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根本上师——伽央·喜喇坚赞仁波切

说到我皈依佛门，是出于什么目的和想法，别人难以置信，就是我自己也难以说得清楚。但事情就有这么奇怪。我曾经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游览过不少名胜，参观过许多佛教寺院，也见过不少的高僧大德，但从未想到过要“参拜”哪一位高僧，就是敬香、供养佛菩萨或“随喜功德”等，想都没有想过，那就更不用说皈依佛门。这方面的概念一点都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无神论者。

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应朋友相邀去红原拜见“活佛”。从内心来说一开始就有点犹豫，后来经仔细一想还是决定要去。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藏族地区语言不通没有一定的关系语言障碍大难以交流，既有人相邀又有关系，不妨利用这次机会去看一下也好，因为我只有西藏没去过，能去红原藏族地区有人同伴机会也难得。其二、藏传佛教历来就有很深的神密色彩，特别是藏密气功在汉地更是让人倾倒。能到喇嘛寺院去参观的机会更是难得。出于这两个原因我才决定要去的。这两点均带有考察的因素。

成都出发去红原乘班车，大约一天半的时间就可以到。如果顺利的话第一天可住米亚罗或者理县，第二天中午二点钟左右，就可以到达红原县城。红原县城离万象大慈法轮林，还有25公里左右。最好在成都乘去若尔盖的班车。到阿木柯下车，下车后顺着岔路标志牌所指方向走七公里路就到寺院了。

从阿木柯到寺院虽然只有七公里路，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城市出门就乘车，很少走这么多路，而更主要是高原缺氧，海拨高三千六百多公尺，还要背负不轻的行李，走不了太远就要喘气。的确是一种意志的磨练。

到了寺院后，一开始我们谁也不敢冒然去见“活佛”，主要是不懂得礼节。在我们的认识中，“活佛”是藏族人民的精神领袖佛的化身。是神圣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是神密的。所以为了慎重，我们先推举一人去通报。看有何反映再作下一步的打算。通报的人回来后要我们去“活佛”的住宅，并说“活佛”要接见我们。能见“活佛”还是有点缘份，虽不懂更多的礼节，但献哈达和供养，这是我们知道的。一开始我自己确实受宠若惊，正眼都不敢看“活佛”。在接见的过程中，慢慢觉得“活佛”和蔼可亲。当我第一眼看他老人家时，内心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亲切之感。说见过吗，的确不认识，说不认识吗，心里的确感到无比的亲切。大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份吧！或者说是有前世宿缘吧！更奇怪的是，当喜喇仁波切问及我们此行来的目的时，我毫不思索地回答：“我是来皈依仁波切的”。事后，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皈依是什么含义我都不知道，并且没有一点皈依的思想准备。这么突然坚定的回答，从何而来？当我第一眼见到喜喇仁波切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情感，而这种亲情绝非一般语言所能描述的。若说父子情吗？它胜过对父亲的那种情感，说如师长吗？我对师长虽很崇敬，但却无这么深的亲情感。我想这就是我与根本上师之间的那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缘份”吧！喜喇仁波切对众生，从无分别心总是有求必应的。答应了我在他们下皈依的要求，并为我准备了皈依的义式，了确我的心愿。

