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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与中国文学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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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与中国文学
  曹镜珊我们中国文字在历史上记载,史记开始于黄帚,尚书开始于尧舜,照这史实记载,我国在五千年前,就呈现著光辉灿烂的文化了。国人常自诏我中华文化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良有以也。我中华文化发祥于华北平原,虽属上生上长,然其学术思想的主流,皆为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先总统蒋公曾说:“我中华民族文化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由于我们以仁爱为本的的民族文化,能延绵不绝,日久弥新。”文化是随著时代交流的,我们文化在与外来的文化交流中,不仅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反的且能溶和外来的文化,变为自己的文化,其受影响最大而最深者,莫若佛学。
  佛教于汉永明帚时传入我国,其对我国文学,诸如传奇、韵文、哲学思想、音乐、美术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汉朝末年佛教甚为流行,晋朝时法显大师经新疆到印度,这就是僧伽留学生的代表,后来法显大师如何回来的传说不
  一,有说他是坐船被迫而飘流到山东,亦有说飘到中南美洲;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到阿拉斯加去。西域经晋法显和尚及唐玄奘国师而打通,英国人根据玄奘之记载,在培那里靳地下发现佛庙的遗址。玄奘大师在印度经常与印度学生辩论,等于摆擂台,任凭印度学生提出何种问题,玄奘都能对答,而胜过印度本国学生。以后留学生中印来往渐多,因而佛经的流入也就更多了。但我们接受他人的文化,接受后就变成自己的文化,例如佛教传到中国后,首先便产生了禅宗、宋明理学,也接受佛教之影响而产生了新儒学。至于佛学开启了我国音律、变文、传奇之学,今凭笔者平日研究所得,分别胪述于左:
  一、佛经之与声律:中国文字特质。是孤立和单音,因其孤立,宜于讲对偶,因为单音,宜于讲音律。字句的对偶,在王褒、张衡、王粲、陆机诸人的诗赋里试用日繁,而形成六朝骈体极盛风气。至于音律,像司马相如所谓“一宫二两”、陆机所谓;曰声迭代”,都是证明,不过这些都是说的自然音调的和谐,还没到达人为的声律限制。
  周秦古音,大约只有所谓长言的平声,与短言的入声,到了魏晋,声韵学才渐兴。曹魏李登曾作声类十卷,魏晋时声韵研究,已进步到清浊空羽的分别,伹宫商之类分韵,尚无四声之名。宋齐以来,由于转读之风日盛,因为读经可诵其字句,且必须传其美丽的有轻重节奏的声音。慧皎在全局僧传》中说:“自大敦东流,而转声者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这正说明单音的汉语,不容易传达梵音的美妙。所以他又说:“若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动韵则揄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故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故听声可以娱耳,听语可以开襟。若然可谓梵音深妙,令人乐闻者也。”可见当时洞晓音律的人,诵经的声调之美,真有绕梁不绝之状了。何谓转读,何谓梵音,慧皎亦有说明:“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上,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中国语言既不适宜于佛经的转读与歌赞,而欲达到此种目的,则必须参照梵音拼音,而求汉语适应转变,因此,二字反切之学由是兴起。反切盛行,声音分辩乃趋于精密与正确,是以四声得于此时成立。可知魏晋虽有人从事声韵研究,而到齐梁才大为兴盛,实乃受佛经转读的影响。关于此点,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国入声,较为分辨,平上去三声,乃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成。