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林卡与汉地园林的比较研究

　　西藏林卡与汉地园林的比较研究

　　作者：杨华军　陈昌文

　　[摘要] 本文通过描述西藏林卡和汉地园林的特征及思想渊源等问题，比较了西藏林卡和汉地园林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通过比较揭示了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意在说明：西藏林卡与汉地园林的精神关系，藏传佛教精神结构与生活结构、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中国园林如果缺少对西藏林卡的论述，那么中国园林只是对某些特定区域园林特征的概括。

　　[关键词] 西藏林卡；汉地园林；比较研究；生活方式；思想渊源

　　[图分类号] G04“214”＋“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1—0080—07

　　当今世界，环境生态研究的热潮方兴未艾。园林学在这一大潮中越来越突显出来，这反映了人们对生活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注。中国在总结自己的园林艺术方面取得了宝贵而丰富的成果，为世界园林艺术和生活样态的选择作出了贡献。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发现这些对中国园林艺术特征的总结都是残缺不全的，具有特别的形式和本真内容的西藏林卡被忽略了。原来，以前的所谓中国园林艺术特征只不过是“汉地园林艺术”的特征，西藏人通过林卡建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方式还未得到广泛的认识。在两个世纪之前，世界对中国和中国西藏的研究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的研究领域非常之广，但也不乏偏颇之处：其一、是对中国园林的错误理解，错把汉地园林当成中国园林；其二、是对西藏林卡缺少认识。

　　本文采用比较方法，在比较中，由于涉及到从材料分析中得出结论，所以用了归纳法。在一个研究中，如果涉及到两个研究子对象，则用比较方法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本文的直接的对象或者子对象是西藏林卡和汉地园林，只有找出其中的差异才能说明中国园林这一大系统的基本特征，并把中国的所有地区和民族的园林统一于中国园林这一大系统之中。西藏林卡的资料是十分缺乏的，特别是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文献资料很少成块状地进行论述，很多散见于各种调查报告和旅游书籍，这使得归纳变得特别困难。园林类的书籍一般在论述西藏林卡时都很简略，而且主要是为了介绍罗布林卡，很容易使人们认为西藏只有罗布林卡，更形成了人们认为西藏林卡只有特殊没有一般的成见。本文从资料如此贫乏的实际情况入手，寻找了一些第一手的调查资料，用这些资料进行归纳，并且与其他对林卡论述的资料进行印证，得出对西藏林卡的基本判断，并以此作为比较点，与对汉地园林论述得比较成熟的特征进行比较，建立了基本的比较体系。除了对这些资料进行运用以外，本文还考察了汉地园林的思想渊源和西藏自然、宗教与社会的样态，从园林的形式和功能上说明造成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论证西藏林卡是中国园林的一部分。

　　一、汉地园林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思想渊源

　　人类同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园林是在一定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种植花草树木、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现代人认为园林的功能是游憩之地和保护与改善环境。现代研究表明，园林可以使人通过调节心理和精神达到健康的目的。考察一下园林产生的历史，实际也可以知道古人早已开始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并成功地创造了园林这一特色艺术。

