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自由的追寻——漫话禅宗美学

精神自由的追寻——漫话禅宗美学
　　欧孟秋
　　据《佩文斋书画谱)载，唐宋两代画僧近百家。中唐以来禅宗这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创立并流行，诗僧、高艺僧以禅喻诗说画渐成风尚。禅宗思想的自由境界与艺术超功利的审美境界相契合，于是禅宗思想获得了不可忽视的美学意义。禅宗美学旨在追寻精神的自由。
　　艺术创造讲求心的想象作用，强调思维活动的超时空性。汉代司马相如说过： ”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入睡，焕然如兴。”神奇的艺术想象让天地古今汇于一瞬之间，焕发异彩。也正如陆机所形容的那样， “精鹜八极，心游万仞”，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禅宗思想认为， “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守，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以为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可以含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心是万象之源。心的概念有意无形中把禅宗思想和艺术美学相钩连。唐代画家张躁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概括了艺术创造的一个根本性的理念，渗透着禅宗思想的元素。
　　禅宗思想认为心生万物万境，心却无形无踪，无法捉摸，正所谓”佛性犹如水中月，可见不可取”。高超的艺术境界在宋人严羽那里被描述为”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镜花水月这种空灵蕴藉的美学境界突出了美的神韵，于是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触，如幻如化，妙不可言。
　　参禅悟禅境，学诗悟诗境，一个“悟”字在禅宗思想与美学观念中架起了桥梁。禅宗主张“我心即佛”，主体需要灵悟，而诗道亦然。严羽反复强调禅道与诗道皆在妙悟， “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宋人韩驹写道： “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来皆成章。”戴复古说道：“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悟有所得，豁然贯通，思若有神，风发雷起。
　　禅家有“观照”之说，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通过内省体验、直觉、顿悟，赢得超越的自由境界。这种以心传心，心领神会的妙悟同艺术中对人生自由的体验直接相通。审美主体在直觉的观照中，悄然而获得“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浑然天成，便是独绝之美，空灵之美。
　　禅家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地位，充分肯定主体对自我内在的价值。 (五灯会元)载： “问：如何是佛?师日：不指天地。日：为什么不指天地?师日：唯我独尊”。禅宗美学就艺术创造而言，把主体的作用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从现实的意义上看，它可以充分调动主体的能动性，反对囿于成法，摆脱因袭古人。 “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 ”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主体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才有高妙的艺术推陈出新。禅宗的审美理想使艺术领域获得自由的生命力。
　　古代文人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对禅宗美学甚为认可和重视，尤其是处于失意际遇的士大夫不知不觉地与禅宗思想引为共鸣，也使得禅宗美学在现实上得以推广和丰富。苏轼晚年在《送参寥师)诗里写道：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他的“寄至味于淡泊”的审美情趣不能不伴随着禅宗美学的影响，却也反映了经历了尊儒崇道之后，苏轼将人生的悲剧意识潜化为超逸绝尘的境界，以寻得超然物外的自由，实现精神上安身立命的寄托。
　　(作者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