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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造像范围、内容认识历程

       

发布时间:2010年01月09日
来源:不详   作者:陈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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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足石刻造像范围、内容认识历程

  陈明光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内容提要:大足石刻,涵盖公布为文保单位的石窟75处,造像5万余尊。大足由因惨遭元、明两季兵燹,致使其史失其载,历元明清三朝不为国人注目。新中国来,历20世纪50、80年代两次文物普查,方对其有了基本了解。本文首次考述历代对石刻造像建设认识的进程。

  关键词:大足石刻;造像范围、内容;认识历程。

  大足石刻,位重庆市西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艺术的总称。

  大足,古今是成渝线上的便道通邑,晚唐至宋末400年间(855—1279)是昌州治县。其时,北方石窟建设走向衰落,大足石刻造像却方兴未艾,至南宋建成一座以两宋造像为标志、誉为石窟艺术最后一座丰碑的大足石刻造像群。1999年12月1日,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行列而名著《世界遗产名录》。

  石窟,原本是古印度佛教,就山崖凿洞而成的寺庙建筑,全称石窟寺。在洞内雕塑佛像、佛教故事,称之为石窟艺术。我国北方石窟建设,如敦煌、云冈、龙门等等石窟,则多借鉴古印度洞窟造像的表现形式。南方石窟艺术建设,则多因地治宜摩崖造像,且有道教和儒释道“三教”造像区,仍泛称石窟艺术。大足石刻则属于这类表现形式的石窟艺术。国家在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在“石窟寺”类别下,对这类表现形式的石窟艺术,则多以“摩崖造像”命名,大足北山、宝顶山则是。但也称石窟的,云南“石钟山石窟”即是。大足石刻名下的各处造像,大都以“摩崖造像”为名。然在学术讨论活动中,称石刻、石窟、摩崖造像都有。笔者常采用的是“石窟”称谓。

  一、 大足石刻造像范围认识历程

  大足石刻,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多达75处,像约5万余尊,分布县属32个乡镇的28个乡镇境内。这么多造像,本来一时就难以尽悉,更由于元、明两度惨遭兵燹,社会历史的变迁,致使其史失其载,20世纪40年代前,还不为国人注目。佛教文献,1980年4月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教》一书,在论及宋代石刻时,方见轻轻地提了一下:大足“宝顶摩崖各像都极生动”一语。故古今对大足石刻造像的范围、内容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1.文献见载大足石刻状况

  大足石刻,始于唐永徽元年(650),然至晚唐景福(892)、刺史韦君靖开凿北山石窟方渐大兴,历五代至两宋达到鼎盛,余波荡及明清。但唐、宋文献几乎无载。

  《唐书》、《宋史》,无大足石刻只言片语。《五代史》亦然。

  宋籍,唯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在“昌州景物、碑目”下,记涉大足石刻三处:一曰:“宝峰(顶)山,在大足县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二曰:“南山,在县南五里,有龙洞醮坛,旱祷辄应”;三曰:“画维摩石碑。绍兴间,北山刻云:郡之惠因寺,藏殿壁阴,有水墨画,文殊诣维摩问疾图一堵……恐浸漶灭,故刻石于此”。另载北山唐《韦君靖碑》、宋《古文孝经》碑等几通唐宋碑目,和“韦君靖刺昌,筑永昌寨,什伍其民,有可称者像在北山……唐僖宗和间也”,一语。[1] 但不提韦君靖开凿北山石窟事由。

  《元史》、《明史》,于大足石刻无载。宋末,大足元季兵燹一劫,元代废州县入合州。元末,[夏]明玉珍复置大足,隶合州。明初,朱明一统巴蜀,改隶重庆府。

  元籍,于大足石刻无考。仅在明嘉靖《四川总志•寺庙》目下拾得一语:“玄妙观,大足县东,元至元间建,本朝洪武中重修”。

  明籍,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大足县》下载曰:“《志》云:‘宝顶寺,唐柳本曾(尊)学吴道子笔意,环崖数里,凿浮屠像,奇谲幽怪,古今所未有也。’又云:‘北岩,在治北三里,唐韦君靖建寨其上,曰永昌。有石刻,沿岩皆浮图像”。另据“舆地碑目”收载北山几通唐宋碑目。文献首见录唐《韦君靖碑》第13至44行碑文,但多讹脱。[2] 明代县志早佚,度曹氏据“志云”载述北山、宝顶造像各不过100字,可以想见,明代县志对石刻造像,恐也略而不详。

  《清史稿》,亦无大足石刻踪迹可寻。大足,由于明末清初兵燹一劫,民多逃散,清康熙年间,“平地宜林”举目可见。致使在雍正之前,由荣昌知县摄大足县事。

  2.清代方志记述大足石刻情况

  康熙、雍正辑成的《图书集成》、《四川通志》,无大足职方典遂。嘉庆《四川通志》始立大足县目,在“山川,寺观”目下涉及石刻造像:一是照录《蜀中名胜记》;二是略述乾隆《大足县志》内容,并把北山唐、宋碑目载入荣昌。