转读佛经之三声,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于是创为四声之说,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文化,四声乃盛行。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沙门于京邸,造经暝新声,为当时考文审音一大事,故四声之成立,适值永明之世,而周腮、沈约为此新学说之代表人也。 (见《清华学报》四声三问)从这一段文字的说明,使我们明了四声之说的成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著极重要的地位,实由于佛经转读的影响,当无可怀疑了。
  二、释守温初创三十六字母:由于南北朝时文人喜研讨佛经的转读,朗诵和歌赞,进而体味出音律对文学所产生节奏美,因而声律论大倡。亦因讲求声律,骈体文、五言诗、词、曲等韵文学,便在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到了汉末儒士、亦多读佛经,因而兼通音韵者更多。《三国志》的(崔光传)谓:“光崇信佛法,礼拜诵读,老而犹甚。一光常与李登作声类,亦以五声纪律声韵,遂开韵书之体。董同稣先生在其汉语音韵学中,曾推论曰:“有意利用两个来拼注另一个字的音,据现在所知,是源于东汉而盛行于六朝以后的。那时正为佛经传入中国,一般文士受印度拼音文字的影响,知道了分析字音的门径,于是逐渐利用反切来代替不能精确又有时而穷直音。六朝时;日义”亦颇为盛行,而;日义”的特质之一就是用反切注音。此又证明佛经传译后影响中国音韵极大。所谓反切,即合宇之音,以为一也。音即声,古称发音相同之字,谓之“双声”,故今称发音曰“声”,取一字以标声类之目者,则谓之“声目”。在隋唐以前,称发音相同者“双声”,但无“声目”之说,声目的创造,实始于释氏依仿印度文字而来。吕介孺《同文铎》云:“大唐舍利创字母三十,后温首座益以‘娘、状、帮、滂、微、奉’六母,是为三十六字母。” 《玉海》及《通志艺文略》均载有守温三十六字母图,其三十六字母,计唇音:帮、滂、并、明属重唇音。非、敷、奉、微属轻唇音。在舌音则有端、透、定、泥为舌头音。知、微、澄、娘则为舌上音。在齿音则有精、清、从、心、邪是为齿头音。照、穿、床、审、禅、为正齿音。在牙音方面则有见、溪、群、疑。喉音有影、晓、匣、喻。半舌音为来、半齿音为日。可见三十六字母,乃守温增补唐僧舍利所创三十字母所得,而守温三十六字母,乃依大般若涅盘经文字十四字中声类之牙、舌、齿等五发音部位参照原有反切上字诸声类演绎而来,由此足见佛经对中国之音韵学的贡献一斑了。
  三、佛经之与中国变文:
  1、变文的意义: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散夹杂的新体裁,是一种在唐代以前的正统文学中未曾见过的新文体。因变文而直接产生后代的《惮训宝卷》一类的民众文学。同时对于宋元的小说戏曲,也给予间接的影响,变文它是偶然出现的“它有其来源,和它在社会上的实际功用。它的来源是佛经,它的功用是传教。所以这种文体初期的产生,并无多少文学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宗教的附庸,佛教的宣传晶。后来这种文体在民间流行了,而作者也渐变其宗教内容,代之以史料故事的叙述,于是就成为一种民间通俗文学的新格式了。
  变文既受佛经的影响,而佛经流入中国则都靠翻译,而佛经中有许多文学价值的。如法护译的《普曜经》,是一篇极好的释迦牟尼的传记,宝云译的《佛本行经》,四五七言合用,文字异常生动。在这些佛教文学作品里,表现了两个特色,一是富于想像,一是散韵并用的体裁,此两者很显然的影响于中国的后代文学极大。中国文学作品一向是缺少想像力,故很难产生伟大的浪漫文学。佛教文学则不然,他能够把极小的事,变化百出,上天下地,无奇不有。它有著超越时间和空间幻想能力,他们的脑海里,不知道有多少世界,有多少天层,有多少地层。由于想像无穷尽,创作也就无穷尽了。故一写就是几十卷,就是几万字,一篇长诗,这对中国小说发生了莫大的作用,像《西游记》、《封神榜》莫不是受佛教文学感染的作用。
  再说,中国文学的体裁是单纯的。散文是散文,韵文是韵文。像韩诗外传,那种前面的散文,后面却引两句诗的样子,那只是一种解说诗义的方式,并不能成为一种文体。可是佛经里却很多散韵夹杂并用的体裁。它往往于散文叙述之后,再用韵文重述一遍。这韵文便叫做偈,偈是便于人唱,也容易使人记忆,而且佛经的真义也常包含在这些偈里,其文学趣味,也每每较散文部份为丰富。《普曜经》、《譬喻经》里面都有这种文体。这种体裁对于通俗唱本和戏曲的运用上,是非常需用的。所以这种文体传到中国以后,对于后代的弹词平话、戏曲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现在所讲的变文,便是接受这种影响而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新文体。
