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

　　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

　　何孝荣

　　明武宗朱厚照在历史上以崇奉藏传佛教而著称。他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自封为大庆法王，坚持迎取活佛，为藏僧等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与他信奉藏传佛教教义及修行方法，以及其荒嬉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宫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朝政日益黑暗腐朽也有一定影响。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使明朝政治日趋黑暗腐朽，加剧了财政危机，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也成为反面典型和后世诸帝鉴戒。

　　关键词：明武宗　藏传佛教　大庆法王　汉藏文化交流

　　作　者：何孝荣，1966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明武宗朱厚照(1505～1521年在位)在历史上以崇奉藏传佛教而著称。时人谓其“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崇信番僧，盖新寺于禁地，尊胡虏为法王”，并派人往藏区“取佛”。尽管崇奉藏传佛教是明武宗皇帝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是迄今为止，相关论著中对此却很少涉及，缺乏研究。本文试述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的表现，分析其原因，探讨其影响。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明初以来，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至正德年间，武宗最为崇奉藏传佛教。其表现有：

　　第一，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明初，太祖、成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在藏区“多封众建”，先后封授阐化等五王、大宝等三法王，以及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禅师等官，使其代表明朝统治和管理藏区。永乐以后，成祖等“兼崇其教”，又不断封授留京藏僧以西天佛子等职，厚加供养，任使其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景泰、天顺年间，景帝、英宗对居京藏僧至封以法王。宪宗封授在京藏僧为法王达13位，京中藏僧千余人。孝宗有所收敛，仍追封了两位法王，且执意行取藏僧领占竹来京。

　　武宗即位初，官员疏请“屏逐法王、番僧”，“不听”。其后，武宗大肆封授在京藏僧，法王即有八位：(1)著肖藏卜，正德四年(1509)八月封为法王。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觉法王；(2)那卜坚参，正德五年四月封为法王；(3)札巴藏播，正德五年四月封为法王，(4)乳奴领占，正德五年六月封为法王，(5)舍刺扎，正德五年六月封为法王。《护国寺僧众职名碑》、《明武宗实录》均称为大悟法王⑧，(6)领占班丹，封法王时间不明。《护国寺僧众职名碑》、《明武宗实录》均称为大庆法王⑨；(7)绰吉我些儿，封法王时间不明。《护国寺僧众职名碑》、《明武宗实录》均称为大德法王凹；(8)星吉班丹，封法王时间不明。《护国寺僧众职名碑》、《明武宗实录》均称为大善法王。

　　至于封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等名号者，也有不少。藏僧“出入禁御，京食大官”@，供养优厚。

　　第二，武宗亲自习学藏传佛教，建寺禁中，身着僧衣，与藏僧诵经演法，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武宗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孝宗死，武宗即令灌顶大国师那卜坚参等入宫“祓除、荐扬”，举办法事。正德二年(1507)三月以后，他“颇习番教”，开始钻研藏传佛教。到正德五年六月，他“佛经、梵语无不通晓”。

　　正德五年，武宗在西华门内豹房创立“护国禅寺”，与藏僧“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九年十月，刑部主事李中指责武宗“于西华门内豹房之地，建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

　　武宗的打扮及日常生活，据实录记载是：“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武宗迷恋的“实是藏传佛教中的秘密教”，所谓藏僧“以秘戏进”，“恣声伎为乐”，“以秘术得幸，出入宫禁”。宫女“有愿祝发为尼者”，武宗“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

　　武宗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藏文史料记载，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大宝法王却扎嘉措曾说，“于我后来之转生时，噶玛巴一派因教法之大义无所成就，将分两派”。武宗即位，正是却扎嘉措去世、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出生之年，黑帽系遂说，“天子正德皇帝与御身之化现同时，即尊者第八代之诞生，与天子之登狮子座同时。此天子遂冠黑帽云，‘朕乃噶玛巴也’”。武宗知悉黑帽系的神话，正德五年六月自封为“大庆法王”，并令有司铸金印，“兼给诰命”，“定为天字一号云”。

　　第三，不顾群臣反对，不惜时间、金钱，派人往西藏迎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藏僧等宣传说，弥觉多吉“能知三生”，引得武宗心动。正德十年(1515)十一月，武宗派太监刘允打着“往乌思藏赍送番供等物”旗号，“乘传往迎之”。武宗“以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供具，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巨万计，内府黄金为之一匮。敕[刘]允往迎，以十年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经略，带盐、茶之利，亦数十万计”。

　　武宗如此迎佛，遭致群臣强烈反对和持续不断的批评。从正德十年十一月，至十四年三月，上自大学士梁储、六部尚书毛纪、乔宇等，下至言官涂文华、叶相、周纶、周金、钱如京、丛兰、邢寰等，先后多次上疏谏阻，武宗或不报，或狡辩，全然不加理会，坚持迎取。