　　(一)汉地园林发展的历史

　　汉地园林主要是指具有汉族风格的园林，即以前人们所谓的中国园林。汉地园林的发展经历了逐渐从皇家园林为主向私家园林为主过渡的过程，这也可以看出园林是受经济和社会影响的。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汉地园林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即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因为周代是汉地经济开始起步的时期，同时也是权力走向集中的时期。我们可以从此时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分析出园林的经济基础背景。最早的园林见于《诗经·灵台》篇中的灵囿，它的基本构造是挖沼泽和筑台、种植植被和圈养鸟兽，其功能是游憩和生活。秦统一中国后，在宫室的营建中有了园林建筑。汉代发展了苑，形成了“一池三山”的形式，成为后世宫苑中池山形式的典范。西汉已经有了贵族和富豪的私园，并用人工构筑石山。两晋南北朝是园林艺术的变革期，广泛地兴起了自然山水园林，这与此期间道教的兴盛和魏晋玄学风行是有极大的联系。同时，这一时期的园林理论对整个汉地园林都有影响，从这一时期的山水诗和游记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佛教的兴起，佛教丛林和游览胜地也为自然风景渗入了不少人文景观。隋唐时期经济空前发展，政治上中央集权处于绝对地位，使得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宋元时期，士大夫闹处寻幽，在住宅旁修园葺地，在近郊置买别墅，他们根据对山水的艺术认识和生活需求，因地制宜地表达山水和诗情画意，使得写意山水园林空前发展。明清时期专制的中央集权空前发展，封建经济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使得官僚和皇家可以利用权力集中经济资源，休闲与享受的方式也有了经济基础，所以明清的汉地园林发展到了极致，留下来的都是几千年园林艺术的精华，人们的确可以从明清的园林中归纳出汉地园林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园林结合中西，吸收各地，并独有创建。特别是江南园林，受到了世界的重视，但也许是太重视一种形态的园林而造成了对整个中国园林的误解。实际上许多对中国园林的概括都是从明清园林中得出的，然而这只是汉地园林的特征。

　　(二)汉地园林的基本特征

　　正如前面所说，可以从明清的园林中归纳出汉地园林的特征，因此明清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基本特征构成了汉地园林的基本特征，而且也可以从中发现汉地园林的思想渊源和社会政治基础。在明清，皇家园林融合了汉地大多数园林的特征，大型宫苑多采用集锦的方式，集全国名园之大成，从历史上也可见汉地园林的发展经历了逐渐从皇家园林为主向私家园林为主过渡的过程，并且最终是皇家园林借鉴私家园林的形式。而在明清，私家园林的特征是可以从江南园林中得到体现的，所以以江南园林作为归纳汉地园林的材料基础是可行的。江南气候温和，水量充沛，物产丰盛，自然景色优美。晋室南迁之后，历代文人的思想精华使得江南园林变得蔚为壮观，以苏州、扬州园林为代表，包括了南京、无锡、常熟、上海、杭州、吴兴、嘉兴等地园林，形成了汉地园林的基本格局。江南园林有三个特点：第一，叠石理水：第二，花木种类繁多，布局有法；第三，建筑风格淡雅、朴素。前两个特点是由自然条件形成的，后一个特点却主要是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也是汉地园林的特殊和价值所在。江南水乡，以水景擅长，水石相映，构成园林主景。同时，江南的气候土壤适合花木生长。江南园林沿文人园林轨迹，淡雅相尚，布局自由，建筑朴素，厅堂随意安排，结构不拘定式，亭榭廊槛，曲折其间，一反宫殿、庙堂、住宅之拘泥对称，以清新洒脱见称。明清的皇家园林多仿效江南园林的意境。第三个特点也即是江南园林的意境所在，从它实际表现的东西来看，已经不是园林形式的问题了，而是园林的内容层次的问题。

　　(三)汉地园林的思想渊源

　　由于我们看到江南园林的第三个特点，我们不禁要追问，江南园林何以要采取这一造园的形式与意 境?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把我们的视野迁移到对汉地园林思想渊源的回答上来。对这一问题已有很多人回答过。西方人从线条上说明了曲折、婉转等是汉地园林的特征，从材料上说明了自然环境是形成园林的原因。但就朴素和淡雅的思想渊源来说，线条和材料并不能说明问题。必须从园林的实际性质来说明园林的特点。我们知道，园林是人的行为，是人追求和改造自然的行为，淡雅和朴素的汉地园林归根结底是人的选择行为。

　　人何以选择园林的这一形式?要把人放到其所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分析。人在受到环境的制约时产生了所谓的问题和困境，人面对困境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主动地寻求解决的办法，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当人创造了一项与自己相关的东西，而且创造之后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人就必须适应它。从秦汉以来的封建制，儒家的规矩正在异化为人本性所反对的东西，统治阶层正在建立单一的“命令——服从”关系，这种单一的体制是不为人长期欣赏的，但是又不能或者没有能力反对，所以人特别需要一种解决的办法。人类是如何寻找与这一体制和谐的方法的呢?其最终的生活样态是怎样的呢?我们必须还原到个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当时的中上层的日常生活。在汉代，儒家的思想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其基本特征是“规矩”和严格的规则。但正如现代心理学和医学研究表明，单一的生活样态是会导致精神疾病的，长期绷紧的思想之弦是不利于人的健康的。然而，中国的古人被认为是最会生活的人，这主要得益于环境对人精神的作用，人类同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游乐和休息是人们恢复精神和体力不可缺少的需要，而园林在这一调节过程中的地位则是突出的。

