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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在锡麟禅院“闭关”潜修

       

发布时间:2009年05月04日
来源:不详   作者:法空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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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在锡麟禅院“闭关”潜修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普济寺 法空
  一、闭关“锡麟禅院”之缘起
  大虚大师,俗姓吕,乳名淦森,浙江省崇德(今并入桐乡)人。自幼失去双亲。外婆周氏信奉道教,道名修理,寄居于海宁州长安镇大隐庵,他从五岁开始,依外婆在庵内长大,并读了几年私塾。公元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从临济门下士达和尚剃度出家,取法名唯心。
  士达领大师到宁波团桥头玉皇殿,托请玉皇殿住持奘年老和尚(士达的师父)照应他。奘年老和尚是大师的师祖,对他极其慈爱,并为他立了个表字叫“太虚”。这一年,太虚大师才十六岁。
  同年十一月,宁波天童寺传戒,奘年老和尚陪著太虚大师到天童寺求戒。当时,该寺住持八指头陀寄禅,就是这次传戒的得戒和尚。
  寄禅和尚看出太虚大师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受完戒,便修书介绍他去永丰禅院参学。
  一九○六年,大师十八岁时,到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经,住进天童寺禅堂,并学习坐香、跑香、吃放参、敲教香、当值、出坡等。在这段时间内,寄禅和尚给他许多精辟的开示。
  翌年,太虚大师到汶溪西方寺阅藏。阅藏对于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大有造于他的一生。
  他在阅藏期间,一日阅《大般若经》垂尽时,“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以后,他再阅《法华》、《华严》、《台贤教义》等经论,恍然都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过去所有的疑团从此冰释。
  一九○七年,太虚大师受具有新思想的僧人华山及革命和尚栖云的影响,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和邹容等人的著作,响往革命。越年,到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学。次年,随寄禅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一九一一年,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组织僧伽教育会,讲演著述。又联络革命党人朱执信等人,从事秘密活动,因作诗凭吊黄花冈的烈士,受到清廷的缉捕,离开广州,返上海,并往普陀山度夏(避难)寓居锡麟禅院。印老(净宗第十三代印光祖师)来访,阅其大师诗文深为赞许,因和掩字韵以相勉;相访每深谈移晷。(《大虚大师年谱》第二十页,以下称《年谱》)
  另据大师《自传》记述,公元一九○九年,他任普陀山化雨小学教员时,就与法雨寺了余和尚、印老相识(当时印老五十一岁)得到了他们的教诲,从而建立起甚深的法缘。
  再说,了余和尚闻得太虚大师要来闭关,便为他准备了锡麟禅院楼上的关房,备下书桌、书架、器用什物。
  一九一四年八月,大师带了十多件书籍行李的箱笼,到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当时,印老特来为他封关。
  大师在关中坐禅、礼佛、阅读、写作,日有常课。初温习台贤禅净诸撰集,尤留意楞严、起信,于此得中国佛学纲要。世学则新旧诸籍,每日旁及。于严译,尤于章太炎各文,殆莫不重谈精读。故关中文笔,颇受章、严影响。(《年谱》第三十五页)
  大师关中著作,首成《佛法导论》为整个佛法的概观。其后,继作《教育新见》、《哲学正观》、《辨严译》、《订天演》、《论荀子》、《论周易》、《论韩愈》、《百法明门论的宇宙观》等论文。一九一五年,北京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条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产的大权。他在关中阅及,审度时势,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一书。之后,又写了《禅关.漫兴》诗一首,可据以见大师关中之生活心境。
  一九一七年,春,大师出关。
  出关己,摄影为纪念。从此剃发留须。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疏放情态!