　　刘允到藏后，弥觉多吉表示，“于今我前去之兆象不吉”，希望稍后几年入朝。刘允强请，弥觉多吉遂藏匿不出。刘允等“欲胁以威”，“番人夜袭之，夺其宝货、器械以去，军职死者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半之。允乘良马疾走，仅免。复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讳言丧败事，空函驰奏乞归”。其时，武宗已死。

　　第四，为藏僧等建寺造塔，给赐田地、佃户等，满足藏僧违制要求。尽管正德年间国库早已入不敷出，财政危机日甚，但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仍大肆挥霍浪费。他为自己及藏僧修建佛寺多所，包括豹房护国寺、大护国保安寺、镇国寺(或与豹房护国寺为一寺)、大慈恩寺等。武宗还为死去藏僧营葬造塔。正德六年(1511)六月，大慈恩寺大悟法王舍刺扎死，武宗“命工部营葬”。七年三月，武宗“赐故西天佛子舍刺星吉祭葬”。八年十月，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武宗又“命工部造塔葬之”。一工科给事中“谓旧例无为国师营葬者”。工部“亦据之执奏”。武宗“不听，且令遂著为例”。十年五月，大护国保安寺右觉义班丹伦竹为其祖师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礼部“执奏无例”。武宗又“特许之，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

　　武宗对藏僧、寺还赐与玺书、金印以及佃户等。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赐玺书、金印，赏赉无算”。大护国保安寺原有佃户四户，“以供洒扫”。八年四月，武宗命再拨佃户二十户。藏僧出使藏区，常提多带侍从、辎重、财利等违制要求，武宗也多予满足。

　　第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纵容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明武宗“习 番教，欲广度习其教者”。正德五年(1510)十月，他“准给番僧度牒三万，汉僧、道士各五千”。当时，“所司度不可诤，因如数摹印。然竟贮于文华殿，而实未尝用也”。八年十一月，武宗再次下令“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但“番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于是武宗赐其度牒三千，“听自收度”。

　　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的历程和表现，嘉靖初年工科左给事中安磐有一个概括，“武宗初年，亦尝留心讲学矣。二、三年后，遂为左右瞽惑，即从事内典。内典既习，即从事番教。于是，锁南绰吉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谙，即从事取佛，于是太监刘允驰驱西域矣。十数年间，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咒，或结印，往往传播民间。番教无资于祈请，西佛未见其踪迹，靡费大官，腾谤道路”。明武宗如此崇奉藏传佛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难有匹敌者。

　　二

　　明武宗为何如此崇奉藏传佛教?我们结合藏传佛教教义及修持特点，以及明武宗个性、宫廷中藏传佛教信仰传统、正德年间朝政等，试作如下分析。

　　首先，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重视仪式巫术，“双修”的修行，是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的重要原因。

　　藏传佛教形成于10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的后弘期，有许多教派。尽管他们在传承与修持方法上有所差别，但“信仰的教义内容则是一致的，都属于佛教大乘空宗和密宗”。大乘空宗(显宗)的教义，大体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创教学说，与汉传佛教基本一致。藏传佛教尤重密宗，密宗是其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其教义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赅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本无差别。众生根据宗教导师(喇嘛)的秘密传授，通过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种种仪式，严格依法修行，身结印契(“身密”)，口诵真言(“语密”)，意观本尊(“意密”)，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受到佛陀“三密”加持，佛与众生三密相应，融和无间，此身即可成佛。明武宗封授、崇信藏僧，自封大庆法王等，都反映他对藏传佛教教义的接受，对即身成佛观念的信持。

　　藏传佛教“本身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通过“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方式，据说可以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对大众很有吸引力。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原因盖在于此。

　　其次，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还与其荒嬉的个性有很大关系。武宗朱厚照是明朝第一位嫡长子太子，从小甚得父皇孝宗宠爱。8岁时，才出阁讲学。他不喜学习，到登极时，讲学已经8年，而识字有限，“《论语》、《尚书》各未终卷”。厚照真正喜欢的，是游戏玩乐。他“颇好骑射”，孝宗“弗之禁也”。孝宗“有所游幸”，厚照“必从行”。孝宗临死前，嘱咐大学士刘健等说：“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

　　作为皇帝，武宗应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但是，他政治素质低下，高居九五至尊，却荒怠政事，把祖训、民瘼抛到脑后。大学士刘健等欲“厘诸弊政，凡孝宗所欲兴罢者，悉以遗诏行之”。而武宗沉迷“游戏”，“诏条率沮格不举”。他懒理朝政，“每月视朝，不过一、二”。或在群臣坚请下，日高数丈，才御殿上朝，数语即罢。经筵日讲等儒学和理政教育也多被传免，偶尔举行，武宗也是三心二意，“一暴十寒，得之方微，耗之已甚”，政治素质难以提高和改善。