我的皈依只是一种“结缘”皈依。我不懂得佛教仪轨，按世间法的观念，找一个高僧当自己的师父可以保佑自己。更深的道理不懂，不管怎么说当时的确在心灵上，有一种轻松的解脱感。尽管我也不懂皈依以后该如何敬佛，它的含意是什么，为什么要皈依喜喇仁波切等等……。这些并没有认真仔细地去思考。只是觉得喜喇仁波切外显威仪，内怀慈悲，值得自己倾心依赖。皈依以后有一种安全感。这种感觉在我身上体现得太强烈了。并且不可能让我有丝毫的犹豫。寺院的“通师”（翻译）告诉我，以后称呼“根本上师喜喇仁波切”（写信的称呼）。从此我们的师徒之缘算是结定了。尽管喜喇仁波切只给我讲了简单的开示：一、要发菩提心，普度众生。二、对佛以及各宗派不可有分别心。三、要守戒、不要杀生。四、念诵莲华生大士心咒。等等……，也没给我灌顶，也没给我传什么法。传法灌顶虽然很重要但是由于有了自己的根本上师，等于有了这一切的一切。我能有喜喇仁波切作为根本上师，的确也是我的福报大。今生缘份好。通过生活中的细小观察，可以说明我的择师是正确的。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向喜喇仁波切问及关于早晚课的发愿词，按我自己的念诵，是否正确，请开示。其中有这么几句：“愿一切众生舍离外道邪见皈依我佛，愿弟子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辩才无碍，愿弟子身心轻利无诸疾苦，普渡众生共证菩提”。当即喜喇仁波切回答：“不好。大乘佛教是以菩提心普渡众生为目的。并非只求自我解脱。这三句发愿词里包含有‘我执’ 既是普渡众生，也包括自己（自己也是众生中之一员）无须提什么‘愿弟子身心轻利无诸疾苦……’。一切烦恼皆由‘我执’而生，我执不断烦恼即不得断，而这些妄念执着烦恼，带给我们的只是无量无边的苦难。”这几句话看来是很简单的，但语义深长，不在这几句话的多少，而是喜喇仁波切在我的心中播下了菩提之种。从那以后时时觉照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有意于众生，“我执”稍有抬头就好像有一种警告，不可！如果是我的师父他该怎么处理这些事件呢？所以在我自己处理的事情中经常以上师为镜子来对照。无疑这样的对照使自己收获不少，得到上师的加持也不少。

说到以上师为镜子对照自己，这里有关上师的几件事对我的教益颇大。有一次上师去外地看病检查身体，要我陪同一道去。上师是很难得外出的，当沿途的人知道上师的身份以后纷纷来要求上师加持，上师总是有求必应，居士们所供养他的钱财，都是分文不少如数交回寺管会。而外出的差旅费，包括随从人员的费用都是他自己负担，不让寺院承担。其中有的居士送的日用品，比如上师的临时住地用热水不方便，给仁波切买的电热水壶或保温杯给我们使用，用完后离开住地之时让我们带走。因为这些居士自己家中，是不用这些器具的。而喜喇仁波切居然要打听价格，他自己需要的用品全由他自己个人付钱买下来。上师的理由是：“虽然是送给我的，但是我是寺院的人，现在寺院法事较多需要用钱的事也太多了，如果居士所给的供养都让为是自己的，寺院的法事经费谁来承担呢？寺院不作法事、不念经、法轮常转、佛法常住，就是一句空话了，我是出家人对名闻利养，不应该执着或贪恋”。的确这些看来是细微的小事。也常常不被人们所重视。然而喜喇仁波切所作的及所说的这些简单朴实的话语，无不显露出作为一个成就者，止息了最细微的烦恼。这一切所为，皆是那么自然而然，至善至美。处于清净无垢，进入完全无漏之境，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解脱者。

喜喇仁波切的生活是相当俭朴的，凡是去过他的住地的人都看得见，他从不住高阔大床，就是小床也没有一间，始终多年住地铺。床单到是有二床可换洗，然而被套换洗的都没有，洗被套都要看天晴朗与否，就是仅有的一床被单也相当的成旧了，直到去年一位弟子看不过意了，才给他买了一床被套解决了换洗的问题，就这样喜喇仁波切还认为有所铺张很不乐意。