　　中国古代文人为官出现得比较早，秦汉是文人大量为官的开始，但文人也在其中丧失了一些先前的东西，比如自由思想。文人在丧失了春秋战国的自由思想之时何以面对日常生活?在受到庙堂和朝廷上严格的等级和规矩的压抑之后，文人官员们如何进行另一番生活?这一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回答。魏晋玄学和老庄思想的出现与园林艺术的山水自然转向同时出现，反映了这种分裂的智慧，在朝与在家，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结合通过园林得到了实现，士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在朝为官和在家修道的方式重新构建了起来。比如魏晋前期嵇康内心是儒家，但其避世行为则是道家，这种完全的隐逸在后来得到了修正，士人们开始主动修正隐逸文化的内涵，此时的士人园林即是这一矛盾心态的平衡点。托名朝隐，既不放弃官位，又可自养心性，采取“食君之禄，逐吾之好”的态度。介于进退之间的生活，为士人解决了仕与隐的矛盾。园林使得“心远地自偏”的理想得以实现，这种在朝为儒在家为道的结合，即儒道互补的样态，既构建了士人的生活，又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也是中国调节人与自然的创举。在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最好的结合，外篇全讲儒家的治国大计，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内篇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以及养生延年。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实际是一个士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也可以看到士人生活分裂的综合。至此，我们可以说，士人在构建日常生活时采取的儒道互补是汉地园林产生的思想渊源。这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明清园林何以迅猛发展，而且可以解释汉地园林的淡雅朴素的缘由。因为明清专制的中央集权高度发展，上层统治者对士人的压制更重，官员在朝廷上的自由发挥更少了，使得士人把精力更加多地转移到修身养性之上。而在修身养性上，最成功的学说是道家思想，道家提倡的朴素与线条的曲折，以及崇尚淡雅都在明清园林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园林与其他多数建筑相比，以其更关注于环境对人的精神的作用，较少涉及物质性功能；因而在全部建筑从物质——精神递进序列中居于一个精神性较强也即艺术性要求较高，艺术精神更为突出的梯段”。从园林的深层内涵而言，它所反映的是神界与尘世的沟通，人与天的对话，正是中国古典园林“天人合一”的表现，这实际也是道家的思想。

　　二、西藏林卡的基本特征及其与汉地园林的比较

　　林卡，藏语音译，英文为grove，中文译为树林、林苑、花园。grove本身意为小树林、树丛或者园林，与汉地的园林相当，但在建筑风格和内涵上有较大差异。对林卡的论述，有如下的表达：藏语认为它是花木繁茂，景色清幽，环境良好的地方；也有说是用土、石或者篱笆围起来的小片人工林，旧西藏用来供统治阶级避暑、游玩和筵宴之用，是具有西藏特色的一种营林活动；林卡，可以译为园林，但它的实际含义要广泛得多，一片丛林也包括在它的含义之内。对于林卡的论述有较大的语言上的差异，这可能会造成人们对林卡的误解，但林卡作为园林的一种形式却是不容置疑的。从众多的论述中，我们现在只能提取出林卡作为园林形式的特征，别的就只能在论述中一一展开了。

　　(一)关于林卡的一些散论

　　1、林卡集中在西藏的中部、东部和南部，形成这种分布的原因主要是自然条件，但也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虽然拉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比较低，仅为1．5％，但由于拉萨是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林卡而且著名的林卡都集中在拉萨地区，这也是园林分布受政治文化原因影响造成的。另外，日喀则地区也有较多的林卡分布，这说明经济在林卡发展中的地位。

