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团体放生现象之研究——以台南县市寺庙为例

　　宗教团体放生现象之研究——以台南县市寺庙为例

　　林融达

　　南华社会所研究生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动机

　　一个社会之所以会有文化活动，重点即在于立基于一个遵重各种的知识创造的社会支持下所建立起的社会认同机制，并由此一点一滴的累积形成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文化生活。但这种默会的共享隐含是否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行动之中，有的话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现？放生的行为在华人文化世界中由来已久，并非独独为宗教上的团体如佛教等所独有的概念与行为，广泛的遍布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放生的概念已经不纯然的只限于宗教上的旨意和意涵，而是有更有高的社会行动力在这其中运行着，而在这其中，经由人际关系的默会判断的互相贯连是否也是构成社会行动中的放生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民间的传统信仰是否也是整个关系网络运作的一个重要关键？

　　根据蔡淑芳(2004)与林丽珠(2003)[1]这两篇论文所得出的发现可以看出，放生的现象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由来已久，但整个深入基层民间的生活并和社会产生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则在明末清初的时期才得以开展起来，经由一些知名的佛教人物的大力宣传和推广，而这种放生的行为运作模式和放生的思想也相当具大的和广大的居士信徒产生许多生活上的影响。

　　而这样的一个根深柢固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认同的机制改变，所面临的冲途和危机也就随之而来。伴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过去被视为是做功德的善行在被重新检讨时被套上了一个”破坏环境”的指责出现，过度而氾滥的放生行为对于生态的环境产生了破坏，并且引导出了后续的”放生等于放死”和”商业化的放生”[2]这一类的许多争议，因此也形成了这些宗教团体和环保团体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3]。而在这其中的一般社会大众又是如何看待放生这件事，同时又是在怎样的情况和动机下进入了放生这个活动里，而寺庙又是以何种论述吸引民众的参加则也是一个重要的面向。就如同当我们在讨论主体的能动性的时候，其实是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定位的一种实践，以护生的概念而言，要追求宗教上的自我圆满的提升可以透过许多生活实践的角度来进行，而不需仅仅只凭集体放生这种仪式上的行为来获得自身的功德和慈悲行为的宣扬，但重点即在于什么样的人会选择前者，而什么样的人又会选择后者？当然个人的社会距离和外在社会有着一定的远近亲疏关系存在，而这也涉及了个人的社会资源系统和其在不同的场域间的互动对应模式。

　　依照陈玉峰(1995)的研究资料显示，放生的流程主要是寺庙于放生当日去采购所需数量的动物及种类，再委由店家代送直达放生的场所，放生仪式一开始住持即开始招集参与者并立即进行法事为动物举行法事，最后在唱颂完捐钱参与放生的民众名单后，动物们才再颂经过程中被野外释放出来，而在最近的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所完成的全国性调查报告中(2004)也呈现出相类似的结果出现。放生的过程最重要的并不是信徒捐钱的多寡[4]，而是其实际参与其中去体会感受的一种生命历程的经过，在这其中权威的接受可说是完全被充份的发挥出来，而众人也因为这种法会的参加而获得对自身功德上和情感上的再确认。但在这两份资料中都无法直接看出对于参与放生活动的参与和动机是如何形成，同时又是如何的被动员于其中。另外对于参与信众的部份所铺陈的部份也相当的不足，因此也无法形成进一步更深入的推论，只能停留在纯议论和批评放生好坏的单面向层次上。而这也带进了本文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空间。

　　宗教团体、商业行为、生态环保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彼此相互的产生影响，而使得放生这个现象越趋复杂与模糊，商业行为的背后充斥着理性利益选择的考量和计算，但理性选择是否就能解释商业放生行为，其解释力与限制的底限为何？同时当放生行为建立在非利益选择行为的生命教育行为的宣传之上时，行动者的选择的考量和可能又是什么？是否真的只是一纯粹的交换关系的展现？这些都是本文所主要的关切点。

