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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碑刻初探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03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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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偃师碑刻初探

  偃师,自夏朝始,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相继在这里建都,成为我国古代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数千年古代文明的长河中,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有着数不胜数的物质文化遗存。偃师的碑刻,其时代绵绵而继,数量林林总总,几乎函涵盖了由汉以降的各个朝代,多有皇家和名臣之作、且文书具佳、历史价值重大而著称于世。那些时代不一、形态各异、大大小小的神道碑、功德碑、纪事碑、造像碑,或祭怀先圣,或颂德歌功,或因事而纪,或敬奉神灵,碑碑似部部石书,无不承载着偃师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记载着这块土地的陵谷沧桑、春秋交替、时代变迁。

  碑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当时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军事的,宗教的,民俗的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它的补史证史的作用,在我国传统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碑刻文化作为我国金石文化里石刻的一个分支,自古就是人们感兴趣的热点,在浩瀚纷繁的金石著作中人们把碑刻、拓帖类出,去咀嚼、品评、把玩、摹临。至今,碑刻文化仍然是史家和书家志此不疲的乐园。

  碑刻作为“金石”中“石”的一种,它的应世与古代冶铁、炒钢技术的发展、不无关系。碑刻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其石鼓文当属中国碑刻的鼻祖了。及至秦汉,随着冶铁及炒钢技术的不断成熟,刻石刀具的刚性韧性得到提高,给刻石之风的逐渐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随之以青铜器颂德纪事的风气走向消亡。《文心雕龙?诔碑》所言“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讲的便是从殷周的青铜鼎彝铭文纪事开始,到由金转而刻字于石的发展过程。

  在考古发掘中,秦始皇陵秦代打石场遗址打石工具诸如铁锤、铁錾、铁凿,以及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铁錾的出土等,证明秦时用于石头加工的工具业已实用。必须提到的是,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考古发现的多种炒钢、锻钢凿石工具凿、钎、矛等的发现,为西汉早期已有炒钢的工具制品,并用于开石凿墓提供了证据。虽未有刻石镌字的工具发现,不能说当时就没有,秦汉时期的刻石就是力证,诸如:“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群臣上醻刻石”、“鲁北陛题字”、“巴州民扬量买山刻石”、等。

  “碑”这个词在春秋时已有,但那时只称刻石而不称“碑”,“碑”的原始概念与兴于东汉的真正意义的刻石纪事的“碑”,有着质的不同。《说文解字?石部》:“碑,竖石也。从石,卑声。”《说文解字注》引《仪礼?聘礼》郑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仪礼?檀弓》;“宫室视丰碑。”“碑”原本是宗庙里拴供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桩子,同时,人们也根据它的“穿”在阳光下投出的影子的方位来测影计时。到了战国时期,士卿贵族殡葬时,“碑”就用作装轳辘的支架以便棺木用轳辘系绳缓缓放下。殡仪结束后人们往往不经意地把这个所谓“碑”的支架留在墓地里,这个承系下棺的“碑”还视职尊位卑有多少大小之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逝者,就在这块现成的“碑”上刻字,以追述逝者的“功德”,于是就出现了尊大卑小不同形制的颂德纪事的碑。直到西汉时的碑刻上部仍保留着留有一个圆孔,也叫作“穿”,这是测影下棺的遗痕。到后来,随着碑形制的日趋定型,这个叫做“穿”的圆孔逐渐消失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就是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的“鹿孝禹碑”,首圆方身,已与后世碑的形制十分接近。

