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石家庄的宗教建筑（下）

　　简论石家庄的宗教建筑（下）

　　潘正公：资料整理

　　四、元代多种宗教的发展与宗教建筑

　　蒙古伐金以后，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恩宠，使全真道重新得到发展，道教建筑进一步扩充。刚刚被蒙古军队占领的栾城、真定、赵州、井陉等地，就有道士到燕京求道于丘处机。如栾城县魏公在公元1227年，“谒长春先师(即丘处机)于燕，”回乡后，创建了葆真观，前面有三清殿、后殿供奉玉皇，五祖堂在左，七真堂在右，三门、方丈、斋厨、库廨，众有所居，宾有所馆，还有配套的井泉园圃，规模宏大。同时，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利用各种宗教维护统治。所以，佛、道、基督、伊斯兰等主要宗教在真定都得到发展，各种宗教建筑色彩纷呈。尤其是道教各种宗派，都得到发展。

　　公元1230年，真定路西元州元帅左监军韩侯智投书德兴府(今涿鹿县)乔松观悟真大师孙志觉到本州创建道观，而栾城县达鲁花赤(行政长官)王君尚也请求孙志觉重修并住持太极观。使这一带道教建筑迅速增加。井陉县小作也创建了玄真观。

　　元宪宗时太一教第四代传人萧辅道在赵州住持太清观，得到忽必烈及其母亲的赏识，“命史天泽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邸”，并被赐号“中和仁靖真人”。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扶持真定一带的道教。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遣练师王道归真定，筑道观，赐名玉华(宫)。”此后，对玉华宫多次增葺，使之成为真定一带最豪华的道教建筑。马可·波罗在公元1273年经过真定城的时候，写道：真定“居民多是偶像教徒”，就是说信佛信道的人很多。他还说：“城内尚有若干基督教徒，置有教堂一所。”。正是当时宗教多元化发展的真实写照。

　　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的。唐代传入我国。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真定是元代河北中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木速蛮(元代穆斯林的译音)很多，有些来自西域和大食国(今伊朗)的穆斯林定居真定，甚至成为地位很高的达官。比如大食国穆斯林沙克什(自称真定瞻思)，是真定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官至礼部尚书；还有畏兀(今维吾尔)人写云赤笃忽嶙，任真定路达鲁花赤，定居栾城。他的孙子哈珊“知本国文字，兼长骑射，”出任过真定路达鲁花赤。众多穆斯林居住在此地，当时已经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建筑。

　　五、明清时期的多元宗教建筑

　　明代，佛教和道教进一步民俗化，城乡寺院和道教观庵、庙宇大批崛起，儒释道三教合流，丰富了民间宗教的内涵，也促进了佛教、道教建筑的发展。寺院、道观、城隍庙、关帝庙、五道庙、龙王庙、玉皇庙、老母庙等等，遍布城乡。其中明代石家庄一带创建的道观就有井陉县清凉山白云观、贾庄的朝阳庵、鹿泉城东的白衣观、西里村药王观等。

　　清代康、雍、乾三朝都对佛教、道教采取“度牒制度”，限制佛教、道教泛滥，但允许对原有寺院和道观进行增葺。康熙、乾隆皇帝都多次亲临真定，敕修龙兴寺，并改额“隆兴寺”，使这座北宋以来的皇家寺院规模进一步扩大，地位进一步提高。同时，真定府各县除了对一些旧寺院、道教建筑进行修葺之外，也创建了一些新的佛教、道教建筑。比如获鹿县(今鹿泉市)金阙宫(十方院)就是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创建的。按照全真道的教规，十方道院是具有度牒权限的培养终身道士的高级道院。

