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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禅学的发展(上)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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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禅学的发展-胡适(上)
  我何以要讲印度禅呢?禅学来自印度,虽然中国禅与印度禅不同,不过要懂得中国禅,须懂得印度禅。所以先讲印度禅,做一个引论。
  关于研究印度禅的书籍,有以前香港大学校长Sir Charles Eliot所著的 Hinduism an d Buddhism (Vol. I P.P. 302-324),但是不幸书还没有完成,他就死了。我几年前也有一篇文章,篇名“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收在《胡适文存》三集中(P.P. 423-448) (参见台湾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十二册《海外读书杂记》第117页至第136页 )。
  在禅宗未起以前,印度便有“瑜伽”,梵文为yoga。此字是印度文与日耳曼文的混合语,在英文中为牛轭,引申起来,是管束的意思。即如何才能管束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向走,而能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发生好的结果。
  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两千五百年前,已有许多人做这种“瑜伽”。释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学道的时候,遣人出外寻道者两人,即为瑜伽师。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教走上新的道路——“智”的道路,于是“瑜伽”遂变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无论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要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家给以名字,便是“禅”。
  “禅”字起源很早,在小乘、大乘经中以及各种小说里,都有“禅”字。我记得幼年看《水浒》,看见花和尚鲁智深打了一根八十二斤的禅杖,把“禅”字读作“单”,后来才知道是读错了。其实并没有错,因为“禅”字的原文拼音是Dhyana,音近“单”。(按:中国“禅”纽字古音,多读入“定”纽)
  佛教有三大法门:一、戒;二、定;三、慧。“戒”是守戒,最高限度为十戒(按:根本五戒,沙弥加五为十戒),后又有和尚戒(比丘僧具足二百五十戒)、尼姑戒(三百五十戒)、居士戒(即菩萨戒,重十,轻四十八),从戒生律,于是成为律宗。次为“定”,就是禅,也就是古代“瑜伽”传下来的方法,使我们心能定住不向外跑。第三部分为“慧”,所谓“慧”,就是了解,用知识上的了解,帮助我们去定。从表面上看,禅在第二,其实不然,禅实在能包括“定”、“慧”两部分。如说禅是打坐,那种禅很浅,用不着多说。因为要用“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所以有人合称“慧定”。在中国禅宗,“慧”包括“定”,“慧”的成分多,并且还包括“戒”;在印度,则“定”包括“慧”,“定”的成分多。
  现在讲印度禅,先讲方法,后讲目的。
  关于印度禅的方法,计有五种:第一个方法最浅显,便是“调息”,佛书中叫作“安般”法门。“安”(ana)是“入息”,“般”(pana)是“出息”。“安般”的意思,就是用一定的方式——手和脚都有一定的方式,如盘膝打坐,使人坐着舒服,以调和呼吸。这种调息的方法,又可分为四项:一、“数”,就是从一到十来回地数着自己的呼吸,以避免四围环境的扰乱,使心能够专一;二、“随”,便是心随鼻息跑,所谓念与息俱,使心不乱;三、“止”,就是看息停止在什么地方,中国道家向有所谓“视息丹田”,即此;四、“观”,就是客观一点,把自己的元神提出来,看看自己到底怎样,比方牛在吃草,牧童却站在旁边看,又好像一个人站在门口,对于过路的人,某是张先生,某是李小姐,都能认识。总括一句,以上都是“安般”法门,其方法有“数”、“随”、“止”、“观”。
  如果一天到晚,老是打坐,容易出乱子。譬如在打坐的时候,忽然涉想某人欠我的债,或恋爱的事情,或可恶的人与可恶的事,心更不定了。在这时候,非数息所能为力,所以还要旁的方法来帮助,即靠“慧”——知识——来帮助。所以,第二个方法叫“不净观”。所谓“不净观”,就是用智慧想到一切都不干净。譬如当我们涉想某某漂亮的小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她身上是如何的不洁净,鼻子里都是鼻涕,嘴里都是唾沫,肚子里都是腥血等不洁之物,并且到她死后,桃色的脸庞也瘦成白皮夹腮了,乌云般的头发也干枯了,水汪汪的眼睛也陷落了,到了尸体烂了之后,更是怎样地腐臭,怎样地变成骷髅。如此,我们也就不想她了。漂亮的小姐,金钱,地位,都作如是观,自然这些念头都会消除净尽。