  南阳的瓦房庄炒钢炉遗址使用时间由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晚期,说明炒钢技术到东汉已相当普及。徐州出土的建初二年(77年)五十炼钢剑,山东临沂苍山出土的永初六年(112年)三十炼钢刀等所用的原料都属于炒钢类型。东汉末年出现的“百炼”这一工艺名称,留下的“百炼成钢”的成语,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炒钢技术在东汉时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可以说,炒钢技术的发明不但是炼钢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是碑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炒钢的技术初衷或是军事的、民生的,但它却为日臻成熟的东汉碑刻,以及此后的北魏铭刻和开窟造像,提供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为中国古代碑刻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元25年,刘秀称帝,是为汉光武皇帝,定洛阳为都城,其城址在现今偃师市首阳山镇西即汉魏故城遗址。史称东汉或后汉。光武刘秀又经过十多年的征战,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东汉时期的洛阳,为天下名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在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东汉时期的一些影响古代科技、文化进程的重大发明、创造,如: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浑天仪、地动仪等,就是在偃师这块土地上完成的。碑刻也不例外,在我国碑刻发展的历史上及汉字书体沿革变迁的过程中,所谓的“汉碑”、“汉隶”,就与偃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东汉盛行厚葬,东汉士人贵族为邀世誉,他们死后,亲人都要为其树碑立传,以炫耀生前功名,企望后人的尊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石刻向碑刻的发展成熟。而偃师作为东汉王朝的都城之地,这里贵族士人云集,能工巧匠荟萃,他们对碑刻发展的推动和示范作用不可忽视,偃师沿山一带又盛产可做碑材的优质青石,这无疑给碑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诏蔡邕等十余人书刻六经文字于46块碑石,立于东汉太学门外(今偃师东大郊村北)。“熹平石经”的刻制,直接导致了拓印术的发明。通常认为拓印术始于东汉熹平年间,此前蔡伦在偃师改革造纸工艺,使纸薄柔而便于书写及此后的拓印。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谈到东汉时期的刻石技术时,记有“刻石技术却愈益普遍而精工,好字因好刻得保存于久远,并由此发现摩拓术。……蔡邕学李斯,工篆书,似东汉时已有李斯的拓本”。“熹平石经”是古代典籍经过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论争之后的定本,同时也是分书字体成熟之后的楷模。当时到太学门前摩写刻经的人士不绝于径,人们或在“熹平石经”上摩拓,并由此而推动碑刻的兴盛,使分书字体广被天下,成为流行的正体字“隶书”。 东汉王朝共建造了12座帝陵,近年考古资料显示,洛阳汉魏故城东南洛河南岸的万安山北麓有6陵。洛南六陵分别为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和桓帝宣陵。东汉洛南陵区位于偃师市李村镇、庞村镇、寇店镇、高龙镇、大口乡、顾县镇及其附近地区。整个区域占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除了帝王的陵墓外,陵区内还分布着众多的后妃和王公贵族的陪葬墓。据偃师发现的汉碑情况看,位于偃师的东汉皇陵,当时应该是碑刻林立的,后或毁于战火或被移作它用而不存。

  偃师的汉碑,有东汉建初二年(77年)的《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东汉永元四年(92年)的《司徒袁安碑》、《袁敞碑》、东汉永初七年(113年)的《安乡侯张禹碑》、《甘陵相碑》、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的《肥致碑》、熹平四年(175年)的《熹平石经》、曹魏正始二年(241年)《正始石经》等。

  《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所载有关东汉初期社会基层组织和土地所有制的内容,对研究汉代经济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石券书体为我国书法史上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代表之作,其笔法质朴随意,是用尖锐的钎錾刻凿而成的,钎尖顺着笔划的中心运行,是书者用雕刻工具直接錾刻在石块上, 有极高的书法艺术及学术研究价值。《肥致碑》是东汉晚期的碑刻,是碑圆首晕纹,无穿,有长方形略呈覆斗式碑座。此碑与《史晨碑》年代相近,具有在整体布局上的规整化一,井然有序的特征。《肥致碑》完全具备后世定型的“碑”的形制,但却出土于汉墓之中。在东汉中后期,有将墓碑缩小后埋入圹内的,如出土于洛阳的《马姜墓刻石》和《孙仲隐墓志》等。

  说起墓志,就不得不提一提历史上的禁碑运动。最早的禁碑是在东汉末期献帝建安十年(206年),时曹操大权在握,他看到经多年战争,天下凋敝,劳命伤财为由,下令不得厚葬,因不能立碑。以后魏文帝曹丕和高贵乡公依然坚持这个政策,至晋武帝亦然。晋武帝还诏告天下曰:“碑表私美,兴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由于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于是立碑变为埋铭,人们将竖立在墓前的碑稍作改易,随棺埋入墓中,这就是墓志的前身。