　　第二章 研究问题

　　本文所主要要探讨的是地区性的民间寺庙对于放生现象的参与做出一些初步的调查与了解，同时也要去了解民间传统信仰的寺庙在放生这项宗教仪式和其他的宗教团体组织如佛教团体等是否有其不一样的行动模式存在。而主要的研究问题如下：

　　（一）当代的放生论述及其行为模式的转变与冲突

　　（二）宗教放生活动中的理性选择行为原因之探讨

　　（三）民间寺庙与宗教组织的放生行为的不同之处

　　（四）放生活动与寺庙宫坛信仰的结合形式之影响

　　第三章 文献探讨

　　(一) 放生现象的当代论述与现况

　　放生活动的现象既然由来以久，则其发展到现代的又是呈现出了什么样的论述的模式来展现，同时现代社会对于此一现象本身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两点皆是本文在此段中所要特意先处理的议题。

　　放生的活动参与和其广泛的兴起并非完全为佛教体系所独立创造而出，但许多缘起和概念都和佛家思想有着却相当高程度符合著放生的思想基础之一，并进而形成强力的遵循准度，就如同方立天(1997：413)所认为，佛教的主要道德内容为五戒、十善、四摄、六度此四大项，而在这其中五戒之首即为不杀生，善待所有的有生命之物，同时就释昭慧(1996：73)中所指出的佛教的教义主要即是源起论与护生观这两种类别，而更以护生观最为其最核心的道德规范的精神之所在。佛教中所特意强调的生命观除了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生命观有了很大的影响和助益，而在这之外，也由于佛教的因果律中所强调的一切的果报皆来自于”业力”而促成，只有不断的透过行善的过程才能累积自我的福报以铺设良性的因果循环。(释昭慧1996：76)因此这样的思想概念也就进一步的构成了放生这类活动的要旨出发点不单单只是生命教育或修为心灵上的提升，同时也是一种背后带着浓厚的功德论的作用于其中，而功德观的思想理念也充份的表现在民间的各种生活行为模式或表征之上，就如同各种善书的提倡内容如了凡四训等可见一般。

　　然而，放生这一项过去习以为常、被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行善模式，到了现代的环保意识抬头之后，开始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异议和纷争出现，其主要反映在爱护动物团体和环保团体的抗议之上。这也是因为有鉴于许多的放生行为在做法上的发展逐渐的变成了一种大型化、商业化、专业化的筹组企划，而非佛教中原先所指出的随缘性的放生，而这种建立于单一放生目标上的行为也连带的促成了因应大量放生动物与物种需求，并进而引发了许多的商机存在，因此在现代的社会中普遍认为放生已经偏差为一种商业化的行为，不仅仅是在于将动物放生于不适宜的环境中所造成的污染破坏和生命的残害，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动物权的侵害。当代许多的研究报告和相关文章中均对于放生所造成的伤害有着显著的说明和陈述，并且对于此一行为多有所批评(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2004，刘小如1998，陈玉峰1955)。

　　而宗教团体在这些争议之中也逐渐的转变出了不同的论述模式，其主要大概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为新型态的护生模式的产生，以落实生命教育的实践为其最根本的依归，而第二种则为一种持续且大力鼓吹放生行为对于自身的福报和积功德的效益，用经济财来交换成宗教上的经济财的转型和利用，而第三种则是更加强调的将所有不利于放生的论述通通加以妖魔化来反击，认为这些言行论述都是有心人士的恶意攻击，意图阻碍其自身修行。目前许多的宗教团体如慈济等大多采用护生的观念来对应于当代放生论述的转换，而这类型的宗教团体人士中也不乏一些意图将环保意识和佛学中的生命教育加以宣传结合的人，例如释悟泓、释昭慧等人。宗教团体本身内部所产生的改变，充份的反应出了当代社会在环保意识和动物权关念高涨的情况下，使其面临不得不转变和再加强本身的正当性立场，但在其他方面则也有强力悍卫传统放生的正当性和功德论的论述存在。而这也就是本文所主要探讨的面向之一，有些宗教团体采取的是改进式的护生生命教育的实践，有些则在这样的外在压力之下仍加强自我本身的理念论述，在变与不变之间，不论是在宗教团体亦或是信众个人的行动决择，都会面临着如何的去选择和选择之间的考量，这都是影响着放生活动的存续与形态。

