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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各国舞蹈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06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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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对各国舞蹈的影响

  在印度,除了佛经里记述佛世时的歌舞盛况之外,佛灭之后,马鸣菩萨所编的佛剧《舍利弗之所说》、戒日王编的《龙王之喜》,乃至山琦遗迹的雕刻、阿姜达石窟的壁画等等,都在在显示佛教徒以歌舞戏剧弘法利生的热忱。

  中国舞蹈自佛教传来之后,从中吸收了许多精华。我们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中历代的壁画、雕刻,目睹“飞天”(佛教里飞行空中,以歌舞供佛的天人)千姿百态,飘逸优雅的身形,就可见其端倪。而翻开史书,佛教对中国舞蹈的影响更是让人目不暇给,像在《洛阳伽蓝记》里,记载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寺院在节庆时举行乐舞的盛况:“景明寺在八日节时,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此。”其中百戏指的是由舞蹈、幻术、武术等结合在一起的演出;景兴尼寺则“飞天伎乐,望之云表”;“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寥亮,诸妙入神”;“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唐代的佛寺除了继承南北朝时代民俗歌舞的活动之外,还举办“庙会”、“戏场”,将各种民间流行的节目均汇集于此,其中《四方菩萨蛮舞》是由唐懿宗为供养三宝而命宫廷伶官李可及创作,由数百名舞伎打扮成菩萨的法相,以优美的舞姿供养三宝,在当时广受大众喜爱。

  宋金时代,戏曲表演兴盛。所谓“戏曲”,虽说是熔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于一炉的艺术,但仍以歌舞表演故事为主干。在“戏曲”中包罗民间歌舞最多的要属“目连戏”,北宋时,汴梁演出《目连救母》杂剧,要演上七天七夜,明人郑之珍整理改编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里,仍然插入许多佛教舞蹈,像《千手观音舞》、《鱼篮观音舞》等等。

  元朝时代,帝王崇信佛教,《十六天魔舞》是宫廷里用来赞佛的乐舞,故事是叙述十六位天魔以菩萨的容貌出现,迷惑世人,后来被佛陀降伏。十六个舞伎装扮成菩萨的样子,头戴佛冠,身着天衣,颈佩璎珞,足踏云鞋,一手持法器,一手打手印,双臂翻舞,变化多端,据说看了《十六天魔舞》的人,内心都会受到强大的震撼。此外,元代宫廷里还有队舞,其中有一种“说法队”,表演者有的扮成佛教僧侣,有的扮成佛菩萨,有的扮成八大金刚,佛教气息相当浓厚。

  中国民族歌舞也与佛教有关,像西汉末年的《天竺乐》(在中国,“乐”包含音乐、舞蹈双重意义),是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龟兹乐》,则是前秦苻坚派遣吕光等人打败龟兹,将鸠摩罗什迎回时传入;后来《龟兹乐》与中国古乐融和,发展出《西凉乐》,其中的舞曲有于阗佛舞;隋、唐时期,佛教僧侣西行求法者众,增进了西域及中国之间的来往,西域许多舞蹈等踵继传来中国,像《五方狮子舞》,是缘于《佛说太子瑞应经》中的典故所作,直到现代仍经常在庆典中表演,视为避邪呈祥的象征;而《柘枝舞》到了宋朝还风行不衰,其中一种叫做“屈柘枝”,是由两名女童表演,在出场前,两女藏在莲花里,待莲花全部开放时,即露出舞者纤细的身姿,然后相对而舞,风格雅妙;来自康居国的《胡旋舞》,乐曲明快,身姿矫健,舞步轻盈;唐德宗贞元年间传来的《骠国乐》,舞姿雄健,多演佛教的词曲。这些从西域传来的歌舞,在中原地区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有一种《钵头舞》,又称《拨头》或《拔头》,是从南天竺拔豆国传来的一种面具舞,据说可能是中国平剧的初步形式,最起码有两出中国剧——《兰陵王》和《踏摇娘》完全是摹仿此一印度舞