  第三个方法叫作“慈心观”。所谓“慈心观”,便是训练你自己,不但要爱朋友,还要爱仇敌;不但爱人,还要爱一切物。如当不安定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一作“慈心观”,便会不生气了。但有时还不能制止,所以又有第四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就是“思维观”,就是凭我们理智的了解力来解决一切。常言道“无常一到,万事皆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任何物件,都是不能永久存在的,都不过是九十几种元素所凑成,将来都要还为元素的。比方有人骂我是反动派,反革命,走狗,当我们听到,自然很生气,非要和他拼命不可。要是拿我们的思维力来一分析:骂,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是由空气传来的一种音浪,对于音浪,自然用不着生气。至于骂我的人呢?依着化学的分析,也不过是几分之几的氢气氧气等等的化合物,而被骂的我呢?也是和骂我的人一样,几种元素的化合物而已。等到死后,大家都物归原所。如此,则所有骂詈,不过是一种气体的流动,两个机关打无线电而已,有什么了不得?到此地步,就无人无我,四大皆空了。
  以上均就智识略高的人说.至于智识太低的人,怎么办呢?就有一种“念佛法”,即第五个方法。所谓“念佛法”,就是想到佛的三十二种庄严相。“念”便是“想”,后来又念出声来,变成念书的“念”,从心中想而到口头上念。
  从最低的数息,到最高的无常哲学,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属于“慧”,用“慧”帮助“定”,用“定”帮助“慧”,便是“瑜伽”。
  上述五种,都是禅学的方法。现在讲印度禅的目的,即禅学的境界。此种境界,由各人自己去认识,其实都不一样;至于印度禅的究竟,谁也没有做到。
  记得清初有一个大学者,颜习斋(元),他是保定府人,最初当蒙馆先生,学做圣人。他有一篇《柳下坐记》,叙述他自己在柳下打坐的情形。三百年前的圣人,在保定府打坐,到底到了什么境界呢?他说,在一个夏天,我坐在柳树之下,看看那柳叶,直变成了美丽的绿萝;太阳光从这绿萝似的柳叶透过来,都成了一颗一颗的珍珠;他听到苍蝇嗡嗡的声音,就好像听到尧舜时代所奏的九韶之乐一样。像他这样,可算到了他自己的理想境界了。却是到不了印度禅的究竟境界。
  印度禅的境界到底怎样呢?计算起来,有好几种的说法,现在略述其重要的:
  第一是“四禅”,也叫作“四禅定”。即:最初用种种法门帮助你消除种种烦恼欲望,到无忧无欲的境界,便是初禅。但初禅还有思想,还要用脑,再把一切觉、观都除去,自然得到一种“欢喜”(joy),便是第二禅。但第二禅还有欢喜,连欢喜也不要,只有一种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乐”的境界,便是第三禅。到了连这种舒舒服服的“乐”都没有了,即得“不动处”,只是一种“调”,即安稳调适,便到第四禅。
  初禅还用思想,第二禅还要高兴,第三禅还觉舒服,第四禅则只有调和,要如何便如何,驾驭我们的心,好像马师之御良马,随所指挥,无不调适。
  其次,四禅之外,还有四种境界,即“四念处”。此四处:
  一、“空无边”,就是想到空处。如眼是空的,鼻是空的,一一地想,想到只有空。譬如藕,只想其孔,越想越大,全不见白的藕了。想到全世界,也作如是观。
  二、“识无边”,“空无边”还有想,便是一种印象,想到末了,不但是空,连这空的印象都没有了,便到“识无边”处。
  三、“无所有”,一切都没有了,便到“无所有”处。
  四、“非想非非想”,既到“无所有”处,你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连想都没有了,连“没有想”也没有了,此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常言说,“想入非非”,不是想,也不是非想,此理难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四禅是一种说法,四念处又是一种说法,并不是先经四禅,而后到四念处。
  又其次,便是“五神通”。所谓四禅和四念处,都是解放人的心灵,以便得到神通。神通计有五种,合称“五神通”:
  一、天耳通,就是顺风耳。比方现在南京开的五中全会,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听到,可不是用无线电。
  二、天眼通,就是千里眼。上观三十三天,下观一十八层地狱,一切都可看见。想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三、如意通,就是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好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
  四、他心通,就是他人心里所想的,我都可以知道。
  五、宿命通,不但知道现在和未来,而且知道过去无量劫前生的事。
  总起来说,印度的禅,不过如此。此是粗浅的说法。从数息到“空无边”处,都是“入定”,都是用一种催眠方法达到“入定”。
  再讲两个故事。
  印度相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西历纪元3世纪(晋朝),即已有人译成中文。这个故事的目的,在教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故事是这样的:
  某时代,有一个国王,想找一个宰相。后来找到一个可以当宰相的人,先说要杀他,经人解说,于是要他用一个盘子,盛上满盘子油,从东城捧到西城,不准滴出一滴,否则杀头。这个条件,很不容易做到。他走到路上,有他的父母、妻子哭他,他没有看见。有顶美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看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没有看见。后来忽然又来了一个疯象,吓得满街的人乱跑乱跳,可是他一心一意在盘子上,仍然没有看见。不久又遇到皇宫失火,一时救火抢火,闹得纷乱不堪,并且在殿梁上的一巢马蜂,被火烧出,到处飞着螫人,这人虽然被螫了几下,可是始终没有感觉到,仍然专心致志地捧着油盘往前走。最后,他竟达到了目的地,一滴油也没有滴下来。于是国王便拜他做宰相,以为一个人做事,能够这样专心,便是喜马拉雅山,也可以平下来,何况其他!
