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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明“狂禅”现象的导因及走向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翟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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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明“狂禅”现象的导因及走向
  ——以袁宏道禅学思想转变为例
  翟雪村
  明清是中国佛教总体上的衰落时期,佛学理论亦无重要突破。明初,统治者推重理学,朱元璋曾明确地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对于佛教,则是在利用、限制的同时予以严格整顿。当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僧人的日居行为、度牒乃至修学的政策,主要是针对禅僧而言。这一时期禅宗的发展受到了遏制,可以说举步维艰。到了明朝中叶由于阳明心学的影响,理学独尊的沉寂之风被逐渐打破,禅宗也逐渐有所抬头。直到万历前后,由于居士佛教的兴盛和释门僧才的引领,禅宗乃至整个佛教都呈现出新的气象。同时出现了以李卓吾、袁中郎等士大夫为代表的“狂禅”现象。“当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到泰州派下的颜(山农)何(心隐)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他们的特色是‘狂’,旁人骂他们‘狂’,而他们也以‘狂’自居。”可以看出,晚明所出现的“狂禅”思潮,非仅是佛教禅学的一种流变,更多是一种在阳明后学影响下的儒佛调和的产物。
  一、“狂禅”——阳明后学下
  儒佛调和的产物
  任何事物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内在的根由的。同样,晚明禅学复兴,士大夫佛教继宋以后呈现出又一高潮而出现所谓的“狂禅”现象,同样也有其内在的根由。追根溯源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阳明心学的“良知”与禅宗“心性”之联系
  明代初年,国内上下独尊朱学,所谓“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秩然”。但当时的程朱理学已被理会得牵强附会、“支离破碎”,早已失去了活力。这时的王阳明以其独特的心学体系,打破了儒学独尊的沉寂土风。他的学说体系是以“心”、“良知”为核心。所谓“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又有“良知是天理之昭昭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之昭明觉处,故良知即天理”。这无疑充分肯定了人作为个体生命的自主性。他认为良知人皆有之,无需外求。所谓“致良知”亦即内省自照、明本心性,这与禅宗的自心作佛,心佛一体如出一辙。禅宗认为,一心举万法,自心既是佛。这个实相——佛,就在自己心中。同时心学与禅宗一样追求的也都是一种自由、自主、独立的人格和人生境界。
  阳明之后心学演成诸多派别。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言“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到了泰州学派进一步发展了王学的精神,与禅学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所以俗世常以“狂禅”弊之。此时王学的良知一定程度上业已成为禅宗“佛性”的代名词。而这种“狂禅”思潮“无疑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潮下的产物。究实而言,它的源头在卫守仁的‘良知’学说,而直接导向则当归于泰州学派”。
  2、社会矛盾使士大夫栖心禅学
  晚明时期,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究其社会本身而言则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稽文甫在他的《晚明思想史论》的序言中写道:“晚明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现代战争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个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暇。你尽可以说它‘杂’,即决不能说它‘庸’,尽可能说它‘嚣张’,却不能说它‘死板’;尽可能说他‘乱世之音’,却不能说它是‘哀世之音’。他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越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稽文甫先生无疑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动荡不安、脱胎换骨时期的社会画面。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社会生活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个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们也参与政治的纷争,忧国忧民,但往往英雄难有用武之地,或者官场受挫,或者入仕无门,现实往往与他们格格不入。“破巢之下安有完卵”,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文人士大夫无法“安身立命”只有转向内心寻找慰藉。因为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这如芥子般的个体生命无疑是过于渺小了,他们感怀于世事无常、人事变迁而表现出或浪迹山水,留恋于勾栏的自我放逐;或出入释老的苦寂相伴。在这种情况下禅学的兴起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晚明的“狂禅”现象也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产物。
  3、独抒性灵——文坛之“狂”与禅学之“狂”互彰