  剧。

  此外,初唐时期,李世民破刘武周之后,军中以“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见《旧唐书.音乐志》)所作的《秦王破阵》乐曲,其威势“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同上书)。后来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他为了表示功成作业,不忘根本,特地将这支乐舞带进宫廷,并且亲自设计一个象征战阵的《破阵舞图》,命深谙音律的吕才“以图教乐工一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见《新唐书.礼乐志》),又令魏征等一班文臣“更制歌辞”(同上书),配入乐舞,于是“秦王破阵”成为长安宫廷中的一部大型乐舞,据说观赏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悚”(见《旧唐书.音乐志》),后来东传日本,风行一时;而由擅于歌舞的唐明皇创作的“霓裳羽衣舞”,将优美婉转的婆罗门舞曲、快速胜转的西域舞曲、娇媚柔和的汉族舞蹈熔于一炉,堪称为中国舞蹈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西藏的喇嘛教融和当地风习,有专门用于祭典的舞蹈,俗称“跳鬼”,也用于祈病延寿的仪式,舞者至少有一人,最多可达十六或二十人,他们头戴金刚、天王及各种鬼、兽等面具,有的手摇铃、杵等法器,气氛热烈而神秘,其种类有供养舞、地镇舞(奠基仪式之舞)、拂恶鬼舞等,相传起源于九世纪顷,西藏恶王朗达磨(西元八三六——八四一年)欲灭绝佛教,而大肆毁寺杀僧,时有喇嘛吉祥金刚佯装以妙舞献王,于且舞且行时,渐渐逼近,将之射杀。后世藏胞多作此舞,后来成为喇嘛教的法会仪式,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吉祥金刚大无畏的慈悲精神,一方面是在提醒信众去邪显正是趣向佛道的要途。后来此舞传到蒙古,称为“查玛”或“打鬼舞”,在每年正月期间举行,大家视为保佑平安的象征。

  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山后的龙王塘表演的“囊玛”,开始时流行于西藏的上流社会,据说原来没有舞蹈,只是唱咏达赖喇嘛六世的诗偈,直到达赖喇嘛八世由内地回西藏时,才加进歌舞;达赖喇嘛九世之后,一度萧歇:达赖喇嘛十二世时,由于部份藏胞的提倡,“囊玛”又开始在拉萨举行,爱好者每天晚间集合起来,绕着八角街转一圈,最后到大昭寺前围成圈子歌舞。十四世纪时,噶举派僧人汤东结布为筹措架桥资金而应邀百纳家七姐妹组织“宾顿雪巴”歌舞团,是为西藏戏剧的祖师,流传至今,舞蹈在藏剧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其剧本像“诺桑王子”、“云乘王子”、“赤美滚登”、“敬巴钦布”、“索白旺曲”等,都取材于佛经故事,而“文成公主”则显示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韩国佛教在李朝时代(西元一三九二——一八九七年),梵呗相当盛行,佛教舞蹈“僧舞”也随之大为流行。据考,僧舞的起源甚早,至少在高丽时代(西元九三六——一三九一年)即存在。李朝时代最值得瞩目的佛教舞蹈,是世祖时的《莲华台舞》,举行该舞时,先在舞台上布置香山、池塘等,复于周围绘上彩花图样,悬挂灯笼,东西两边安置两对莲花,舞者在其中翩然起舞,其间并吟唱南无阿弥陀佛或观音赞等。此外李朝时代,佛教界更大力推广《施风舞》,然而到一九一○年日本侵占韩国之后,发布的朝鲜总督府寺刹令中,禁止僧侣梵呗、舞蹈等活动。

  在日本,经印度、西域、中国、韩国传入的舞蹈,常被作为佛教仪式、供养、布教的用具,而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佛教舞蹈。例如:伎乐乃推古朝从百济传入的无言假面乐舞,圣德太子以之为佛教乐舞加以奖励。舞乐是传自中国的雅乐,改作于平安时代。圣武朝,印度婆罗门僧菩提仙那与林邑僧佛哲至日本,传授源于印度的“林邑八乐”,即“菩萨”、“迦陵频”、“陵王”、“安摩与二舞”、“倍胪”、“拔头”、“胡饮酒”、“万秋乐”等,内容皆取材自佛教。此外,“猿乐”(散乐)是源自印度、西域的舞乐,于奈良时代由中国传入。平安时代则有“咒师艺”、“田乐”等,那时佛教行事逐渐艺能化,乃至成为专门的演艺活动。“咒师艺”包括“龙天手”、“毘沙门手”、“鬼手”等。又“咒师艺”、“今样”、“白拍子”等,皆衍生于“猿乐”,久之相互融和产生“能剧”。“能剧”后来与滑稽剧的“狂言”合并,以种种方式探究时间和空间,舞者身着华丽服装,头戴面具,手挥扇子、衣袖,轻缓的舞步突然在空旷的舞台上踏足,一切人物都被抽象地化为简单的象征符号,对于“空”、“寂”的巧妙运用及严肃、笑闹剧情的交替,增加了戏剧效果及思考空间,成为

  日本独特的舞台艺术。此外,佛教僧侣为教化民众而发展出特殊的布教舞蹈,即一面念佛,一面咏唱和赞,复敲钟击鼓,舞之蹈之,这类布教舞蹈统称为念佛踊、念佛跃、踊念佛、踊跃念佛、欢喜念佛。如天台宗的空也所创的空也念佛(又称叩钵念佛)、时宗开祖一遍(西元一二三九——一二八九年)的踊念佛、唱咏《法华经》的大日踊、盂兰盆会的盆踊等,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而设计,后来与日本乡土艺术结合,成为今日日本文化极为特殊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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