　　2、在西藏，林卡的发展从贵族专有到形成全民族都参与的节日，已经融入民俗和日常活动。在西藏，有固定的关于林卡的活动——林卡节。逛林卡活动，在西藏至少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而林卡的出现可能更早。藏历五月十五日是林卡节，藏语称“藏木林吉桑”，意为世界焚香日，据说是以此纪念莲花生大师曾于猴年五月降伏了藏地的一切妖魔。藏民在这一天身着节日服装，带着青稞酒和酥油茶及各种食品来到树林密布的林卡，搭起帐篷，边吃边喝边歌舞，各帐篷间还互相邀请，并有民间艺人到此献艺，此节日常常延续达一个月之久。林卡节除了吃喝游玩外，还进行文娱活动和“跳神”等宗教活动，到十五日，逛林卡进入高潮。林卡节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总的来看离不开两个主题：敬神和娱乐。按传统的说法，林卡节从藏历四月十五日的“萨嘎达瓦节”起至七月的“雪顿节”为高潮，到八月上旬的沐浴节结束。逛林卡，是藏族的一种民族习惯。这种习惯，可能与西藏高原的自然条件及气候环境有关。因为地处高寒的西藏冬长夏短，长时间的室内生活，使人们感到烦闷。一俟春暖花开，人们便纷纷投身到大自然中去。但通过逛林卡而投进大自然很可能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西藏的藏传佛教的影响是很难用经验来判断的，特别是在政教合一的地方，节日很可能是宗教和政治产生影响的手段，也可能是宗教和政治干预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从西藏逛林卡的习俗不仅流行于拉萨，而且还流行于日喀则、昌都等地这一事实加上林卡节中的“跳神”等宗教活动内容，上述特征的归纳可能是成立的。

　　3、西藏近代的一些习惯和文化大多与五世达赖喇嘛有关。在五世达赖喇嘛及其摄政桑结嘉措执政期间，文学活动和文化经济生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林卡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很有可能是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发展和完善的。

　　4、林卡最初为贵族所有，这与西藏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有关，也与西藏的管理体制“豁卡”O有关。我 们知道，林卡是要有土地支撑的， 旧西藏的土地掌握在三大领主：官家领主、贵族领主和寺院领主手中，而他们对土地的管理是实行“豁卡”方式的。林卡是在豁卡之中的，没有豁卡就意味着没有林卡。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西藏还有另外形式的林卡——天然林卡，即庄园主在其庄园的森林中选择一片长势较好的林地作为消夏之用，但并不去经营它，这也是林卡的一种形式。林卡也是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在西藏可以称之为财产，而且对于一般的领主，财产的性质比审美的性质更重。比如有一个调查的论述为：“该庄园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林卡、草地、生产工具”。从这一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林卡是与土地等资源等同的财产，而且具有生产性质。在西藏，林卡与林卡之间是可以相连接的。 比如“凯松林卡位于凯松村西北雅隆河边，与索康家族的林卡相连”。从这反映出领主间在经济、政治上的联系。

　　(二)从特殊林卡中归纳西藏林卡的特征

　　为了较准确地说明西藏林卡的特征就要分析某些林卡的特征，看它们能否符合从特殊说明一般的条件。罗布林卡是西藏林卡的集大成者，这如同在归纳汉地园林特征时是采用江南园林作为样本，因为历史已经作了一次不知不觉的而且比较完备的归纳，所以，从罗布林卡的特征来说明西藏林卡的特征实际是采用了归纳法，只不过归纳的过程是由历史来进行的。