  在11世纪时,中国的法演和尚,也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其目的在教人自己找办法。故事是这样的:
  五祖寺中有一个和尚,人问他禅是什么,他说:“有两个贼,一个老贼,一个小贼。老贼年纪老了,有一天,他的儿子问他:‘爸爸!您老了,告诉我找饭吃的法子吧!’老贼不好推却,便答应了。一到晚上,老贼就把小贼带到一富人家,挖了一个洞,进到屋里。用百宝囊的钥匙,将一个大柜子的锁开开,打开柜门,叫他儿子进到里边。等他儿子进去之后,他又把柜子锁了,并且大喊:‘有贼!有贼!’他便走了。富人家听说有贼,赶急起来搜查,搜查结果,东西没丢,贼也没有看见,仍然睡去。这时锁在柜子里的小贼,不晓得他父亲什么用意,只想怎样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里边太大听到,就叫丫环掌灯来看衣服。刚一开开柜子,这小贼一跃而出,一掌把丫环打倒,把灯吹灭,竟逃走了。富人家发觉后,又派人直追。追到河边,这小贼情急智生,把一块大石头抛在河里,自己绕着道儿回去了。到得家里,看见他父亲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亲为什么把他锁在柜子里。他父亲只问他怎样出来的。他把经过说了之后,老贼便掀髯微笑道:‘你此后不愁没有饭吃了!’像这小贼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便是禅了。”
  上面两个故事,一个是印度的,一个是中国的。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
  往往一个故事,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从前有个裁缝,辛苦地省下钱来,送他儿子去念书,他自己仍旧做工。有一次,儿子寄信回家要钱,裁缝不认识字,请隔壁一个杀猪的看信。那个杀猪的屠户也只认得几个字,便念道:“爸爸!要钱,赶快拿钱来!”裁缝听了很生气,以为儿子从小学念到中学,从中学念到大学,还不知道一点儿礼貌。后来有一位牧师来了,问裁缝为甚生气。裁缝把原委告诉他,牧师说:“拿信给我看看!”牧师看了信,便说道:“你错了!这信上明明写着:‘父亲大人膝下:我知大人辛苦,老是不敢多用钱。不过近来有几种必不可少的书籍和物件要买,我的鞋子也破了,我的袜子也穿了,希望大人能寄给我半磅钱,我很感激,假若能寄一磅的话,那更感激不尽!’”裁缝听了,很高兴,并且向牧师说道:“信上真的是这样写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立刻就寄两磅钱去。”这便是一个故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杀猪的说法,一种是牧师的说法。
  现在讲中国禅宗的起来,也有两种说法:
  (一)旧说,也可以说是杀猪的说法
  相传灵山会上,释迦拈花,只有大迦叶微笑,于是释迦将“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从大迦叶以后,一代传一代,传到二十八代,便是菩提达摩。达摩在梁武帝时(西元520或526年)到广东。从广东到金陵(南京),见过梁武帝。因为武帝不懂“正法眼藏”,于是达摩渡江而去,并且有“一苇渡江”的传说。渡江后,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当时他有两个弟子,一个叫慧可,达摩很赏识他,于是将法传与他。从达摩起,为东土的第一代,慧可为第二代,再传僧璨为第三代,道信为第四代,至第五代为弘忍。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修行,他门下有两大弟子:一个有学问,叫作神秀,一个没有学问,是广东人,叫作慧能。当时一班门徒,以为传老师衣钵的,一定是班长神秀,对于外来的广东佬,很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一天,弘忍欲传法,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谁作得好,便传衣钵。当时大家都毫无疑义地以为是班长,但神秀也不敢直接交卷,只题一偈于墙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觉得也还不错,以为一个人能够这样修行,也可以了。当时交白卷的门徒,个个都把神秀所作的偈,念来念去。被厨房里的慧能听见了,也作一偈,请人题在壁上。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看见了,说:“不行!”用鞋将偈擦去。但到半夜,五祖竟亲至厨房,将法传与慧能,令他即速逃,躲过几年,方可传道。
  慧能走了之后,大家知道五祖已将法传与广东佬慧能,都很惊讶;就去追他,不过追不到了。
  慧能到了广东,躲了许多年,才公然传道,但那时神秀已在北方自称六祖了。慧能只能在南方传道,正好像孙中山先生当时只能在广东一带宣传国民革命一样。
  慧能后有二大弟子:一为怀让,一为行思。怀让后又传马祖(道一),行思后又传石头(希迁)。马祖、石头以后,宗派更多。总之,从如来拈花,到南能北秀,南派五宗,这是旧说。
  (二)新说,也可以说是牧师的说法
  所谓牧师的说法,以为前二十八祖的传说,拈花微笑的故事,都是假的。这些考证,说来很长,我只讲一点儿。
  二十八祖之前二十三祖,还有一点根据,因见于《付法藏因缘传》(按:此书六卷,元魏吉迦夜等撰)。这书乃述说印度北方罽宾国一个学派的传授,和禅宗并没什么关系。而且印度人对于历史很不重视,印度向来没有历史,所以印度人向来就没有历史的眼光,缺乏时代的观念,后来西洋人用希腊的材料(如亚力山大东征等事)和中国的材料,才勉强凑成一部印度史。因此,《付法藏传》所说的,也不见得可靠。即就该书记载而言,到了二十三代师子和尚,因为国王反对佛教,他被国王杀了,罽宾国的佛法在那时也就绝了。后来讲佛法传授的,因为讲不过去,不得不捏造几代,以便传到达摩。当中加了四代,至达摩便是二十八代。此二十八代,就有两种说法,现在所传的与从前的不同。我上次说过:保存古代禅学史料的,一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从这两种材料,足以证明现在所传的二十八代,实始于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伪造(按:契嵩始作《传法正宗定祖图》,定西天之二十八祖,谓《付法藏传》可焚云)。即将原有之二十四、五、七代改易,将二十六代升上去,并捏造两代。此种说法,曾经宋仁宗明令规定(按:嘉 七年,即1062年,奉旨把《定祖图》收入《藏经》内),从《传灯录》一直传到现在。由此可见,佛家连老祖宗都可以作假。
