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藏石刻文化

　　浅析西藏石刻文化

　　张虎生

　　历史提示，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进化过程中，都几乎一致地首先选择了石头，作为自己加工利用的对象。自从原始的石器工具诞生以来，石头便和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文明的不断创造、人类社会的日益进步，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件打制的刮削器或一件磨制的石斧可以判断并且代表人类早期历史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从古老的石刻偶像到米开朗基罗的杰出石雕，都凝聚着不同时期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思想认识。人类劳动作用于石头，其产生的石刻文化更是遍布全球，纵贯历史，无论是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刻石[1]，还是印度半岛西北部远古居民生活习俗的崖雕[2]，不同的民族都用同一种方法——刻石，记录并创造着自己文明。

　　石头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的载体，以其不朽的质地而成为人类进化发展，人类社会文明继承、创造的有力见证。从时空的纵向和横向来考察，石刻文化史都从一个侧面描绘和谱写着全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它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启迪着后人。追溯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大可从历史遗存的石刻文化中，使我们感味到历史的返朴归真，去辨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本来面目。

　　我国的西藏地方亦不例外，这里有大量辉煌灿烂的石刻文化遗存。勤劳智慧的藏族及其先民在这块高原的土地上留下了自己进化发展、社会变迁的不朽足迹。这些正在不断地被世人发现并逐渐认识，并以自己独处的地理环境和特有的民族色彩饮誉全球。

　　举世瞩目的藏文化是我国乃至全体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份宝贵财富，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独具魅力。石刻是藏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反映了西藏历史发展中不同时代的社会特征。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和现象，在西藏，几乎可以说凡是人迹所至，石刻品随处可见。不论石刻的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广，功能之全，还是在社会各阶层被接受的程度之高，都当推世界之首。并且源远流长，纵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甚至到今天这种文化现象还经久不衰[3]。它与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步前进。人们只要看到某件（处）刻石，就会联想到当时社会形态的轮廓，这又构成了西藏石刻文化一个最为独特的风格。不过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不同的内容和形式[4]，史前期西藏山石敲凿图与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科学地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展示了藏族先民史前历史的丰富内容，从人体、器物的粗线条勾勒到动物的生动形态，仿佛使人们看到了氏族社会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场景[5]。公元7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创制藏文后，把西藏的石刻文化推进到代表奴隶制时代的灿烂辉煌的新高峰，西藏地方开始有了用本民族古文字记录传世的石刻，其中尤以碑刻为其大宗，上面不仅古藏文字体浑朴敦厚，还刻写了分封奴隶的诏令文书[6]，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吐蕃奴隶制政权的确凿实证，成为藏民族古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研究西藏的石刻文化是与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社会同步进入学术领域的。

　　从公元13世纪到1959年，西藏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涌现出了浩如繁星般数不尽的各种石刻品，其中又以藏传佛教的色彩和内容为最大特征，这是西藏石刻文化的高度发展时期[7]，各种石刻文字、图象，均以藏传佛教的形式，作为整个西藏文化内容的主流，并以其雄浑的气势呈现在西藏高原每一个有人迹活动的地方。这种局面的出现，还是在政教合一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封建农奴制时代才得以不断完成的，创下了藏民族文化的一大奇迹。它是藏族人民刻在石头上的追求、理想、情感、艺术和希望。

　　西藏大量的各色石刻文化载体被自然的风雨剥蚀，被历史的风雨推涌到现在，使后人得以观瞻和研究。在当今众多的“文化”系列中，我于1990年首先使用了“西藏石刻文化”这一新的提法和概念[8]。因为大量遗存的各色石刻品（敲、凿、磨、划）在更主要的意义上，当视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我们不仅要对这一文化现象本身进行调查、研究，搞懂弄清每一件、每一处石刻品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还要在微观研究和传统的分析基础上[9]，把这个在时间和空间上跨度很大的“整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因为，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某种文化现象上，必然带有深刻的该时代不同侧面的烙印，同时，也可看出不同社会、不同时代里创造某一种文化的人的不同价值观和善恶尺度，从而进一步管窥文化创造者的复杂心理，以及他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当时的境况和他们精神世界的一般情形。