　　罗布林卡，藏文音译意为“珍珠花园”或者“宝贝园林”。拉萨的林卡比较多，除罗布林卡外，还有香卡林卡、冲拉林卡以及位于拉萨河中间小岛上的甲玛林卡等。罗布林卡是西藏众多林卡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这座占地36公顷的园林建筑，始建于18世纪中叶、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时期，是七世及后世达赖喇嘛处理政务、举行典礼、消夏避暑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夏宫。全园分罗布林卡、金色林卡两大部分，有格桑颇章、金色颇章、达旦米久颇章三组宫殿建筑。按功能的不同，可划分成许多景区，运用树木、建筑、花草组成各种景观。罗布林卡分为宫前区、宫区和森林区三个部分。西部是幽静的森林区，东部是金顶石墙的宫殿。宫殿共有三层，一层是经堂，前面有一个600平方米的石板院子；二层有罗汉殿、护法殿和达赖阅经室；三层是达赖接见僧俗官员的地方。园中树木茂盛，花卉繁多，更有亭台池榭、林竹山石、珍禽异兽点缀其间，宫前长廊和室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由于罗布林卡专属达赖，加上藏传佛教文化氛围，因此，林卡建筑的宗教气氛十分显著，各主要建筑有大小经堂之设，建筑大都为藏传佛教题材，没有或者很少有汉地园林的文人雅趣，罗布林卡的绿化和道路布局也有宗教的意味，如园内没有人工堆筑的假山，地形基本平坦，栽种花木也成行成列，道路直达不曲，局部构图基本对称，这可能与佛教描述的极乐世界“地平如手掌”、“布局呈棋盘方格”有关；政治色彩明显，具有政府功能的前区置于最前部，而私密性较强的达赖专用的园林和寝宫则在园区内部，由内墙包围；布局较为自由，历次扩建没有较好的衔接和丰富的起承转合；园区较为自然粗放。

　　(三)与汉地园林的比较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西藏林卡与汉地园林的差异，结合西藏林卡的散论，此处可以作一个较为般的总结。

　　布局和形式上，汉地园林重曲径通幽式的曲线，西藏林卡倾向直线和方正；在功能上，汉地园林主要为娱情和审美，西藏林卡除了调节身心还有经济和政治的功能；在思想渊源上，汉地园林是在儒家思想压抑情况下，导致了儒道互补在处理日常生活结构上的选择，而西藏林卡则是佛教一统西藏而导致的政教合一的产物。另外，汉地园林都为人工园林，而西藏林卡包含了天然园林；西藏林卡有民俗节日和宗教活动作为支撑，汉地园林的阶层性比较明显，主要为文人和官僚阶层所有；西藏林卡个体之间可以相连，而汉地园林的个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汉地园林把政治、生活与娱乐分开，而西藏林卡的功能使得政治、宗教、生活统一于其中。

　　汉地园林和西藏林卡之间最大的差异正是思想渊源和功能上的，形式上的差异似乎服从了思想和功能上的差异。但是，细小的差异并不是可以忽视的，许多细小的差异也许正是生活方式和政治结构不同所形成的。我们可以说，西藏林卡主要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汉地园林主要是受道教与儒教相碰撞的影响。但我们也看到西藏林卡与汉地园林一些交流的痕迹，比如清朝北京皇家园林是各族风格特征的结晶，而罗布林卡也有藏汉混合的一些痕迹，七世达赖喇嘛兴建罗布林卡时也的确参照了一些汉族宫殿和园林的风格，但两种园林代表的不同思想却是非常之明显。

　　汉地园林集中在林木葱郁的江南，广大的东北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地区园林却很少；西藏林卡却集中在西藏东部、南部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地区和拉萨地区，藏北和西藏西部林卡较少。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拉萨较多的园林是有政治对园林影响的共同特征，然而分布地点的不同却是由于思想和生活样态不同造成的。汉地园林可以说是对环境缺失的一种补偿，而西藏林卡却是对已有环境的一种优化。汉地园林在对自然的认识从占有自然发展到与自然和谐相处，西藏林卡不仅仅是针对人与自然的问题，还发展了人与来生和超自然及人与神的关系。林卡中的娱乐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人回归到自然中去，而林卡和林卡节中的宗教活动却是人神交流的一种表现。林卡构建了人与自然、人与神，乃至人与人的关系，因为民主改革前林卡所有权属于庄园主(领主)。

　　西藏林卡可能从旧西藏最高政权倡导而来，有自上而下的特点，并且深入到每一角落，最终成为民族节日。汉地园林的普遍发展并不是统治阶级倡导的，相反，最初可能只是富豪和皇室炫耀自己的一种手段，最终也并没有达到西藏林卡的普及程度，虽然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始终贯穿于汉族人民生活的过程中，但园林并不是普遍的载体。