  又变文的类别:关于变文类别,可以从其内容来分,大致分为演述佛事和演述史事与杂事两类。
  ①演述佛事:这一类的变文,可以《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为代表。《维摩诘经》它本身就是一部富有文学趣味的小说式的经典。三国时代支谦译出,后来鸠罗摩什又加以重译,到了隋唐,为它作注疏的就有好多家。可见这部经典,在中国受一般人重视一斑。经中叙述居士维摩诘生病,释迦佛吩咐他的门徒去问病。他的门徒舍利弗、大目乾连、大迦叶、须菩提等诸人,都不敢去。释迦佛又叫弥勒菩萨、持世菩萨诸人去问病,他们也一样不敢去。最后只文殊师利一人,担负起这个任务。前去问维摩诘的病。后来文殊和摩诘见了面,维摩诘果然大显神通。这种故事说出来,自然平淡无味,然而因其想像力的丰富,描写生动,看了却很有趣味。《维摩诘经》变文作者,把这部经典通俗化扩大化,他再加以想像和铺叙,在第二十卷首部,将十四经文,演变为五百七十字的韵经,于是这部变文便超出原经几倍。可惜我们今日无法见其全本,然就其零卷看起来,它在变文中,确实是一部伟大的著作。现在试举文殊问疾中的一段作例,变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学:经云:“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言佛告者,是佛相命之谓。缘佛于会上,告尽圣贤五百声闻、八千菩萨,从头遣问,尽曰不任,皆被责呵,无人敢去。酌量辩才,惟有文殊,其他小小之徒,实不堪任。于是有语告文殊曰:“三干界内总闻,皆道文殊艺解精。体似莲花数一朵,心如明镜照湾清。今日筵中须授敕,与吾为使广严城。”从上面的韵文又转变为下面的散文。其文为:于是庵园会上,敕唤文殊:劳君整起于花台,听我今朝敕命。吾为维大士,深疾毗耶,金粟上人,见眠方丈。会中有八干菩萨,筵中见五百个声闻,从头而告,尽逼是至佛无人敢去。舍利于聪明第一 ,陈情而答不堪任。迦叶是德行最尊,推辞而为年老迈。十八告尽,咸称怕见维摩。吾人见告于弥勒,兼及持世上人。光严则推辞退千般,善德乃哀求万种。堪为使命,须是文殊。敌论维摩,难偕妙德。汝今与吾为使,亲往吡耶。诘病本之因由,陈金罗之恳意。汝看吾之面,勿再推辞。……到彼见居士,申达慈父之言。道吾忧念情深,故遣来相问。”限于篇幅,勿多引述。从上述引文,可见开始只有雨句经文,由作者演成这么多一大篇文字。散文中有普通散文,有白话也有很好的骈体文。韵文也有相当成格的律诗,有很通俗的韵语。我们若读了维摩原书,就可知变文都是由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
  ②演述史事和杂事:这种变文是从演述佛事变化而来。佛事变文在民间流行,像目连救母已成民间最普遍的佛教故事。且已搬上银幕,篇中极力描写地狱界的凄惨景象,表露人生因果轮回报应,已成家户喻晓的故事。于是有人依格式,变换其内容,把古代的历史故事演述进去,因此非佛教故事的变文就由是而兴起了。如(舜子至孝)变文、 (列国传) 、 (明妃传)等篇都是。在内容方面是史事化,在趣味方面而是更通俗化了。舜的故事见于刘向的《孝子傅》,变文作者把这故事渲染扩大,极力描写后母对舜的虐待。舜不仅不计较,且每次还来救她,这一点,仍与佛教有关。《列国传》是写伍子胥的故事,《明妃传》写王昭君的故事,虽未以变文各篇,但也是变文的体裁。由此可见,到了唐代末叶,变文一面演述佛经,一面演述中国古代的故事,而成一种民间文学了。像《西征记》一卷,内容叙述当时外族的战争,既非佛经,亦非古史,只是一种社会的时事。可知变文体裁已经确立,其内容的变化已日趋扩大,决非描于佛经古代史事了。
  总之佛学对中国文学贡献至深且钜,尤以变文对于后代中国文学影响更大。其最可见的,有以下几点事实:首先是宝卷弹词一类的民间通俗作品、是变文的嫡派儿孙。再见是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时常杂著一些诗词歌赋或是骈文的叙述,都是变文体的转用。此外中国的戏曲,由唱白兼用,在演剧艺术上,才得一大进步。上述各种体裁的形式,自然是佛经变文的启示和影响。变文的本身的艺术价值不算高,而对中国文学史上,却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八参考书籍:l、中国文学发达史。
  2、中国声韵学通论。
  《狮子吼》第30卷第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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