　　西藏石刻文化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史前期、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这是按照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性质来划分的。不同时期石刻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与处在同期发展的社会形态是相对应和吻合的，是不同时期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表象和不同产物。这也充分证明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这一规律特点。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我们才把西藏石刻纳入历史的长河中研究，如这种文化载体从材料上说都是天然石质品，而更为重要的都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通过某种工具或手段用于这些天然石质物而留下的痕迹，构成了我们研究和学习的主题信息。我们所获取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信息都是由石头而来，石头成了“信息源”。在物质世界里，恐怕也只有这种不朽之物才能把百千万年前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信息，带给我们这些后者，并且极富“形”和“色”的可视性，尽管“信息”在不断地受到磨损和削减，但作为运载“信息”的石头还将一如既往地默默伴随以后百千万年永不间断的时间长河。

　　当然不同时期的西藏石刻文化，在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创作方法、手段、工具、人员等众多方面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历史的线索把它们统一起来，而这种不相同正是基于它们所从属社会发展阶段的不相同。

　　在谈论西藏石刻文化时，“石刻”这一概念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专指用金属刀子对石头的雕挖，而泛指所有人劳动作用于石头而留下的痕迹或作品。这样“人劳动作用于石头”时所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以及所用工具的质地和“作用于石头”的方法就不构成我们选择研究课题的障碍，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本文研究的“西藏石刻文化”中，史前期西藏一些地方原始人类用尖、硬之石或别的什么东西在山岩上敲、凿、磨、划出的作品，也就自然被收在“西藏石刻文化”的研究和探秘之中。

　　原文载《中国藏学》1998年第2期

　　注释

　　[1]楔形文字是亚洲西部一种古老的文字，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由两河流域的苏美人创造。后来亚述人、波斯人、巴比伦人等都使用这种文字记录自已的语言。多刻在石头和泥版（泥砖）上，笔画呈楔状，颇像钉头或箭头，故也叫“钉头文字”或“箭头字”，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楔形字渐由表形、表意演进为表音。考古学家发现的大批各种楔形文字铭刻或泥版，19世纪以来已陆续译解成功，从而为该地区及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2]（意）杜齐《西藏考古》，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年6月版。

　　[3]纵贯西藏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社会形态，西藏石刻文化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新西藏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石刻品，发展自成体系，源远流长。

　　[4]原始社会以表现远古居民生产和生活场景的岩画为主；奴隶社会以盟誓、述德、记功的碑刻为主；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则以宏扬藏传佛教的刻文、造像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则有记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重大建设成果的纪念碑刻，以及反映西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特殊造型雕塑和历史著名人物的雕像等等。

　　[5]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西藏史前岩刻画遗存有：阿里地区的日土县有三处（现已十几处）；日喀则地区的定日县有一处；此外还有那曲地区加林山一带的岩刻画，请参阅《中国考古学年鉴》编辑部：《中国考古学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215页；张万象、唐召明《神秘的藏北无人区》，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239-242页；定日又发现古墓葬岩画，载《中国西藏》1991年春季号，第62页，等有关书籍报刊。

　　[6]吐蕃王朝时期分封奴隶的诏令文书，见诸碑刻的有：“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第穆萨摩崖碑”、“谐拉康碑（甲）”、“谐拉康碑（乙）”、“楚布寺存江浦建寺碑”等中。请参阅常凤玄：吐蕃工布摩崖碑考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83页、第101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80页；以及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

　　[7]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是西藏石刻文化高度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藏传佛教色彩的石刻品被大规模地创造出来，从分布区域之广，在社会和民间普及的程度，以及整体上数量之多，质量之高等方面都远胜于此前西藏石刻文化发展的其它阶段，我们在西藏各地随处可见的石刻载体，也主要是这一阶段的作品。

　　[8]使用“石刻文化”一词，主要是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论上，把从古至今在西藏各地随处可见到的各种石刻品，看作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即一种文化现象，来从宏观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这是在前辈专家学者在对部分西藏石刻的考证、释读等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探寻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深刻历史根源，以及这一文化形式和现象对西藏社会各方面所起的作用。

　　[9]如常凤玄、李方桂、王尧教授等对吐蕃时期碑刻的细致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