　　在动乱的年代里，喜喇仁波切所遭受到凌辱迫害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十年铁窗生活的不幸，造反派批斗打骂更是常事。至今喜喇仁波切无一怨言，他让为这并非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大灾难。从历史的发展兴衰来看佛教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关连的。国家和民族受到厄难的时候佛教也备受摧残。只有国家昌隆佛教才能随之发达。因为国家昌盛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才可能为佛教事业的兴旺发达提供物质经济条件。佛教高深的哲理、丰富的文化内涵、善良的道德规范和清新、安详、净化的意境发挥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影响。从而为社会精神文明及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伦理、医学、生命科学、宗教等学科提供丰富的养料，服务于社会。喜喇仁波切的这些见解是那么自然、顺理成章地把他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至于他自己表面上看来虽然受了点委屈吃了点苦，是因为他自己前世的的宿业之因今生应有此报。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作的。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过造反派的一位女居士，当时是不可一世，参与了一次打斗喜喇仁波切的活动。就是那次，喜喇仁波切几颗牙被打掉了。然而事隔多年这位“造反派”可能受到了良心的遣责，来到寺院忏悔。请喜喇仁波切宽恕她，仁波切非旦没有半点怨言，反而安慰她、劝道她、关心她的生活，问长问短，还送了不少钱财给她。喜喇仁波切认为，以前的事也不能责怪她，她也是无明而受别人指使。现在回头了，众生醒悟了。应该帮助，应该给她加持。

喜喇仁波切的大悲之心，无论从细小的事例到他的大愿发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显露无遗。在万象大慈法轮林寺院及各地的弟子，要列举的事例太多太多了。喜喇仁波切认为一个修行者，首先要修菩提心，这是最重要的根本。大悲心又是修菩提心的基础。在六道中最需要我们悲悯的，是堕入三恶道的众生，他们没有自救的思维能力。是需要人用悲心去救渡的。喜喇仁波切对寺院牧场的牦牛绝对不允许送屠宰场的。经常是低价卖给牧民发展生产，母牛可繁殖小牛、挤牛奶。凡是寺院卖出来发展生产的牦牛价格低，条件就是不允许牧民屠杀。寺院周围的藏民不打猎，对野生动物及家畜普遍都有一种悲悯之心。在当地民风很好，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笔者曾多次见到有的年轻人主动到喜喇仁波切面前忏悔，对自己以前曾偷牛盗马之事，请求仁波切给他们消业加持。而喜喇仁波切总是勉励他们：“不可杀生，不可互相争斗伤害，要尊重父母、长辈，要以慈悲为本，普渡众生，多做善事，只有这样积功德才能减清罪业，我的加持能起多大的作用，决定于你们自己改正错误的信心”。仁波切的这些开导在年轻人的心中播下了菩提之种。迟早是会结善果的。所以在当地尊老爱幼的风气很浓。人们都有这样的看法。在喜喇仁波切传法的地区和范围内的小孩，都具有与其它地区小孩不同的大悲心显现。他们从小就学习佛陀的教导，深知因果，小虫子都不会伤害。这些都是喜喇仁波切教化众生的功德。

喜喇仁波切这几年，经常到乡、村去弘法利生，所到之处，他都要拿出一些钱给各生产队（村）扶贫，对特殊的孤寡老人，仁波切还专门安排赡养。比如一九八二年红原县麦窪二村有一个老太太名叫尼唐瓦·贡秋卓玛是一孤老太太，当时八十多岁，年轻时生有一小女，但由于生活的原因，从小离开了她，没有感情，女儿当时根本不管她，她自己也深知因果。故老太太根本不望女养老，而只希望日后能死在自己的寺院，就心满意足了。仁波切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将老太太接来寺院。为老人安排吃、住等生活的一切，直到老人去逝，还安排寺院僧人念经超度她，直到办完老人的一切后事。