　　道教是一种融汇中国传统宗教的多神宗教，敬奉的神仙，分为若干等级。最高级的神是居于三清天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俗称太上老君)，其次是玉皇大帝、扶桑大帝、玄武、青龙、白虎、朱雀、王母、九天玄女、郦山老母；在次是龙王、城隍、马神、火神、虫王等，还有历代著名的名君忠臣、良将烈女。比如黄帝、神农、伏羲、锺馗、张果、关羽、邳彤、孙思邈、张仲景等等，都成为道教尊崇的神仙。由于敬奉的神仙众多，所以道教的庙宇建筑也就很多。如石家庄一带祭祀邳彤的庙很多。相传东汉开国大将邳彤爱兵如子，能医治军卒的疾病，因此，也被奉为药王。正定城内、井陉县天长镇、微水镇、桥西区西里村等地，都建有邳将爷庙，微水镇称为“明灵王庙”。

　　道教建筑是在民间影响最大的一类建筑群。清代后期，由于不少农民起义军利用民间宗教形式组织民众，反抗清王朝的统治，所以道教和民间宗教受到限制和打击。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鼓励民众破除迷信，发展新型教育。于是，拆毁或改造佛教寺院、道教观宫，兴办新学堂，成为一种潮流。有句民谣说“中华民国改了良，拆了寺庙盖学堂。”在今市区西岗头村西保留着一通民国二十二年三月的《获鹿县西岗头保存公产碑记》，其中记载：“民国肇兴，破除迷信，于二十一年春党部至，将偶像打倒，勒令拆毁庙宇。于是乎破屋坏垣，不日而庙平矣。”经过这一时期的变革，佛教、道教的一些建筑被拆毁许多，经过“文革”“破四旧”运动，石家庄一带保留下来的道教建筑为数很少，只剩下获鹿县的十方院、桥西区振头的关帝庙及其木牌坊、微水镇的邳将爷庙、封龙山的修真观和清凉山的白云观遗址等极少数建筑。

　　明初，回族大将军常遇春率领北征大军经过真定府各地，一部分汉回族将士留驻真定卫。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浙江、山东、江苏等地，向河北中部移民。其中也有不少穆斯林移居真定一带。清真寺、礼拜堂开始创建。比如藁城九门就是穆斯林聚居的村镇，明代创建了两座清真寺。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在广义上是指信奉耶稣基督的各种教派的统称，包括公元1054年以后分化出天主教和东正教以及后来进一步分化的新教(也称耶稣教)。唐代基督教以“景教”之名传人中国。元代真定开始出现基督教建筑，明代逐步废毁。19世纪末，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内地，正定再度建立天主教堂(今隆兴寺左侧的教堂)。

　　六、20世纪的宗教建筑

　　20世纪初，随着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兴建，石家庄工商云集，人口迅速增长，穆斯林增多，外国人也逐步增多，清真寺、天主堂、基督教教堂等宗教建筑先后兴建。1907年，在大桥街八条胡同创建清真寺，1917年因洪水倒塌，1920年在清真寺街重建。1929年扩建。

　　1910年前后，随着石家庄基督教徒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基督教正定教区和天主教真定教区。1913年天主教正定教区在东焦村(今市政府西院西侧)创建市内第一座天主堂。1920年就连地处偏僻山区的井陉县也有了基督教徒54名，天主教徒673名，宗教建筑逐步增加。1921年，基督教在新华路创建教堂。1930年在石家庄村北大街创建新的天主堂。1937年，北大街天主堂称为北堂，东焦村的称为西堂。又在煤市街和西花园分别创建天主堂的南堂和东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石家庄市基督教和天主教爱国人士，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政治干预，先后创立了“石家庄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1956年改为“石家庄市天主教爱国会”)和“石家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1980年改为“石家庄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90年代以来，天主堂和基督教福音堂先后得到修缮，成为石家庄市内重要的宗教建筑。

　　宗教建筑，融汇了建筑艺术、宗教艺术、绘画艺术、装饰艺术和各民族的宗教思想、文化内涵，是各个历史阶段多种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种重要的文物资源。石家庄市的宗教历史源远流长，而且先后接纳了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使宗教建筑丰富多彩。尤其是历代保留下来的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和重要庙宇，是一笔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资料来源：

　　1、《石家庄建筑精览》·梁勇、张献中主编·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版次/2001年3月第1版·印次/2001年3月第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