　　(二)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台湾社会中的民间信仰一向是难以被精准的分类完全，因此除了某些特定的宗教团体组织之外，绝大多数的宗教信仰者都可以算是民间信仰内的一环。民间信仰的特色即在于它既是最基础的宗教信仰的一种形式，却又没有受到一般宗教团体组织严谨的约束和规范要求，在此之外，对于经典的信奉和仪式的追求却也呈现出相当高的遵循。也由于民间信仰的信仰的模糊，绝大多数的信徒都可以依寻着自我的习惯来做祭拜的动作，而在这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莫过于神明在民间信仰中伴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地位，其本身就是台湾民间信仰的主要核心，牵引着信众的信仰与活动(刘还月，2000)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民间信仰的内容并不单纯的只是反映在于神明的祭拜行为而已，其行动的内含尚还有对于传统巫术的成份，同时就其内容再进一步的探讨，民间信仰的特质部份还包括了浓厚的功利主义的因素在其中。在此同时，民间信仰的活动也因为受到社会变迁的因素影响，个人在于社会生活上有着许多的不确定感，进而促成了巫术与术数的行为发展(瞿海源，1997)。而也这因为如此，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得个人对于灵验性的神祇的追求带动了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影响力(林本炫，1997)因此，民间信仰的特征之一即为对于神明灵验性的追求，只要是灵验或可以使信众有所感应的神祇，就可以形成朝拜供奉的对象之一，也就越来越形成台湾宗教中所具有的高包容性的多神信仰民间特色。

　　有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部份，早期许多都是从地域性的祭祀圈这个概念下去着手进行，这种在地性的宗教实践活动往往都是和村落社区的社会连系产生了紧密的关系。也因此民间信仰本身和地方性的生活习习相关，祭祀圈也就形成了一个醒目的焦点所在，而也有许多的学者均采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的社会意含。以林美容(1986)所提出的祭祀圈而言，其认为祭祀圈为一共同进行祭祀活动的地区居民信徒，共同祭祀著相同的神祇。并且也认为祭祀圈并不一定可能发展成信仰区的模式，但信仰圈的扩大与发展却必须要从祭祀圈为起始点开始。

　　但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均已指出寺庙的发展和都市化的现象和移民有很大的关连，不论是传统的村庙或是现代社会中的宫坛道场，都是伴演着整合人群的功能存在，但这种整合的过程已经逐渐的脱离了地缘关系的限制(陈杏枝，2003)。寺庙所反应出来的不仅仅是反映着团体活动的模式，同时更是一种社会人群对于民间信仰文化的高度依赖性。但文化的意向也会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民间信仰在许多层次之上虽然转变的相当不明显，但对于个体在文化的关系和认同的意向却有着不同以往的结构改变。同时这也相当程度的说明了以往从祭祀圈的影响力受到社会变迁相当大的影响，而不再是从地区性的祭祀圈的观察中就可以涵盖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也深深的受到文化与结构的影响而形成，但仅以此为解释在社会变动性上则略嫌不足，因为社会生活始终到处充斥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存在，风险与变革往往都只在一瞬之间。例如占卜问神四处流传不绝，风行一时的”神桌”却不再为人所信服。社会生活的构成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趋势，而是在一种特定时空、文化、结构和行动者个人所建构而成，正由于其本身是受不确定性所左右，因此我们的社会生活在某个层面来说可以视为是一偶然的结果，而民间信仰的文化意含不但是多变的，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生活的历程。