喜喇仁波切常说：“他自己是一个平凡人，与所有人一样，没有神通没有什么本事，我的上师慈旺仁真、罗示丹真他们很有本事。一个人心里所想的事不用你说，他们什么都可以知道。我不得行，要你们告诉我，我才知道对与不对。”仁波切的确很歉虚，的确视师如佛。他特别赞叹他自己的根本上师。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代宗师，但他从来不言谈他自己的功德和本事，对于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言词，在仁波切的口中更是听不到。他也不会训斥弟子，如果有错，或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总是和气的讲解或以强大的加持力纠正弟子，让你自己知错，心甘情愿地忏悔。当他的弟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哪怕你不对任何人讲。但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喜喇仁波切就会雪中送炭，让人惊憾不已。

一九八二年，寺院来了一个和尚，名叫次准丹真，他原是甘孜州新龙县境内措卡寺院的住持，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德格县印经院，听到来印经书的和尚介绍，阿坝州红原县万象大慈法轮林喜喇仁波切，是一个很好的活佛。他听到这个名字后，就决定要到喜喇仁波切的寺院去，措卡寺的住持也不当了。他到了喜喇仁波切的寺院后多次生病，每一次都是在极严重时，哪怕不对任何人说，喜喇仁波切都知道，并派人送钱来了，让他去医院住院治疗。次准丹真自己也觉得奇怪，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仁波切为什么会知道。比如有一次他咳嗽，不但没对别人说，就是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根本没引起自己的重视。这时候喜喇仁波切又派人送来了三千块钱，让他去住院治病，既然仁波切送钱来了，当然还是要去医院检查，果然，经县、州医院检查、化验，多方论证是：“肺癌”。这种病一旦确诊，生存的机会一般说来是很少的。他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后，医院和医生都没有信心了，让他回家去吃药休息。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次准丹真的病好了，况且很健康，真是让人难以相信。疑问一大堆，弟子们百思不得其解。当年喜喇仁波切给了一头母牛给次准丹真，解决他吃牛奶的问题，现在这头母牛已发展到十多头牛了。次准丹真说：“我的生命是喜喇仁波切给的，我的人和牛都是喜喇仁波切的”。次准丹真说的话简单而又赖人寻味。这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在选择根本上师，这方面许多经书上都有所论述，师徒之间都要互審，否则都要犯越法罪，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笔者认为，师徒之缘份，可能比择师条件还要重要。因为没有目标方向，箭往哪个方向射呢？所以有了这个缘份才能说相互之间的条件如何？次准丹真与喜喇仁波切缘份就比较好。至于徒弟与师父因缘和合了就可以在一起。才能谈得上选择的条件，笔者认为条件方面，不必专注于上师有什么神通或者名气有多大。而主要看这位上师是否具有大悲之心。如果是一位德高望重，甚至是中外出名的大成就者，与你的缘份相当好，又何尝不行呢，说明你的福报很大，但这毕竟师和徒都是极少的。而往往有许多大成就者，未必就有名气，因为他们早已对名闻利养不削一顾了，这些并非是他们所追求的。从而埋名深山修行，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对尘世之间的风风雨雨从不在意，他们的成就与修为很少有人知晓，这样的上师是绝对不会显异惑众的，想看上师的神通极难。只有社会上的江湖骗子，他们运用骗术充当神通，但那毕竟是假的。一个修持很高的金刚上师，对众生会自然地流露出大悲之心。这是必然的。这一点是江湖骗子冒充不了的。真正的大悲心是要在修“定”中证得空性之后，才可能获得。换言之，一个修行者，要修证到很高的境界才可能具有无缘大悲之心。一地菩萨也只有世俗菩提心，而八地菩萨才可能出现胜义菩提心（这必须要证得了空性后），上师若有了胜义菩提心，表现为十分慈悲。甚至能为众生舍弃自己的一切。那无疑是证得了空性，也就是证得了菩萨果位。证得了菩萨果位就必定有实证、有神通。选择这样的金刚上师作为自己的依止师，是绝对不会错的。

