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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

       

发布时间:2010年09月07日
来源:不详   作者:赵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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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

  赵立春

  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境内,分南响堂、北响堂、小响堂三处,共有石窟二十余座。其中北齐洞窟13座。响堂山石窟始凿于东魏末年,主要洞窟均完成于北齐。其造像和刻经风格具有承上(魏)启下(隋唐)的特点。近年,学人们对响堂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和石窟艺术,而对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研究却少问津,我们草拟此文,将这些石窟刻经及书法艺术予以介绍,意在抛砖引玉,期待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

  南响堂石窟位于峰峰新市区北一公里处,共有石窟七座,分上下两层,经多在第一、第二、第四窟内。

  第一窟位于石窟下层西端,为中心方柱塔庙窟,分前后室,前室塌陷,仅存左、右、后三壁。后室为主室,平面正方形,中心方柱,方柱三面开龛。后壁上部与洞窟后壁相连,下部形成低矮角道供礼佛时通行。后室的前壁正中为洞门,上部有二明窗,供洞内采光,左右壁上半部为圆拱尖楣列龛。右壁及前壁明窗以下便为刻经,保存较完整,隶书,寸字,字体较瘦劲。自右壁右端使,计115行,行45字左右,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四谛品第四未,《大方广佛华严经如来光明觉品第五》;前壁洞门左侧计46行,行60字许,为《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明难品第六》,前壁洞门左侧计42行,行55字,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品第七》。(图一)

  第二窟位于第一窟东侧,洞窟形式与第一窟相同。刻经在前壁洞门的左侧和后壁的通道内,前壁左侧10行,行14字,为《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后壁20行,行8字,多有磨泐,为《般若经》,隶书、径四、五寸许,结体浑朴,楷法作隶间参篆意。(图二)

  第四窟位于第二窟之上,为佛殿窟。方形平面平顶,三壁设坛,坛上雕像。刻经自右壁开始,环前壁至左壁:右壁41行,行15字;前壁37行,行15字;左壁35行,行15字,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第二十五》八分书,径二寸许。(图三)

  小响堂石窟位于峰峰矿区寺后坡村,距南响堂八公里许,有石窟四座。刻经在第二窟内,为《法华经》,多磨泐残损,书体难辨。

  北响堂石窟位于峰峰矿区和村镇东鼓山,距南响堂15公里。共有洞窟10座,其中4座为北齐窟,(即1、2、4、7窟)北响堂刻经主要集中在第二窟内。在石窟区下的山腰亦有摩崖刻经,为《法华经》,因风化甚重不可细辨。

  第二窟又名刻经洞,该窟为三壁三龛佛殿窟。分前后室,后室的前壁拱门两侧刻《无量义经德行品第一》,左壁刻16行,行21字,左侧18行,行21字,字径寸五分,正书。(图四)前室为窟廊,宽1.2米,内刻《维摩诘所说经》全本(图五)。自拱门右侧东壁开始,东壁50行,行百字;北壁35行,行百字;西壁43行,行百字;拱门左侧西面56行,行百字;南壁36行,行百字;东壁50行,行百字;其书法结体同南响堂《华严经》。该窟外拱门左右两侧通壁刻满经文,北侧亦为大面积的摩崖刻经,惜风雨剥蚀久甚,已无法辨认。根据现存于该窟的《唐邕写经碑》记载:“唐邕……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 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可知,这些残存刻经当为《胜 经》、《孛经》、《弥勒成佛经》。

  二

  南响堂的刻经年代,可以从石窟的开凿时间进行推断。南响堂石窟的开凿时间,现存于第二洞窟左右侧的《滏山石窟之碑》有详细记载:“齐国天统元年乙酉之岁(565年),斩此石山,兴建图庙,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翼帝出京,憩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弥爱之财,开此之窟至若灵像千躯”,碑文虽然没有提出刻经的具体时间,但从刻经的位置所在,可以肯定与石窟是同时代,应在天统元年左右(565年)。

  同样小响堂刻经,也可以根据该窟内武平五年的造像题记来证其上限。

  北响堂刻经时间,现存于第二窟外的《唐邕写经碑》有详细的记载。其碑在第二窟摩崖刻经的西壁依崖刻出,计20行,行46字,书法较汉隶以为近楷,然笔法钩磔,尚有忠良遗意。(图六)“晋昌郡开国公唐邕……暮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灭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化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 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起天统四年(568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572年)岁次壬辰五月十六日……山从水火,此方无坏”。这段碑文详细交代了刻经时间、写经人及写经意义,为我们研究北朝刻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关于唐邕,《北史》卷55传曰:“邕,字道和,太原晋阳人,善书计,性识明敏有才干。曾奉侍北齐诸帝,帝甚重之,文宣一日之中六度赐物;颇年出塞邕必陪从。天统初出为赵州刺史,还有仆射,又还尚书令,封晋昌王录尚书事,武平初坐断事阿曲为御史所劾除名,后又复出。”在史书中没有提到唐邕写经之事。但不难看出唐邕以善书能文而为人所重。他和南北朝时期的诸多书家一样,在书史上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从他的作品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积极贡献,成为一代书家,在我国的书史上应占有不可忽视的一页。

  三

  我国北朝时期的石窟刻经,多分布在河北和山东。响堂山石窟刻经是内容较为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分。其书体多为隶书,基本上体现了北齐以写经体隶书为主要书法体的特色。