　　三、造成差异的原因及结论

　　汉地园林和西藏林卡的差异虽然可以从自然环境中得到解释，而且自然在选择园林形式方面的确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比如植被、阳光、土壤和气候等的作用，但造成两种园林之间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应较多地从思想渊源上去寻找。从藏传佛教在西藏的深入程度和儒家道家在汉地所造成的无法量化的影响，并且在园林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西藏所代表的高原文化与汉地所代表的农耕文化，是两种差异很大的文化，特别是不同文化中所滋生或者选择的宗教，往往影响甚至决定该文化中的生活样态和生活结构，有人认为“一个文化的宗教信仰不仅反映在他们公开的宗教仪式上，还反映在他们的食物、游戏、家庭结构和他们赖以取得日常所需物品的手段上”。从西藏林卡的描述上，我们可以看到林卡反映的宗教信仰甚至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藏族在选择藏传佛教之后，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佛教已经融入藏族生活的每一角落，从中引申出各种西藏的生活样态，已明显地带上了宗教色彩。我们看到的西藏林卡，可以说是文化的体现，但作为对文化的研究，我们看到的又不仅仅是林卡，因为“文化的复杂性使得……不能把单个文化特征与其他因素隔离开来从事单方面研究”。林卡这一文化特征显然不是孤立的，从林卡中展示出的文化也不是林卡本身，而是林卡背后起 作用的深层次原因。在西藏，林卡无疑可以看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体现，这是园林本身所显示的，人从自然中来，发展到社会的人，并不是与自然完全脱离的，很多时候会努力地寻求回归大自然，林卡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宗教是从自然社会到政治社会的过渡性产物，但人们过渡到政治社会之后并没有抛弃宗教，虽然在政治社会中形成了不少宗教的变种，但宗教的影响似乎还是原初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的基本或者原初形式，在宗教中，人们构筑了最初的道德和伦理，也构建了基本的生活方式。文化及其中的宗教的选择，造成了生活方式和这种感觉的不同，从而在进一步选择生活方式中的细节时出现了不同文化中千差万别的样态。

　　西藏林卡和汉地园林的差异是不同文化在特定区域生长时对生活样态选择的结果，其中，宗教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显示出不可低估的作用。很可能藏传佛教造成了林卡的形式内容，是藏传佛教构建了人们生活时的体现。这种关系的说明与考古学上的化石相似，化石是从古代大的背景中遗留下来的，但从化石本身也可以反映古代的大背景。林卡是大背景的产物，同时也可以反映大背景。西藏的许多东西都具有这种功能，林卡是其中之一。林卡的作用很可能是为宗教和政治产生影响提供了场所，也可能是宗教和政治干预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之一，这从藏族的很多节日和地域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而且节日的生活主题多是宗教的内容可以说明这一点。以上论述也适合于汉地园林，人们对汉地园林的思想渊源进行追寻时，可以发现汉地园林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

　　作为静态的存在，西藏林卡是藏传佛教的反映，同时林卡也可以表现藏传佛教。对于动态的历史而言，林卡是选择的结果，这一选择过程就是藏传佛教精神结构、政教合一体制、自然环境和藏族的高原生活方式长期互相作用的过程，林卡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可见这一过程中上述因素作用之强大。

　　从以上论述可见西藏林卡与汉地园林的形式和内容都有巨大差异。某些通过对汉地园林进行归纳的所谓中国园林的特征，并把它们泛化，实际是对真正中国园林认识的不清晰。西藏林卡正以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别于汉地园林的面貌修正这种片面的归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被认为是园林产生的原因，这可能不完全，中国汉地园林和西藏林卡的成因事实上都基本否定了这一假设，人与人关系的处理同样应该纳入园林形成的原因。园林出现于阶级社会或者称为政治社会，这就很难想象园林仅仅是人与自然的产物。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以上论述是从现有资料推论出的假设，某些还需要验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藏林卡是由西藏高原文化生成的，其中虽然有一些是汉藏文化交流的遗存，但西藏林卡的思想根基却是藏族独有的。这种风格和思想渊源的独有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汉地园林当成中国园林，中国园林应有其更广阔的范围和特征。

　　[本文责任编辑　央珍]

　　中国藏学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