　　但在近几年中，民间寺庙的祭祀圈是否仍是伴演着重要的角色亦或面临了新的变动？瞿海源(1997)指出了民间信仰和地方社区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伴演着一种整合性的力量，但在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的多重因素影响下，乡村人口的外移也的确对于使得其影响力相对变弱。在本文中所观察的台南地区中，以南化的寺庙为例，都是群聚兴建于偏远山头之上，一座山头往往可见四五间寺庙耸立于山间，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地方祭祀圈的发展模式呈现，而改以进行灵修或其他活动为主要的发展宣传模式，而这些寺庙宫坛所呈现出的群聚效应，使得其发展模式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类型架构。放生活动做为这些民间信仰中的寺庙宫坛所诉求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背后显示的是什么样的选择使得这种机制出现的可能？

　　(三)宗教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论

　　本文的研究概念主要是从宗教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论为主要的理论架构中心，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团体式的宗教放生现象的出现和其可能的宗教背景和原因。而之所以使用理性选择论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用意，一者为大多数对于放生行为的研究均是以普遍区域性的调查来做出分析结论，而未能够充份的将注意力聚焦于参与放生活动的行动者之上，同时也相对的缺乏宗教组织和信徒之间的互动，对于信徒本身而言，所追求的是心灵精神的获得、功德积累的功效，亦或是强调生态观的护生理想？信徒对于宗教团体的相互影响力又是如何的被不断的确立出现，进而加强放生活动的论述或是信徒的信仰坚定？

　　再者，笔者也希望能够借由Stark&Bainbridge的理性选择论的观点来了解个人对于宗教上的需求和取舍是如何的在行动中所展现出来，并从此探讨这种团体式的放生是否也是一种宗教自由市场竞争上的表现？在从佛教经典理念的信条转换到生活世界的行动准则时，又是什么样的可能构成了放生活动内容的形塑？而在个人”理性认知”的部份，理性选择论更可以提供相当有力且明确的论点来说明，人类为何要发展宗教？他们从宗教得到什么？为何特殊种类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笃信宗教？而不至于像以往隐藏于宗教信仰背后的个人心灵的体现那么的难以捉摸和陈述。这种对于个人行动的选择和理性的计算都可以相当程度的说明以往许多难以解释的层面与问题。

　　理性选择论认为，人们可以在其选择宗教信仰的时候，是采取一种理性计算和功利衡量的概念去转换成宗教上的选择和信服。但首先要面对的疑问即为，这样一个充满经济学意味的理论是否可以适当的用于宗教场域的活动之内？基本上这样的预设是建立在宗教已非完全可以视为是一单独存在的客体非理性之上，表现出的是一种高度世俗化后的结果，个人宗教上的信仰变成了一种自由经济市场的机制展现出来，而不像传统一样将宗教视为一神秘和形而上的一种精神意义。

　　宗教上传统所追求的是一种自我要求的精神寄托，而这往往是建立于个人的认同和思想行为模式之上，在这个层次的意义上，献身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价值的赋予和自身的获取并不是可以被明确的测量和告知表达出现，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受益”摆在那边可供检验。Stark(1987)指出综观其他社会团体与正式的组织，献身于宗教团体是有赖于报酬与付出代价的网络平衡，而所付出的代价是来自于人们的亲身经历与参与。宗教组织提共补偿者一个直接的报酬交易。组织提供人们一个活动与交互影响的报酬平台，并再此创造与交易各种报酬。理性选择论强调采取的是一种将信徒和宣扬者视为一种自利为出发点的预设，而这样的宗教市场所代表的不但是多元的，而且也是公开竞争的自由市场，而这样的竞争和世俗化的商品就市场机制的层次而言都是一样的，强调自由、开放，将会使宗教服务提供者提供更好的效益和信仰选择，同时也是使信众在宗教场域中获得报酬的重要功能。

　　在这其中，宗教上的商品化呈现的是不可分割的宗教财的呈现，而和世俗化的可单一分割计算的商品有着不同的意义和所指涉的范围，但这两者都是以一种纯经济学思考模式的想法来衡量判断”商品”的优劣好坏，而这也当然脱离不了需求/供给这个经济学的老话题。就宗教的商品而言，需求是否真的可以被刺激？理论选择论者在此是相当肯定的。就如同同样的放生活动，不同的组织团体可能可以提供宗教财上程度不一的满足，因此这也就呈现出理性选择论中所谓的宗教市场的区隔的可能。