  由于佛教的传入,使统治阶级竞相修寺开凿造像刻经以求公德,至北齐则开凿刻经之风愈盛。书法是佛教传播的工具,随佛教亦步亦趋,故刻经书体多为隶书并促成北齐一代书风。佛教始于西汉末东汉初传来,始翻译经文的书体是当时成熟的隶书,自然便由写经的形式而产生了刻经的形式,从而和佛像一样成为被人崇拜的经典。故唐邕:“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书法是具有两重性的,即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一种字体的早期阶段,其实用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后期其艺术性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早期的隶书,是以民间作为实用书体而出现的,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尤其是汉末以来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逐渐被社会承认以后,它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发生了变化。南北朝时期的隶书正是以艺术性为主要面目出现的。它的范围,多是在上层社会的一些文人的手中,他们既有传统的扎实功夫,又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他们很可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受新事物的影响,吸收新的东西,刻经书便是他们以汉隶的书法体势为基,兼以吸收南北两书派的楷书体势营养,而形成了具有北齐特色的隶书写经体。

  响堂山石窟刻经书法,最大的特点是以楷法写隶间以篆意,以笔方圆兼顾,无较大起伏。撇捺的重按之笔意含蕴籍,笔势稳健极少开张,其书貌瘦不显枯,肥不丰腴,显然是楷隶篆相融合的精神实质。

  汉末至唐,作为传统的隶书已经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楷书又没有形成多少法则,响堂山刻经在隶书吸收楷法上作了大胆且成功的尝试。它择前人隶书的笔画繁复、结体呆滞为突破口,解脱原有的拌羁,冲破凝固的法则,大胆地吸收其它字体的用笔和结体,并做适当取舍,即:吸取楷法的自然,丢弃它的茂密,在一些典型的笔法结体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隶书的一部分特征隐蔽起来,一部分特征则显露出来,体势上较大夸张笔画的含与露、敛与放的对比关系,造成势能的转化过程中的起伏感,形成楷隶结合奇正相依,自然舒朗的结体。如一些字几乎完全用楷书写法,无量义经的“品”、“自”、“危”等字,一些则较多地保持隶意。(图四)

  刻经吸收楷法,对后世楷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表现在结体的气质上,北朝楷书结体自然茂密,刻经取其自然方正,改茂密为疏朗,隋及初唐楷书正是以自然疏朗周正为结体特点的。由北朝楷书向隋朝转变,响堂山石窟刻经有明显的过度痕迹。再则,北碑楷书多取侧其之势,但刻经改其侧为平整,对隋唐楷书所形成的以平整为尚的结体取向自然亦不无影响。在气韵上北朝书俊拔多露锋有阳刚之气,刻经多以含为主柔中有刚。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类作品的出现,很难想象,奇敛放宕、富于野趣和力度的北碑能演进成初唐高雅端庄、精工多彩的楷书。

  响堂山石窟刻经的气韵和体势,看上去和山东四山摩崖石刻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极为相近。四山刻经及泰山《金刚经》,有纪年者为北齐武平元年至六年,早期书学界都疑为是唐邕所书,但经考证,已断为周僧安道壶所书无疑。但响堂山和山东四山作品出于异手,然而并不难窥出其气韵和体势的宗源关系同出一辙。只是四山作品较为开张俊逸,响堂作品较为工雅中和。四山作品古朴,响堂作品灵秀。四山作品多为圆笔,响堂山作品用笔则方圆兼备。唐邕和安道壶是同一时代人,且安道壶也曾入仕,后出家为僧,正如前文所述,他们都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具有扎实传统功夫、又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受当时美学思潮的影响,使他们的作品中透出一股超然洒脱的气韵,这或许是他们对中国艺术“得意忘像”的心得升华,表现对书法美的阐释则是“理隐而意深”。

  响堂山石窟刻经和其造像一样,刀法洗练清熟,给刻经锦上增彩,给人一种读之忘归、欲走不能的意境。

  四

  响堂山北齐刻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它与佛教史上著名的(北魏)太武、(北周)武帝时期的二次法难是有直接联系的。

  我们知道,早在元魏时期,由于太武帝偏信寇谦之之言,“大行其道,以致佛法毁灭”。{1}佛教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许多沙门被罢免,“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并“近诸长安沙门,焚烧经像”,使“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2}虽然太武毁法的时间不太长,但最终还是导致许多经像被毁的事实。经过这次教训,佛教徒担心经像再次被毁,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必然产生怎样长期保存经像的考虑,“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灭”,{3}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刻经于石上,“山从水火,此方无坏”。{4}因此,可以说太武帝的灭法为北齐刻经打下了思想基础。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下令灭佛。在灭佛之前,武帝曾多次召开规模盛大的辩论会,讨论儒释道三教之优劣先后,“天和三年秋七月,帝御太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亲讲《礼记》。”“天河四年(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太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义。”{5}“三月十五日,敕诏众僧、道士、名儒、百官两千余人于正殿,亲量三教优劣,众议纷纭,未决。”{6}其后,武帝又多次召集类似的辩论会,并多次流露出主儒废佛的意思。统治阶级上层如此巨大的举动,使经过一次法难的佛教徒很敏感地感觉到法难又要降临。就在周武帝还没有定出三教先后的同时,北齐境内的佛教徒早已闻风而动,短短几年,齐境刻经之风骤起,这就是北齐刻经流行的历史背景。山东泰山经石峪、邹县四山摩崖、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涉县娲皇宫以及响堂山石窟大面积刻经均为此时期留下的作品。

  响堂山石窟刻经,无论是在其书法艺术,还是在佛教方面,都为我们研究其历史、艺术及与诸学科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珍贵的实物资料。

  注解:

  {1}、{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出版。

  {3}、{4}《唐邕写经碑》,现存峰峰北响堂第二窟。

  {5}、{6}《北史》卷十《周本纪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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