  明代文坛盛行复古的风气,无论是台阁体还是茶陵师派,虽风格不同却秉承“编新不如塑旧,刻古盛于雕今”的旨趣,主张法古、师古。弥盖在明初文坛的沉寂之风,无疑遏制了文人舒张个性、任运自适的性情。而当时倡导文学应直抒胸臆,得法性灵的文人,“多是位卑言轻的下官吏或在野文人……他们以温雅的狷者姿态很难形成昭著的影响,‘不颠不狂,其名不彰’。”同时他们的狂狷之气也为扫除文坛陋习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如晚明“狂禅”思潮之涤荡程朱理学的围囿。袁宏道言:“弟才虽绵薄,至于扫时文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辩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有先发者。”这种文坛之“狂”与禅学之“狂”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禅净合流”到“摄禅归净”
  ——晚明“狂禅”现象下的矫弊之为
  晚明的“狂禅”思潮始终是心学与禅学两位一体而存在的。“以阳明后学为代表的儒者好佛而导致的狂禅思潮,同时也给晚明佛教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袁宏道在《答陶周望》中说:“近代之禅,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则阳明以儒而滥禅,既则豁渠诸人以禅而滥儒。禅者见诸儒汩没事情之中,以为不碍,而禅遂为拨因果之禅;儒者借禅家一切圆融之见,以为发前贤所未发,而儒遂为无忌惮之儒。不惟禅不成禅,而儒亦不成儒矣。”对当时“狂禅”的流弊予以揭示。鉴于当时“狂禅”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晚明的居士佛学在对“狂禅”针砭与抨击的同时也开始转重修持与信仰,而出现“禅净合流”、“摄禅归净”的状况。此处以袁宏道的佛学思想转变为例,以窥晚明“狂禅”思潮的走向。
  袁宏道(1568—1610),自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公安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早年闻名乡里,后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共创“公安派”文学,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中郎亦是明万历后期著名居土。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体现在其禅学思想上则经历了“从狂禅到提倡念佛往生的净土禅再到主张安心任运的随缘禅”的内在演化轨迹。其佛学思想的转变过程,在晚明士大夫佛学中极具有代表性。中郎前期以习禅为主。这一时期的佛学思想是与焦蔀、李贽一系的。表现在将禅学与儒学的和合为一的“狂禅”上。在其人生观上则是任运自适,放达不羁。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有感于先前禅学的“欠稳实”,并觉知过去学禅之解行不相应而不得受用。遂开始注重行门修持,而转向净土。这种转向可以说是在生死情切以期求解脱的思想下发生。不仅是中郎个人禅学思想的自省,更是对晚明以来整个禅学界的反思和对治,具有普遍意义。诚如中道对其兄此次思想转变的评价:“逾年,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尤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了伦物,佰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盲之病。夫智尊则法天,理卑而象地,有足无眼,与有眼无足者等。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可见此期中郎已开始悟修并重,是由禅人净、禅净并举的开始。
  万历二十七年,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发生彻底的转变,由初始的“禅净合流”到此期的“摄禅归净”、“融禅归净”,并作《西方合论》以阐发净土思想。在该书的序中,中郎对著书及自身由禅入净的因缘都予以了说明。
  夫滞相迷心,有为过出,着空破有,莽荡祸生。达摩为
  救执相之者,说罪福之皆虚;永明为破狂慧之徒,言万善之
  总是。灭火者水,水过既有沉溺之灾;生物者日,日盛翻为
  枯焦之本。如来教法,亦复如是。五叶以来,单传斯盛;迨
  于今日,狂滥遂极。谬引惟心,同无为之外道;执言皆是,趋
  五欲之魔城。不思阿难未得尽通,头陀摒斥;达摩微牵结
  使,尊者呵讥。禅翼薄习,宾所斯遥;丘山丛垢,净乐何丛。
  若至《楞伽》传自达摩,悟修并重;清规创自百丈,乘戒兼行。
  未闻一乘纲宗,呵斥净戒;五灯嫡子,贪恋世缘……今之学
  者,贪嗔邪见,炙燃如火,而欲为人解缚,何其惑也。余十年
  学道坠此狂病。后因触机,薄有省发。遂简尘劳,归心净
  土。礼诵之暇,取龙树天台长者永明等论,细心批读,忽而
  疑豁,既深信净土,复悟诸大菩萨差别之行,如贫儿得伏藏
  中金,喜不自释。
  可见袁宏道对此前士大夫居士间流行的“狂病”予以了痛斥。“余十年学道坠此狂病。后因触机,薄有省发”。此狂病乃言往日之重解轻行,因悟废修,从而不自觉地“落人解坑”。这不仅是中郎习禅十年来自救的清算,亦是对晚明禅学思潮尤以泰州“狂禅”为首的深刻反省,也代表了晚明禅学由泰州“狂禅”到“悟修并重”、“以净摄禅”的总体发展走向。
  三、晚明禅学的世俗化走向
  晚明佛教从禅学到净土的归向“不仅可视为晚明佛教个面复兴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可视为巾闷佛教世俗化的逻辑完成”。禅更多地作为——‘种修学方式,更多地是被文人士大夫以及僧侣而接受,始终未能广泛地走向现实民众。净土信仰则从其传人之始便以其倚重他力、简便易行、带业往生的特点备受普通信众的青睐,而显示出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
  晚明佛门僧才辈出,以“四大高僧”为首的持摄禅门净、参念为一思想的著名高僧当首推云牺莲池。他指出参禅与念佛可以调和,互不防碍,说:“若人持戒,戒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从理论上说明了二者兼修的可能性。这一理论最早可追溯宗密的“禅教一致”思想,并直接延寿的禅净融合论。而此理沦的根由则是心与土不—不二,也就是传统的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思想。这一持名念佛与悟修参禅便有了内在的统一性。蕅益在论述禅净关系时有言:“无禅之净土,非真净土;无净土之禅,非真禅,然净土之禅,水不需参究,但一心不乱即静,名号历然即虑。若夫禅之净土,必须证极心,非可以以理夺事。从上诸祖,凡情已尽,圣情未忘,不妨随机扫执。后世学人,虽有干慧,染习未枯;自非发愿往生,依旧随业轮转。”指出了念佛之亦禅劝;净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禅宗依靠自力解脱的可能性。而净土禅(亦可言持名念佛法门)的易行性、三根普利性成了其世俗化倾向最主要的依据。同时这种从禅到净,从智慧向信仰转变的过程正是佛教世俗化走向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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