  现存偃师商城博物馆刻于元康元年(291年)的晋碑《晋武帝贵人左棻墓碑》、晋元康五年(295年)的《荀岳墓碑》即属于禁碑的产物。除此外,偃师的晋碑还有刻立于咸宁四年(278年)的《辟雍碑》及《娄候何桢墓表》、《羊瑾神道残碑》。《辟雍碑》,1931年出土于偃师东大郊村,是碑身首一体,高323厘米,宽110厘米,厚0.30厘米,额题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在莅之盛德隆熙之颂”23字,碑阳隶书,30行,行55字,字径3厘米,计1516字。碑阴亦为隶书题写,共题名408人,并分别写清姓名、身份、郡籍等。1974年在《辟雍碑》出土处发掘出长方形碑座,后与碑身插合成为一体。此碑为晋碑中的丰碑巨制,碑文记述了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设立学馆,重振太学,在4 年内 3次亲临辟雍巡视以及皇太子司马衷亲临太学辟雍的经过。此外,文中还追述了司马氏建国的历史,称颂了司马氏的才略。这些记载,对于了解西晋历史及太学的教育情况具有重要作用。

  在中国书法碑刻发展史上,最具影响的书体“魏碑”,在其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偃师是重要的策源地之一。 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公元493年从平城迁都洛阳(偃师西部),此时佛教文化的盛兴,使建寺开窟造像之风日盛,书家和石工各显神通,以手中的笔刀营构出一种新的书体“魏碑”。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的统称。其特点是笔力劲峭秀挺,为后世书法的楷模,实开隋唐楷书之先声。魏碑也称北碑,在北朝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代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

  魏碑的石刻作品主要是以“碑刻”、“墓志”、“摩崖”和“造像题记”的四种形式存在,偃师的魏碑有两种,一是造像碑,二是墓志。造像碑有:《翟兴祖造像碑》、《寺沟造像碑》、《韩永义造像碑》、《僧道略造像碑》、《冯翊王造像碑》、《平等寺造像碑》、《姜纂造像碑》、《孟阿妃造像碑》等;墓志有:《皮演墓志》、《正光三年墓志》、《殷伯姜墓志》、《染华墓志》、《尹祥墓志》、《李略墓志》、《慕荣篡墓志》、《石育戴夫人墓志》等。偃师的魏碑石刻,流向别阜它域的,尤以墓志为甚。《李超墓志》民国时尚存偃师,其后便不知去向。

  唐朝是中国书法的繁荣期,也是中国古代碑刻最兴盛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碑刻、铭刻以数量之多、价值之大而著称。进入宋代,碑刻虽盛而铭刻已见衰微。唐时的偃师,紧邻东都、神都洛阳,地利之势造就了偃师唐刻的纷繁,宋代的偃师,毗邻宋代皇陵区的巩县,宋陵采石场就在偃师境内,取材之便又给偃师的宋刻以机遇。偃师唐宋时期的碑刻有: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碑》、武则天撰书《升仙太子碑》、唐高宗撰书的《孝敬皇帝睿德记》、《周公祠碑》、《大唐赠太子少师徐浩碑》、《唐昌黎冯王新庙碑》、颜真卿撰书《郭虚己墓志》、张旭书《严仁墓志》、湛然书《郑炅墓志》、李守礼书《高氏墓志》、《杜并墓志》;《宋重修升仙太子大殿记碑》、《宋浮丘公灵泉记碑》、《宋会圣宫碑》、《宋重修仙鹤观碑》、《宋宣仁圣烈皇后山陵采石记碑》、《宋永泰陵采石记碑》、《宋大观圣作碑》、《大宋故赠中书令良僖李公(昭亮)神道之碑》、《大宋楚王故夫人冯氏墓志铭》等。

  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碑》,又称《招提寺圣教序碑》。《圣教序碑》共四块,按立碑时间和地点排序,分别称做《雁塔圣教序》,建于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十五日;《招提寺圣教序碑》,建于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五日;《同州圣教序》,建于龙朔三年(663年);《集王字圣教序》,建于咸亨三年(672年)。

