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在西藏的踪迹——从德希德里（1716）到图齐（1938）

　　意大利在西藏的踪迹——从德希德里(1716)到图齐(1938)

　　德希德里 (Ippolito Desideri,1684年生于皮斯托尼亚,1733年卒于罗马) 1716年3月18日到达拉萨。此前,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已经在《马可·波罗行纪》第114和115章中广泛的谈到了西藏。在元代(1279-1368)有很多欧洲商人、游客和传教士去了中国,马可·波罗并不是唯一,他们都收集了直接或间接关于西藏的信息:在意大利人中需要提及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和Odorico da Pordenone,他们的记录中有若干部分同马可·波罗的记录一致。

　　马可·波罗在十四世纪初带给欧洲人的描述虽然简短,但包含了很多关于这个“雪域之地”的细节。大家都知道,关于是否确有马可波罗其人到过中国尚在的争论之中,即将由昂布罗修学院-中华文化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黄时鉴教授的著作 ,正是涉及这个方面,该书有意大利文和中文两个版本。关于西藏,马可·波罗记录到距离西安有38天的路程,穿过四川省,经过成都市,最终到达了“蒙哥可汗在战争中毁掉的一个省”。

　　在其后的四个世纪,西藏对于被称作“白色魔鬼”的西方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进入的。直到元朝和明朝衰败之后,也就是十六世纪中期以后,尤其是十八世纪初期,早期的圣·方济会修士G. Da Ascoli和 Domenico da Fano,以及一些耶稣会修士开始进入到这个区域。佛列雷(E. Freyre)和德希德里于1713年4月7日从里斯本出发,历经三年路程,终于在1716年到达拉萨,在西方对西藏的认识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其意义堪比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日本,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和诺比利(Roberto De Nobili)在印度。5月10日德希德里受到了摄政王拉藏汗的接见,受托进行藏文字和藏文学的研究,编纂辞书,进行翻译,整理教理、地理文章和西藏历史,这些功过直到他1721年启程返还罗马才停止。德希德里的作品后来被藏学家伯戴克(Petech)和图齐研读,同时也为1717年准噶尔汗国入侵西藏和之后的清廷统治提供了重要历史资料 。不幸的是他从藏文译成意大利文的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 》已经失传。

　　德希德里离开西藏后,在1721年到1760年这段时间里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落到了嘉布遣会修士肩上,其中有Francesco Orazio da Pennabilli和Cassiano Beligatti两位神父,后者于1755年在罗马出版了Alphabetum Thangutanum sive Tibetanum(藏文字符表)。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荷兰人、英国人、俄国人和印度人在藏学研究方面占了主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伟大的东方学家图齐的出现 (Giuseppe Tucci ,1894生于马切拉塔,1984卒于S. Polo dei Cavalieri), 他身兼汉学家、藏学家和印度学家,通过对亚洲的研究,著有比较学研究一书(印度-西藏,1932-1941)。

　　1933年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IsMEO)成立之后,图齐在意大利做了关于西藏认识的高级别报告。他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的Shantiniketan大学做了5年中文和意大利文教师(1925-1930),之后于1930-1932年间在那不勒斯东方学院(现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中文。1929-1948年间他曾8次进藏,1950-1954年间6次进入尼泊尔,之后1955-1978年间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从事考古研究。

　　图齐深厚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使其深入研究藏族宗教的现象及本质成为可能,他在研究中涉及到了古老的苯教和伏藏(Terma)的起源,还有关于印度教、佛教濕婆神派和密宗以及其它各种中亚宗教的内容(包括索罗亚斯德教,波斯祅教,萨满教,摩尼教)。这种对西藏的历史、艺术和宗教文化综合研究的方法,无疑证明了图齐是一位文化比较学和宗教比较学方面的大师。他的方法对研究当今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仍然有效。

　　图齐的一本主要著作即将问世,这是第一个从意大利文翻译成中文的版本,无疑将推动对亚洲文化和宗教的研究迈出重要的一步。

　　最后引用图齐在《西部藏区学术考察报告》序言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精神和智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