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海哲素食考

　　笔者偶与祖印寺原住持化通法师交谈，得知：建国前他曾去小洋山岛，他看到庵堂里的出家人备有大缸的海蜇作为长年下饭（即每日下饭的菜肴）。我们知道海蜇，原名海红，又名水母，系属肠动物，全身呈胶而透明而粘滑，大的直径约有１公尺，上部形如覆盖，下面之中央为口腔，口缘有腔腕４个，与胃相接，自由游浮于海面。其覆盖部位，经腌制后，俗称“海蛰皮”简称“皮子”，缘瓣经腌制后，俗称“海蛰头”，都是舟山海特产品。将海蜇确认为素菜，这显然与大乘佛教“慈悲不杀生、也不吃众生肉”的教义有矛盾。但在舟山渔区确实长期存在将海蜇作为素食的奇特现象。不只是出家僧侣，信佛群众亦然。舟山群岛的渔农村群众（特别是妇女），每逢斋期、佛菩萨圣诞或诵经念佛时常见素食海蜇的现象。佛教中吃素、也称吃斋，意为吃些清心洁身的菜肴。与“素”相对应的是“荤”和“腥”。荤，佛教称之谓“五荤”或“五辛”，是指自然界里五类有刺激性臭味的蔬菜，即葱、韭、蒜、薤和兴渠；“腥”指动物之肉。时下人们通常将荤腥二类食物统称为荤菜，为佛教僧众所禁食。舟山人视海蜇为素食，恐与海岛物产、区域经济、佛教文化传播以及海蜇自身特点等诸因素有关。
　　在舟山群岛中，特别是一些小岛，土壤覆盖率很低，有些岛上大都是些光秃秃的裸露石岩，没有或者很少有可种植蔬菜的田地，在一些住人岛屿中，居民多以捕渔为业，不从事农耕。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古代不发达的交通，导致小小岛上蔬菜很难种植，运输也不方便，海岛信佛的僧侣和居民吃素很困难。
　　从海蜇的特点而言，海蜇通体晶莹透明，加工后（已去腥）食用起来感觉清爽，腥味不明显。且海蜇与鱼肉腥类一接触，就会腐烂，这与蔬菜有近似之处。清人徐兆昺《四明谈助》引晋张华《博物志》云：“海蜇，东海有物，状如凝血，纵横数尺，名曰鮓鱼。无头目，无内脏。所处则虫虾时之，随其东西。”海蜇无眼、耳、鼻、舌等感官，在海水中生活有一个习性，就是它的口碗边常有小虾和它共生，海蜇浮在水面时，水中一有动静，小虾就会跳动触到海蜇，海蜇便随之沉潜下去，因而有人认为海蜇没有感官分辨能力（没有灵性），也有一句“海蜇呒魂灵，小虾当眼睛。”的谚语。一般认为：感官意识越发达的动物，其对痛苦和死亡越敏感越恐惧。由于海蜇的感官较少，感知能力较弱，因而产生吃海蜇罪过不大的想法。
　　在舟山渔场，海蜇的汛期主要有霉季和伏季两次，捕上的海蜇经三矾腌制加工后，整大缸整大缸地放在家里，作为渔村家家户户的长年下饭，加工后的海蜇被分离为皮子和头子两种，在渔村，还流传“海蜇头是荤，海蜇皮是素”的说法。当佛教传入海岛后，一些小岛信众没有条件吃素，自然会想到家家户户都有的“长年下饭”——海蜇，当作素菜替代品。从佛教的根本教义而言，注重于解决人类的根本烦恼，其修行的方法也注重于心地的用功。面对海岛的自然环境，来海岛弘法的僧人自然会因势利导，作出了一种慈悲的方便默许，以至于产生“海蜇是素菜”的风俗延续至今。
　　在此之前一些小岛的僧侣有将黄鱼称为“菩萨鱼”而吃的现象。在清代宁波人徐兆昺的《四明谈助》卷二十八中“石首鱼”条有：“石首鱼，尾鬣皆黄，一名黄鱼。”同时他引用明朝松江华亭人冯时可写的《雨航杂录》：“土人以槐豆花卜其多寡，槐豆花繁则鱼盛，诸鱼有血，石首独无血。僧人谓之菩萨鱼，至有斋食而啖者。”说明在明朝时，舟山及沿海一带有些僧侣吃黄鱼的这种现象。现在舟山民间还留传讥讽出家僧侣吃黄鱼的：“南无阿弥陀佛，小黄鱼撬忒。”的谚语。此后，由于海蜇捕捞和加工在舟山渔区的兴起，海岛佛教徒为了防止群众讥讽造口过，一些没有条件吃素的小岛出现将海蜇当作素菜的现象。
　　在汉传佛教区域吃动物肉为素现象并不多见，在岭南沿海有“吃蚝为素”的风尚，这两者有相似之处。清张心泰《粤游小志》载：“蚝豉生水中，虽系动物，然由人布种，故粤中茹素者皆啖之。高云岩有《过僧房食蚝豉》诗云：‘蚝豉虽然属海鲜，当时播种出沙田。几回香积厨中过，留我同参合掌禅。’”清代诗人查慎行《海幢寺》诗中也有：“斋厨菜豉丰”的诗句，这说明了岭南食蚝豉为素之风的普遍。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有“钦（广西钦州）人亲死，不食鱼、肉，而食螃蟹、车螫、蚝、螺之属，谓之斋素，以其无血也。”故在岭南以蚝为素的风尚起码可以追溯到宋代。
　　在北传大乘佛教的藏传佛教地区（主要为西藏、蒙古、青海、甘肃、云南、新疆部分地区）气候环境大多比较恶劣，想吃素是件很困难的事。为适应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弘扬，当地的僧侣和信佛群众仍然不得不吃肉，以解决“法轮未转，食轮先转（弘法开始，先要具足基本的生活条件）”的现实情况，以适应在特殊环境里佛教的传播。
　　舟山群岛“视海蜇为素食”是舟山继海黄鱼为素的沿续，与岭南“以蚝为素”现象都带有浓重的滨海烙印，能够相互映证。至于今日，再将这些动物作为素菜，就不再是一种方便，而是有贪馋之嫌了。这些现象的产生，反映出海岛佛教文化的一种特殊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