  史载,显庆二年闰正月初一日庚寅(657年2月19日),唐高宗自长安出发,正月十三日壬寅(3月3日)抵洛阳宫,在洛阳住了一年。此次高宗赴洛,玄奘亦陪从,并在洛阳停留达一年又十日(657年3月3日至658年3月13日)。玄奘利用在洛阳的机会,“暂得还乡”,回到他的出生地缑氏县游仙乡控鹤里凤凰谷,为他的父母迁坟改葬。唐高宗为了表彰玄奘对佛教所做出的杰出成就,于是恩准将王行满所书圣教序碑立在了玄奘家乡附近的招提寺里。《招提寺圣教序碑》字体结构严整,笔法瘦硬,竣逸挺秀。《中州金石记》评价此碑书法“用笔端方绵密,绰有姿致,不在遂良之下”。此碑为探讨玄奘生平事迹及研究我国佛教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武则天撰书《升仙太子碑》,堪称中国女子书法第一碑,武则天敢为天下先,以行草书体入碑,实开草书碑刻之先例,碑额“升仙太子之碑”飞白体六字,为唐代飞白体仅存,阴集唐初多位书家于一身。《升仙太子碑》是研究武周历史及唐初书法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宋会圣宫碑》,全称《大宗新修西京永安县会圣宫碑铭》,是碑建于景佑元年(1034年)九月十三日,通高9200厘米,是存世不多的巨碑之一。宋真宗景德四年(1008年),割登封、缑氏、偃师、巩县部分土地设立永安县,现治在今巩义芝田镇。“会圣宫”是祭奠宋代三位已故国君的行宫。碑文记述了修建会圣宫的由来和经过,描述了土木之工的宏伟壮美和“泰安圣容”礼仪的隆重,以及士庶朝谒祭奠的盛况,意在讴歌已故诸帝的圣德、教化、功绩。

  偃师金元之后的碑刻主要有,元好问撰文的《金故少中大夫程震墓碑》、《元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碑》、《朱熹手迹刻石》、《朱熹诗碑》、《明建唐仆射褚公庙碑》、《明保城御寇碑》、《清乾隆缑山诗碑》、《清修周大夫苌弘墓碑》、《清谒杜甫诗碑》、《清谒唐杜少陵先生祠诗碑》、《清郝腾蛟神道碑》、《清开修轘辕关车路碑》及民国时期的《扬治堂墓表》、《扬勉斋墓表》、《牛伯超碑铭》等。

  元代历时较短,故存世碑刻不多。缑山《先天宫记碑》,在缑山仙君观旧址,碑高3950厘米。碑文楷书,长达3000余字,碑中记曰“先天宫”的观名为忽必烈命名,又言宋时的缑山“房屋达四五百间,受业之徒莫知其数”。“先天宫”是真大道派的教坛之所在。是碑对研究真大道和缑山道观的历史有一定价值。 《明保城御寇碑》为王铎撰书,《扬勉斋墓表》为于右任书,二碑均为书家和书法研究者所珍爱。《清乾隆缑山诗碑》,碑通高4300厘米,蟠龙首,赑屃座,上刻草书七律一首,此诗为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祀嵩山,驻跸缑山时所题,诗曰:“缑岭茏葱嵩岳连,传闻子晋此升仙。割来太室三分秀,望去清伊一带绵。欢豫民情他阆苑,青芊麦色我芝田。孜孜求治犹多愧,无暇重翻学道篇”。

  偃师古代碑刻多毁兵燹,仅缑山一地所佚碑刻就达十数之多,录于此,以志之:

  汉《王子乔碑》(蔡邕书,《古今图书集成》);

  北魏《王子晋碑》(《河南府志》引《金石略》);

  唐《李丰义造像碑》(正书,在缑山下府店镇招提寺,咸亨元年造);

  唐《重修升仙太子庙碑》(太和四年重修碑,行书。《河南府志》引《金石考》);

  唐《升仙庙兴功记碑》(乾符四年建,八分书,李绰撰文,郑珏书,在缑山下仙君观);

  唐《郑畋谒升仙太庙诗碑》(正书,在缑山下仙君庙);

  唐《张开疆供佛碑记》(正书,在缑山下府店镇北河崖上);

  宋《卢功裔新升仙祠石碣》(正书,在仙君庙);

  宋《浮丘公灵泉记碑》(现只找到上部,下部佚);

  金《缑山诗石碣》(清乾隆时在偃师东门内人家壁上);

  清《缑山八大景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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