　　就如同Whitehead(1995：11)中所讲到的，宗教的特殊性主要是在抽象的形上学和生活经验的特殊原则之应用，意义的本身只有透过许多经由外在行为的形式才能被个人清楚的洞见察觉。放生的活动举办与否对于同时不但是一种宗教意义的表现方式，对于个人与宗教组织在行动的同时，也是理性的判断成本与补偿之间的利弊得失，来据此做为行动的标准与依据。

　　(四)社会网络与宗教信仰

　　而在民间信仰中所广泛存在的寺庙祭祀行为，第一个所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即是信众来源从何而来？在此也有一研究路径可以加以分析探讨，亦即从社会网络的观点来着手。社会网络的概念主要可以从许多的学者研究著作中看出其在当代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熊瑞梅1997，黄毅志1998 )。在当代多元复杂的环境当中，许多的互动模式和过程都已不再和传统一样是可以直接面对面或是静态区域性的影响所能完全包含，相对的有更多的互动是建立在社会网络、互动关系和知识流通模式之上的网络性关系。而在这其中所应用的观点主要反映在社会网络分析之上，用这样的型式来呈现出网络行动者之间所构成的行为关系，同时这也是一种可以检视网络中互动模式的规则性和差异性。

　　而在社会网络研究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某个层面而言，可以视为是多重社会资源而形成的重要资本概念，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的一种社会资源。同时由于行动者的互动位置本身也就代表了一种资源的交换位置关系，而这也显示出有关于人际互动模式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拥有较多社会连结的行动者将会可以获得较多的资源取得，因此社会网络即是一种有力的社会资本。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网络中的连结，同时也是在相似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将彼此之间的互动网络串连起来。结构与文化都相同具有着一些不同却又相似的预设存在，社会关系的连带和维系都在在的显示出其本身是一种经由集体的实存状态所决定(多寡、类型)，而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结是建立在团体的行动之中，社会网络之间的连结具有多层次性的集体象征和集体认同。

　　在当代的宗教研究中，也有许多的研究均已指出社会网络的连带关系对宗教成员的吸收与引进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社会网络虽然就许多层次而言，可以对信众最初加入宗教活动的意愿和种类差别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信徒宗教信仰的强化上却可能会受到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宗教属性”及其强度而有所影响，有可能会形成影响信徒本身改信的路径或是否会改信的重要因素(林本炫，2003)因此社会网络的连带关系的确会对信众的改信程度和活动的参加都构成了举重轻足的影响力，但在许多层面而言却不是绝对的唯一。笔者在此的看法即为在影响行动者参与宗教团体组织如放生活动等，除了社会网络的影响之外，宗教组织之内的知识网络的形成和相关放生理论论述的强化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这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观察来了解。同时也由于民间信仰中的巫术和追求灵验性的功利性格，“灵则传”成为了其应用社会网络来招募信众的重要方法之一，而和其他宗教团体呈现出了相当不同的一个重要层面。

　　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要探讨的主要是以现行的民间信仰庙的放生之情形了解为出发点，来检视放生活动所建构出来的现象。本文采用的是透过文本分析、参与观察及深度访谈的方式来首先探讨出放生活动是如何的被建构成一重要的宗教放生活动，其带有什么样的宗教色彩，并进而去探讨其背后所隐藏的论述意含及行动之所以可能的解释。同时也藉由这样的观察来看出民间信仰的放生活动和一般的宗教团体的放生活动有何异同之处。在本文分析的部份，主要是针对相关的研究和期刊论文和其他与放生有关的相关文章和调查报告。本研究主要是以扎根理论为主要的研究步骤，透过参与观察的田野笔记和观察记录来整理出相关的概念和想法的整理。同时也希望透过对实际的田野民间信仰的一些指标性代表，如有在进行放生活动的特殊民间寺庙宫坛为对象进行深度访谈，访谈的对象主要为寺庙活动举办者和参加信众，以期能够重构出放生活动参与的场域图象，藉由这种的方式来进一步了解行动者行动模式的不同和更深入的了解，来试图看出民间寺庙如何突显其独特的特征和一般的宗教团体如中华护生协会等不同之处的出现。