　　武宗恣肆放纵，尽情嬉玩，在宫中“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与外人交易，狎昵媒亵”，“日游不足，夜以继之”。正德二年(1507)八月，他修建豹房，作为离宫、公廨，“朝夕处此，不复人大内”。京中游玩不满足，自正德十二年始，武宗又数次出京巡游，西达陕西榆林，北到宣大边镇，南至扬州、南京。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名号上玩花样。正德十二年九月，他给自己加上“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名号。后来，又加“太师镇国公”衔。崇奉藏传佛教，自号“大庆法王”，以藏传佛教领袖自居。

　　再次，宫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也对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产生一定影响。

　　明朝自太祖以来，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作为武宗父皇的孝宗，不仅自己崇奉藏传佛教，而且导引幼小的厚照也崇奉藏传佛教。孝宗封授、供养藏僧，招请藏僧入宫作法事，幼小的厚照无不耳闻目睹。

　　宫中设立番经厂，作为准藏传佛教寺院，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宫中英华殿、隆德殿、钦安殿，也是供奉藏传佛教佛像、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的场所。在京中各寺，诸帝包括孝宗也令藏僧频繁举办法事。厚照从小长在宫中，日亲月近，自然不会生疏。其一即位，就令藏僧入宫超度，也就毫不奇怪。

　　宫中的宦官，也大多崇信佛教@。他们对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也起着诱引作用。世宗即位后，即有官员上疏指斥说：“[宦官]焦宁、吴亮诱引先帝，崇信番僧，盖新寺于禁地，尊胡虏为法王，首倡取佛之名”。

　　最后，明武宗最为崇奉藏传佛教也与正德年间朝政日趋黑暗腐朽、大臣们对其崇奉藏传佛教的行为失去谏诤和约束有一定关系。

　　武宗政治素质低，荒嬉好色，朝政日趋黑暗腐朽。初即位，他就对顾命大臣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不以为意，“对他们的建言、力谏，不是‘不省’，就是‘不报’、‘不听’，要么就是‘疏仍不下’”，荒怠朝政，我行我素。后刘瑾专权，斥革正臣，“颛擅成福”。满朝群臣，多“坐保富贵，一听其所为”，直言者少。对武宗崇奉藏传佛教，虽有个别大臣谏诤，也得不到采纳。如，弘治十八年(1505)八月，给事中周玺请“屏逐法王、番僧，停止无益斋醮”。礼部覆奏，“请如玺言”。武宗“不听”。十一月，御史吴漳“请毁寺、观，汰僧、道”。明武宗“不允”。《明史》称，正德前期，无论是武宗封授藏僧，还是“建寺西华门内，用番僧住持”，还是荒唐至极的自封“大庆法王”，“廷臣莫敢言”。

　　刘瑾被诛后，武宗荒嬉更甚，朝政落入佞幸钱宁、江彬等人掌握之中。群臣对武宗荒嬉“虽然多次上疏力谏，但朱厚照根本不听，内阁无法阻止朱厚照为所欲为的行为。其时朝政之荒废，是明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武宗崇奉藏传佛教日甚，也曾引起一些大臣谏阻，但武宗仍多不听。群臣们对武宗崇奉藏传佛教既无可奈何，遂自觉地配合和逢迎。如，正德五年(1510)十月，武宗准备度藏汉僧、道四万人，所司“度不可诤，因如数摹印[度牒]”。

　　在明朝历史上，一般情况下，以阁臣为首的群臣经常可以谏诤等形式 ，约束和匡正皇帝的违制出格行为。但是，武宗荒嬉淫乐，刚愎顽固，群臣无可奈何，多缄默不言，遂使武宗在崇奉藏传佛教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三

　　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给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带来了很大影响。

　　首先，明武宗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使明朝政治日趋黑暗腐朽。但他以在京藏僧出使藏区，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正德时期，朝政日趋黑暗腐朽既是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它的一个必然结果。明代选官，主要有科举、荐举、学校等几个途径。在京藏僧的封授，皆由恩幸得官，与上述几途无涉，破坏了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武宗封授的藏僧，灌顶国师为二品，大国师为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的官品则更高。封建官吏的职责是辅君治民，协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在京藏僧主要服务于皇帝崇佛的个人需要，基本上“与乌斯藏本土关系不大”，“不具政治内容”，无补于国计民生。藏僧的升授，按制由礼部题奏，皇帝批准。但武宗往往直接派宦官传旨封授，破坏了朝廷的选官升授制度。大量封授藏僧，“幸门大开”，“滥污名器”，使封建政治日益黑暗腐朽。武宗日与藏僧等“狎昵”，荒怠理政，“上下否隔，朝政日非”。