  我们现在拿敦煌本一看,还可以看出当时禅宗争法统的激烈。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六代,至于印度,究有多少代呢?有的说八代,但释迦与孔子同时,到梁武帝时约千余年,八代总不够吧!于是有二十八代说。但师子杀头了,于是有二十三代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代说,甚且有五十一代说。优胜劣败,折中起来,于是采取了二十八代说。
  关于二十八代说法的变迁,有敦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证。我曾在记北宋本《六祖坛经》那篇文章里(见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第一期),列了一个关于二十八代传法世系的传说异同对照表,可以参看。
  以上所说,佛家对于老祖宗都可以作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为达摩未来以前,中国没有禅学,也是错误。关于古代禅宗的历史,有两部可靠的书。一是梁慧皎著的《高僧传》(止于西元519年)。一为唐道宣著的《续高僧传》(自序说:“始距梁之始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即止于645年)。在慧皎著书的时候,达摩还没有来,《传》中已有二十一个学禅的,可见梁代以前便有这些学禅的了。至《续高僧传》中,有一百三十三个学禅的,到唐初止。这都有史可考。并且自后汉末至三国,已有许多书谈到学禅的方法,可见中国从2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到了晋代(2世纪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译出《道地经》、《大安般经》等书,有支曜译出《小道地经》;3世纪的晚年(西元284年),有竺法护又译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经》;到了晋末,大约是404年,长安有一位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批佛书。这是就北方说。至于南方,当410年,庐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驮跋陀罗的,翻译了一本《达摩多罗禅经》,当时慧远还请了许多印度和尚帮助他。顶好笑的,刚才我不是说过菩提达摩吗?《达摩多罗禅经》是410年就译出来的(按:达摩多罗亦古梵僧名,有四人)。菩提达摩是于500年以后才到中国;乃后来讲禅宗传授的,竟把两个人混作一个,或竟称为“菩提达摩多罗”!在梵文中,菩提达摩是Bodhi dharma,达摩多罗是Dharmatrata,明是两字,岂可混为一谈?总之,我们要知道在达摩以前,中国便有人学禅了;说达摩未到时,中国没有禅学,那完全是错误的。
  上次说过,修了安般法门,可以得到五神通,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当这种调和呼吸、修炼神通的法门盛行的时候,正是魏晋士大夫崇拜老庄、谈论虚无、梦想神仙的时候。因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 NB231 ,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虚无相似,又有各种方法可以学到顺风耳、千里眼,种种神通,也近于神仙之术,所以佛道两教,在当时很能发生关系。3世纪时,中国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禅法看作“升仙之奥室”,他曾说过,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无非期于“无为”和“无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显神通。例如他序《安般经注》上说: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既“无为”,又“无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后,便神通广大: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
  后来慧皎也曾说到禅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仿佛与神仙相似。例如论“习禅”,他说:
  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
  当3世纪到4世纪间,时人已有主张整理佛教的了。中国固有的宗教,向无天堂、地狱之说,也没有灵魂轮回之说,不过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饿死。印度方面,则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层地狱。所以,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好像“小巫见大巫”,惊叹佛教的伟大,五体投地地佩服,于是大批翻译佛教经典。但经典渐渐地太多了,教义太伟大了,又觉得不能完全吞下,于是又想把佛教“简化”(Simplify)起来。上次说过,佛教要义在“慧”、“定”,“慧”帮助“定”,“定”帮助“慧”,互相为用。当时人觉得印度禅太繁琐,像什么数息啦,什么四禅定啦,什么四念处啦……因此,江西庐山有一位慧远大师(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创一宗,就是“净土宗”,并结一社——一个俱乐部,叫作莲社。他以为佛门的精义,唯在“禅智”二字。他尝说:
  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
  不过从前的禅,既觉得过于繁琐,自有简化的必要。当时从印度传入一种《阿弥陀经》,很简单(按:只一千八百余言,人称为“小经”);上次所说的印度禅,有五种安般法门,其中的念佛观便是“净土宗”的法门,《阿弥陀经》便是念佛观的经典。此经外,尚有《无量寿经》等。经中说西方有一净土,叫作极乐国。那里有无量福、无量寿、无量光,有阿弥陀佛(按:梵语Amita,即无量之义);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花鸟都能念经,满地尽是琉璃。欲至其地,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字,梵音读作“哪嘛”(Namo或Namah),是敬礼的意思。只有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到极乐世界,何等简单!这是当时佛教简单化的运动。