  二、改革佛教的现实意义
  大师出关以后,先到台湾演讲,继到日本考察。三年掩关励志潜修是他一生的最大转折点,对于自己在关中三年来的研究和创见,增加了信心,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他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讲学弘法,席不暇暖,是从闭关以后才开始的。
  从一九○九年开始,大师在普陀山化雨小学任教,至一九一八年春应了余和尚之请,出任普济寺知众,这十年来,虽然驻锡的日子不算长。但是,大师在普陀“闭关”,与陈元白等组织觉社(在上海出版《觉社丛刊》后改为《海潮月刊》),整理僧伽制度改革等都是在普陀山进行的,他对于普陀名山圣地,有其殊胜的法缘啊!新编的普陀山志,都将印光祖师、太虚大师列为近代的普陀山高僧。
  (一)主张改革佛教
  太虚大师著的《整理僧伽制度论》,表达了他主张的改革佛教思想,其境界是何等大啊!正如他的遗训所说:“在我的意境上,向来以全国乃至全世界人群佛教为对象。”他愤于佛教内部的腐败现象,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计划佛教弘誓会,为佛教团体根本革新,发起维持佛教同盟会,建佛法僧园,创立觉社,从而宏扬佛法的革新运动,以促进三大革命的开展。
  1、教理革命
  总的是以有组织、有规律、有层次的科学方法,融摄教理,发扬真理。他对佛教各宗的学说都了解,但他学习佛学,并不是简单地,一味地重复佛祖的教导,或祖师的话头,而是根据现实社会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作出自己的理解。例如他写的《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一文,对其教理行果所趋重所崇高的特点,合八宗为三宗:以“三论”为“空慧宗”;合“律宗”、“慈恩”为“唯识宗”;合“禅宗”、“天台”、“贤首”、“真言”、“净土”为“真如宗”。这是他对大乘各宗不偏不倚的公正言论,也就是他对整个佛法究竟的根本看法。
  2、教制革命
  大师痛于当时《管理寺庙条例》与寺僧腐败的情况,根据教理史作《整理僧伽制度论》树立佛教改革改进运动,以佛法之修习为中心,旁及近代思想,以备宏扬佛法,觉世救人。取僧伽的形仪,重菩萨的精神。主张整僧的根本在于戒律,废除剃派法派,为在家信众建立正信会。对僧数,则主张减少滥收的量,提高优良的质,革除一切腐败的顽固的流币。对大乘各宗,力持平等融贯之说,不为一宗一派的传承,打破千余年来入主出奴的门户之见。提出以大乘佛教的理论,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去体验修学,实现振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今菩萨行者(指的是出家与在家众)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
  总之,整理僧制,建立健全的僧伽制度,大师还著有《僧制今论》、《建僧大纲》,同时,以“六和”(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的精神统领僧团,以律仪轨范僧制,由此,代代相承,佛种不绝。
  3、教产革命
  解放前的佛教,又遭政府《管理寺庙条例》和《监督寺庙条例》的限制僧徒、侵害教产,以及庙产兴学、提产、逐僧、占寺,弄得佛教局势动荡不安,寄禅老和尚为请愿一事,卒于北京法源寺。太虚大师也勇往直前地一再请愿,上“国民议会意见书”,“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书”,局势稍得缓和。又对内政部公布的不合理的寺庙兴办慈善事业办法,呼吁反对,并拟出五项办法呈行政院,维护寺僧,务使于僧得安,于教得整,于国家民族得益,终使停止实行。
  旧社会的僧寺,随著私有制为转移,或多或少有一些山林竹木产业,且多己成为适应宗法制度,立剃派,立法派,子孙式的传承,霸占传统大丛林的寺产,使得佛教十方常住的财产,成为少数寺院主持私有,将佛教公产视如家族遗产。产业收益,操在少数人手里,有的随意挥霍,有的土劣剥夺,弊病丛生。如此一来,不但佛教的公产无法用之于佛教的教育,文化等弘法事业,而且瘫痪了历代丛林的僧教育系统,影响到佛教整体人才的培养,破坏丛林选贤传贤制度。大师说:“中国民族以及中国佛教最大的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家族,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振兴的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佛教乃可重振。”(《建设中国现代佛教》)因此,中国佛教要振兴,寺庙法派、剃派的传承制必须革除,而恢复选贤传贤制度。
  关于僧寺财产的管理使用,大师的态度是:“僧寺财产为全国僧团所有,选任住持等管理之,国内外僧众,皆得依规律来享用。”(《恭告全国僧界》)大师主张集产制度,总集寺产为佛教公有。住持选贤任能,僧众除依律行持外,要参加劳动,按劳分配,各取所值。寺庙收益,除正开支外,应作兴办教育、慈善、宏法等事业的开支。(续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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