　　当然，明武宗也曾派一些在京藏僧为使，到藏区传达朝廷政令等。如，正德二年(1507)八月，遣大慈恩寺都纲札巴也失充正使，大能仁寺都纲锁南短竹充副使，“赍诰敕、赏物往封灵藏赞善王端竹坚咎”。正德十三年七月，遣大护国保安寺番僧觉义领占、札巴等充正、副使，“率其徒二十七人入乌思藏国，封其酋为阐化王”。无疑，这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明武宗大量供养藏僧，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遣人迎取活佛，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进一步加剧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

　　正统以来，财政收入大减，支出剧增，“国用耗殚”。正德年间，财政危机加剧，“民穷财尽”，“商货屡贷，公帑告竭”。面对如此窘境，武宗频繁卖官鬻牒等，千方百计筹集钱粮。其实，鬻卖杂职官位、度牒等，国家所得甚少，损失更大，无异饮鸩止渴。如，“阴阳、医生、僧、道或仕宦子孙、良家子弟纳银六十两者，起送入选，免考[授官]”；度牒“多者价[银]十三两，少者八两”。

　　即使如此，武宗却仍挥霍崇佛。他在京师供养大批藏僧，“出入禁御，京食大官”。他不断举办藏传佛教法事，花费也不会少。为藏僧建寺造塔，也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如，正德八年(1513)四月，修大慈恩寺方丈，“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正德十年五月，大护国保安寺大善法王星吉班丹死，“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武宗崇奉藏传佛教最大的耗费，则是迎取大宝法王弥觉多吉，举内府金宝，动国库茶盐，劳四川驿作，调千余兵丁，历时六年，耗费人力、物力难以数计。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

　　第三，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

　　武宗崇奉藏传佛教，大量藏僧聚居京师等地，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客观上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其时，内地汉人不少也习藏传佛教，甚至“逃移军匠人等习学番语，私自祝发”，为藏僧行童。在家民众，也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给事中邢寰等奏：“陛下自近岁以来，多崇幻教，既建寺于禁中，又取佛于绝域，广启伪途，日滋民惑，故京师之烧香者鸣锣张旗，百数成群”。可见，藏传佛教在京师等地颇为盛行。另外，武宗为藏僧修建寺塔，藏僧聚居、安葬其中。正德前期，大隆善护国寺与大慈恩寺、大能仁寺为当时京城藏僧聚居三大寺，大隆善护国寺中有著肖藏卜、舍刺扎、领占班丹、绰吉我些儿、星吉班丹五位法王。正德后期，大护国保安寺显赫一时，聚居(或兼住)着领占班丹、绰吉我些儿、星吉班丹三位法王。这些，都是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传播的重要标志。

　　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对藏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明武宗派藏僧到藏区执行封授、施舍等任务，将中原地区的礼仪、物品、文化传播到藏区。在西藏的布达拉宫，至今保存着正德时的二幅刺绣唐卡，一题名《静息观音像》，一题名《普贤菩萨像》。二像下端皆刺绣“大明正德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大护国保安寺秉秘密教掌西方坛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发心绣施”。而成百上千的各教派藏僧走出闭塞的藏区，来到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居于京师，服务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的需要。他们不仅自己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许多人在回藏后也必然把汉地先进的文化、习俗介绍给藏区，加强了汉藏同胞的了解和文化交流。

　　第四，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的消极影响较大，成为反面典型和后世诸帝鉴戒，藏传佛教此后基本退出明朝宫廷。

　　明武宗最为崇奉藏传佛教，荒嬉滛乐，把朝政及宫廷搞得乌烟瘴气，将明代中期以来诸帝奉藏传佛教之弊发挥极致消极影响很大。继武宗而立的世宗原为兴王，对明初以来诸帝尤其是武宗崇佛之弊有较为清醒认识，为藩王时即崇奉道教，而与僧人、佛教瓜葛较少。即位后，世宗迅速革除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之弊，禁绝佛教。他斥责宦官刘允等诱引武宗取佛，说“此曹蛊惑引诱，欺君虐民，骚扰地方，亏损国课，罪诚深重”。他评论大善佛殿内藏传佛教佛像、佛骨，说：“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日邪秽，而不欲观；愚日奇异，必欲奉之。虽埋之，将来必有窃挖，以复惑民”，下令“便都著毁销”。可以说，世宗对武宗等崇奉藏传佛教之弊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所谓“忿髡辈之积蠹，焚慈恩，焚佛骨”。世宗“黜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其后，明朝各帝也不再有过度崇奉藏传佛教者，藏传佛教此后基本退出明朝宫廷。

　　(责任编辑：黄夏年)

　　出自: 《世界宗教研究 》 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