  到5世纪前半期,慧远有一个弟子,同时并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叫作道生(殁于434年),现在苏州虎丘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就是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地方。道生很聪明,得南北两派之真传,以为佛教还要简单化。他相信庄子所说的“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点,则几千万卷半通不通的翻译经典,都可以丢掉。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善不受报”是反对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佛无净土”是推翻他老师慧远所提倡的净土教,至于“顿悟”说,更是他极重要的主张。与顿悟相反的为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抓着一个要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我们听惯了,不觉得什么,其实在当时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因为如此,则十二部大经典完全无用,所有一切仪式,如礼拜、忏悔、念经、念佛,以及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废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顿悟的,叫作顿宗,主渐修的,叫作渐宗。那时《涅 NB231 经》从印度输入,尚不完全,仅译成了一半;生公以为《涅 NB231 经》中,说过“一阐提人(icchantika,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为极端的顿悟说。因此,旧日僧徒便说他“背经邪说,独见忤众”,把他驱逐出去。他当临走时,于四众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身之时,据狮子座。
  后来《大般涅 NB231 经》传入中国,全部译出,果然与生公之说相合。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后来讲经于庐山,踞狮子座而逝,很光荣。刘宋太祖文帝对于顿悟说,也很赞叹提倡,从此顿宗渐盛。可是禅宗之顿悟说,实始于4世纪后的生公。
  现在要讲到菩提达摩的故事了。
  在5世纪(470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作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479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520年始到,不确。按:520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尝说:“达摩到永宁寺(510年造,520年毁),自称百五十岁。”他来中国是470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520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自称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达摩的教义有两条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别无多,只须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作“壁观”。所谓“壁观”,并非专门打坐,乃面壁之后,悟出一种道理来。至于“行入”,就是从实行入的,内中又分四项:
  第一,报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说,一切苦痛,都是过去积聚的,必须要“忍”,才算苦修。
  第二,随缘行——就是“苦乐随缘,得失随缘”。
  第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第四,称法行——即性净之理。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定。
  达摩一派,主张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带两针一钵,修种种苦行,传种种苦行的教义。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作南天竺一乘宗(见《续高僧传·法冲传》);因为楞伽就是锡兰岛,《楞伽经》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参见唐僧觉的《楞伽师资记》,1931年北平校刻敦煌写本)
  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为什么后来竟成为一大禅宗呢?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3世纪到4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5世纪前半,出了道生这个革命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个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出来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本《涅 NB231 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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