　　第五章 预期发现与可能遭遇之困难

　　本研究的铺陈主要是希望透过对于放生这一项显著的参与性活动，来看出这种独特的实践逻辑性质之下对于民间寺庙的本身是如何的形成影响，同时放生活动在民间寺庙中所呈现出来的又是什么意含？本研究希望能藉由对于民间寺庙采取放生活动的特性来试图找出和一般宗教团体组织的放生活动的不同型式之处，以及发现民间信仰中的多层次互动面向。

　　但本文在进行的同时也面临了一些问题和研究上的限制，首先在于合适个案的访察和调查部份，由于本研究的脉络焦点集中在放生活动之上，因此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难度和稀少性，同时也受到前文中所谈及到的部份，当代对于放生活动的论述与批评都会使得寺庙本身对于这件事有所忌讳和隐言，而这也造成相当程度上访察调查的困难。同时也由于有关于寺庙放生活动的相关文献极少，使得要对其内容做一详细的比较也难以成立。同时民间信仰中的信众参与和行动，如何能够详细的将观察与内容适切的提升至理论层次的概念类型来加以陈述理解也是笔者所必须要小心处理的。

　　参考文献

　　1. William Sims&Bainbridge(1987)，A Theory of Religion. Peter Lang Publishing. N.Y.

　　2. Whitehead(1995)，宗教的创生，蔡坤鸿译，台北，桂冠。

　　3. 蔡淑芳(2004)，《明末清初江南的放生活动》，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4. 林丽珠(2003)，《戒杀放生文之研究-以莲池大师为例》，花莲：国立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5. 陈玉峰(1995)，<台中市放生文化的初步研究>，《静宜人文学报》，6：135-142。

　　6. 台湾宗教团体放生现象调查报告(2004)，台北，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

　　7. 方立天(1999)，<中国佛教与伦理建设>，中华佛学研究所12：411-423。

　　8. 释昭慧(1996)，<戒律之原理—以不杀生戒为例>，《东方宗教研究》，5：73-76。

　　9. 刘小如、齐力(2000)，<台北地区民众放生行为研究报告>，《野鸟：中华民国野鸟协会年刊》，7。

　　10. 刘还月(2000)，《台湾民间信仰》，行政院新闻局。

　　11. 瞿海源(1997)，《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台北，桂冠。

　　12. 林本炫(1997)，《当代台湾民众宗教信仰变迁的分析》，台北：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所博士论文。

　　13. 林美容(1986)，<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地方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62：53-114。

　　14. 陈杏枝(2003)，《台北市加蚋地区的宫庙神坛》，台湾社会学刊31：93-152。

　　15. 熊瑞梅、吴文楦(1997)，<都市化与居民地方连系-台中地区为例>，《台湾的都市社会》，台北，巨流。

　　16. 黄毅志(1998)，《社会阶层、社会网络与心理幸福》，台湾社会学刊21：171-210。

　　17. 林本炫(2003)，<改信过程中的信念转换媒介与自我说服>，《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54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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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放生议题的研究主要有四篇相关论文，但其中两篇为小说文本的比对说明，对本议题的当今处境的了解并无实质上的助益，因此以此两篇较为相关者说明之。

　　[2] 这三个口号主要是环保运动人士和保护动物人士所著重的论点部份。

　　[3] 这边的冲突形式基本上是相当微妙而又是一个相当值得去探讨的问题，在宗教的场域中一向缺乏和外在团体的相互对话的讨论机制存在，而在这些争议中双方又是如何动员其背后的资源来达成其各自的目标和理念。

　　[4] 在商业化的放生论述之下，最备受攻击的部份即在于花越多钱，可以得到的功德或消除的业障也就越多，因此本文在此并不排除金钱的多寡对于个人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但在文中所主要侧重强调的是信众个人的参与才是真正对自我情感性感受有着高度服从权威的共识的显著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