喜喇仁波切就属于这样的金刚上师，仅管他很谦虚，常说“我没有什么神通、没有什么本事，与你们一样是个凡人”。但是他对众生的大悲之心是绝对掩饰不住的，他所发的宏大愿心，并为此而努力精进的、流芳百世的功绩是掩饰不住的。对喜喇仁波切深层次的出世间法，诸如利用神通之法救渡众生，教化众生等等……，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看不见的，但是只要稍加留意，从世间可见的事物去测度推想，无论是细小的，或者个别的、广泛的、巨大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无不显露出喜喇仁波切的大悲心，即胜义菩提心。

喜喇仁波切生于一九三○年，龙月、龙日、龙时，出生于阿坝县四寨乡，出生时天下“雪蛋子”（冰雹）铺天盖地，满山遍野，银白无暇，（这种现象在藏族当地喻为“龙吼叫”。故喜喇仁波切出生之时，在当地藏族中流传有“四龙相送”之说，此乃大吉祥之兆，喜喇仁波切三岁时，由察里寺安曲大活佛伽央靖热甲木措认定为：吉弥旁大活佛的转世灵童。（注：为伽央喜喇加木参，当时安曲大活佛要把他带走，然而喜喇仁波切的父亲没有同意。六岁时经四世多仁波切，喀森日伦尼巴多尔吉认定为噶玛噶举黑帽派公主·云丹加措大活佛转世。（注：“公主”意为公主活佛功德海，别名游戏自在无边慧。“公主”生于康区金沙江畔的绒甲尔巴地方。他编篡有《宝库藏》、《教戒藏和经传密咒藏》，撰著有《所知藏》、《不共秘密藏》，发掘有《密籍藏》，等合称“五大藏”。）送给喜喇仁波切法具和哈达。让他到万象大慈法轮林来，培养他以后管理寺院。十二岁时进入寺院的五明佛学院学习，投师于堪钦慈旺仁真上师，堪钦罗尔丹真上师，堪钦益希达尔吉上师等门下。十六岁去德格县竹庆寺佛学院深造，经堪布齐美和雍尕等大师的培养，通过九年的刻苦学习，喜喇仁波切在佛学方面，已进入博大精深的境界，二十五岁时回到万象大慈法轮林潜心修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佛学也与时俱进，现任该寺院主持，并主办了五明佛学院和修行院，名声远扬，四川、青海、甘肃等各地僧众络绎不绝，前来求法、受沙弥戒、比丘戒和灌顶。在当今宁玛派系中具有较高声望。

　　喜喇仁波切现在的修持成就与他的主要两位根本上师的指导分不开的。一位是慈旺仁真大师，他生于一八八三年，先后从师吉弥旁大活佛，第四世多仁波切，喀森日伦尼巴多尔吉，竹庆寺堪布勇噶多尔吉强上师等。一生潜心修练佛法具有很高深的造诣。他门下的弟子有罗尔丹真、五世多仁波切、土丹祥道坚赞、伽央·喜喇坚赞仁波切等，均系当代著名上师、大活佛。他的遗著有《丹巴桑传解》、《嘛呢传解》等名著，对宁玛龙钦宁提教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于一九五八年冬季，在青海省同德县虹化飞升，消失在空中。称之为虹身圆寂，当时正好有一个几百人的集会，许多均有所见，此事轰动整个藏区。这种活着飞升，据了解从民主改革以来，只有慈旺仁真一个人（指康藏地区）。

第二位根本上师就是堪钦罗尔丹真大师，他是普贤菩萨的应化身，生于一八九八年，少年时就进入竹庆寺佛学院学法，也是慈旺仁真的大弟子。伽则显潘劫吉朗瓦是罗尔丹真的根本上师。罗尔丹真精通五明，对宁玛、格鲁、萨迦、噶举等各教派的教仪都通晓，他是万象大慈法轮林五明佛学院的主持，门下有第五世多仁波切、土丹祥道坚赞、伽央·喜喇坚赞仁波切等大活佛，他的遗著有《大小五明注疏》等著名文集，于一九五三年圆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