塔是不幸的,1990年11月28日,不法分子的一声炮响,千年古塔烟飞灰灭,尘埃落定,彻底圆寂了。

  在这幸与不幸之中,在考古人员清理废墟的双手中,一位儒释合一的西夏诗人带着汉文《诗集〉向我们走来。

  “方塔出土的文书中,汉文诗集是唯一一件不是反映佛教内容的世俗文献。诗集属于文学范畴,非佛教作品。”

  千年来的风雨把这位诗人心血糟蹋得不成个样子。鼠虫把他的诗集咬得支离破碎,无头无尾。雨水把他俊秀的字迹侵蚀得模糊不清,连他的名字和诗集都弄丢了。山风断了他缀合诗集的丝线,吹散了他厚厚的诗集,只留下13纸全叶,2纸半页,总共剩下了18面残缺不全的75首诗,其中15首诗没诗名。

  西夏皇族可以散尽千金举办宏大的法事,这位无名诗人却贫寒地连写诗的纸张都买不起。为了节省纸张,他写诗“不设边栏届行,不留天头地角,定格书写。诗名不单独起行,而是写在上一首下部的空当处。”

  但这不影响他大发诗兴,不影响他才思泉涌,不影响他笔耕不辍。

  他是一位优雅恬淡的田园诗人,你看他如此写《桃花〉

  栽植偏称去竹深,

  灼灼奇包露邑红。

  金谷园林香*** ,

  *******。

  陶潜菊美宴偷来,

  蔓猜*每还寰瀛。

  *******,

  *******。

  这些*就是被岁月的风雨蚀去诗句和字词,残缺的诗句埋没不了诗人笔下艳丽的桃花,他的桃花可以与陶渊明相媲美。

  他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诗人,他用很多诗篇写重阳节、立春等中国的传统节日。《重九〉云:

  古来重九授天衣,

  槛里金铃色更艳。

  每逢重阳节,天气凉了,人们添加衣服,万木霜杀,只有槛里的金铃菊花在盛开。

  他用诗为自己的禅悟添花锦,他拿禅悟这把“好快的刀”切开了诗歌这块美玉。浅俗自然的《闲居〉,仿佛偈颂:

  闲事闲非逢莫侵,

  更无荣辱累我心。

  连孙昌盛这位严谨的考古学者都感叹道:“全诗缺乏一种战斗的号角、催人奋进的思想和耐人寻味的内容”,“但以诗的形式表现了一种闲适情志,一种佛门理趣,还是很有意味的。”

  诗人是谁呢?

  这位诗人是儒生?还是诗僧?

  孙昌盛在考古报告《拜寺沟西夏方塔〉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这位诗人可能是个儒生。

  李元昊建立西夏国以后,积极网罗儒学人才,招纳汉族知识分子为自己的统治政权服务。张元、吴昊、杨守素等大批书生,在北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便投奔求才若渴的李元昊,成为西夏王朝的重臣。李元昊大力提倡和重视儒学,自己也培养了一批西夏人儒生。

  由于做官岗位编制所限,这些儒生能像张元等风光无限的人不多,一些才华横溢的儒生得不到重用,便玩起了“归隐山林”的把戏,躲到皇家寺院悟道等待复出。在此期间,便写些风花雪月的《诗集〉,自娱自乐。《诗集》中“村中农叟歌声远,窗下书生咏意豪。”“学足三冬群莫并,才高八斗众难知。”等诗句可以作证。

  这位诗人也可能是个诗僧。

  诗与佛教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诗的作用在于认识客观世界,而佛教则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但作诗和修佛都需要有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视启迪和象喻,这样诗与佛教就产生联系。《诗集》中的“慧心聊此见,欲知妙旨问禅翁”等诗句写的正是这种诗佛相通处。

  加之西夏王朝极其重视佛教,历代皇帝都“钦崇佛道”,“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已成为当时贵族名流的一种文化思想,涌现出许多外儒内释、外释内儒的知识分子。许多名僧大德都是精于文学,积极参与到世俗文学的创作中来,他们最有可能写就西夏方塔出土的《诗集〉。

  《诗集〉到底姓甚名谁?

  有两个名字值得注意:高走马和高智耀。

  孙昌盛整理《诗集〉时发现“诗集首尾不全,内容完整者无几,又未注明作者和抄写者,仅‘门人*拜呈’后有‘此乃高走马’作,其余诗的作者不得而知。”整个诗集文风一致,是不是可以推测高走马就是诗集所有诗篇的作者呢?

  据史料记载,西夏乾定进士高智耀,看到西夏政治黑暗,不愿做官,便隐居到贺兰山修佛。后来复出在元朝做官,还被人以这段“事佛敬僧”的经历弹劾过他。这位崇尚佛学的高级知识分子经历,与写《诗集〉的人很相似,是不是他写了这本诗集呢?高走马和高智耀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同一个人?

  或许,《诗集〉以无名无姓模样面世,也是诗人有意给后人留下的一个空无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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