  大足,遗存清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四部县志。《乾隆志》云:清初“文无存,献无考”。[3] 康熙二十一年(1682),知荣昌摄大足县事史彰,二十五年方“稍次旧闻汇为一帙”。[4] 乾隆知县李德修志见之曰:乃“存什一于千百也”。[5] 嘉庆知县张澍,称彰汇“旧闻”为“史志”,但其时已佚,“史志”记述石刻情况,张氏亦未眼见。但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史彰撰《重开宝顶碑记》载述宝顶山石刻情况并题匾“维摩道场”看,[6] 对宝顶造像当有记述,但详不过“碑记”。

  《乾隆志》卷一,刊版刻《宝鼎(顶)图》、《玉皇观图》(南山)和《北塔图》。但记述石刻造像,在卷二“古迹”目下仅宝顶一处:“古佛岩,在宝顶,合面石壁,高数丈,约里许,画刻诸佛像、器物于石壁悬崖间,备极精工。俗传是鲁班手迹,不知创自何代?唐大中年间,柳本尊出而重修,宋赵本尊盖以厦廊,有上朝峨嵋,下朝宝顶之谚……颇为寺中名景”;在卷三“寺观”目下云:“宝鼎寺,在治东三十里,维摩祖师道场。石壁俱镌佛像,经楼尤存贮藏经。荒蔽四十年,康熙二十五年,兼摄荣昌令史彰,招僧修葺”;在卷九“仙释”目下云:“唐维摩祖师”柳本尊和“宋仙释赵本尊”事略,但共计不过200字。另,录列了惠因寺、白塔寺、妙高寺、玉皇观等67处寺观名,但不言石刻造像。李德亲见过“史志”,《乾隆志》仅记宝顶造像一处,可见“史志”不会有更多的记载。

  《嘉庆、道光、光绪志》,同在卷一刊《乾隆志》版刻三幅图,同在“山川”目列北山、南山、宝顶山、石门山、石篆山、妙高山和白塔山名,序列、内容、文句大同。特别是《嘉庆、道光志》,记述石刻造像几乎无一字异,像似一版之刻。[7] 同治知县王德嘉续修《光绪志》(光绪元年版),在“山川”中多记朝阳洞一处:“朝阳洞,在县南七十里,大江沱,洞深三层,内镌佛像以百计。上露一穴,烛见天光”。

  《嘉庆、道光、光绪志》列举的“七山”皆有石刻造像,但涉笔造像的仅4处。如《嘉庆、道光志》在“山川”目下云:“北山,在县北三里,直列如长几,山尾盘绕,而西连龙岗山。崖岩悉镌佛像,千仪万态,巧妙寡俦。唐乾宁时,昌州剌史韦君靖,于此山建城,置永昌寨”;“石门山,在县东四十五里,崖岩凿佛,幽邃奇诡,别有洞天。邑令王松,于石屋壁搜得酆(邓)柽诗碑,又宋淳熙、绍圣间诸石刻”;“石篆山,即佛会寺也,在县西五十里……宋元祐间,严逊镵岩刻像,凡十有四龛。明洪武间,僧朗然增修之诸佛,嵌空玲珑万状,至五十有三龛。今丙申(道光十六年,1836)搜得张璧重修佛会禅院记,旧志无”;“宝顶山,在县东三十里,有宝顶寺故名。山崖凿佛以亿万计,精巧奇诡,唐宋时工也,今人不能髣髴万一矣。俗呼为古佛湾,有足迹池、灵湫泉、圆觉洞、万岁楼、毗卢庵、孔雀明王洞诸胜”。其他“三山”只点缀了些碑刻或景物。如云:“妙高山,在县西南五十里,有妙高寺故名。邑令王松搜得宋郎官冯楫碑、东坡罗汉颂石刻,又明……雷孔文建玉皇阁记”;“白塔山,在县北三里……山顶建白塔故名”。又在“古迹”中记宝顶“古佛岩”,在“仙释”中记柳本尊、赵智凤事略,内容与《乾隆志》大同。

  另,在“寺观”中,序列164处寺观名及其所在方位。其中11处有石刻造像,但涉笔造像仅3处:一曰:“白塔寺,在城北三里,张澍登其巅,于六级浮图内搜得绍兴壬申,泸南安抚使冯大学,于昌州多宝塔内安舍利、施钱造修记。知白塔即昔之多宝塔也”;二曰:“玉皇观,在城南三里,踞南山之巅,上有老君阁,下列十二弟子石像,均摧折,张澍修补(民国时阁坍、像毁。解放初拾得木雕玉皇像一身,今尚存博物馆文物库房)。下有三清古洞,凿开岩石镌佛(道教)像。搜得宋人石刻数种”;三曰:“圣寿寺,即宝顶寺也……”。内容与《乾隆志》大同。

  度《嘉庆、道光、光绪志》,之所能较《乾隆志》多记几处造像,是赖《嘉庆志》纂修、知县张澍,他在任半年登临北山、南山、宝顶山寻幽访古,撰著游记和碑铭考识10余篇;又赖《道光志》编辑李型廉、采访李型典,分别撰有游石门、妙高、石篆山记,才有此一得。张、李二氏,像未足涉石门山附近的陈家岩、县西中敖镇的舒成岩,故两处南宋佛、道造像,“三志”皆失收录。

  综观清代五部县志,一共只识得七八处造像,且略而不详。加之散记在山川、古迹、寺观各处,未形成一个整体理念,不引人注目,故至20世纪40年代前,还不见有因之书而前来访求者。其间,道光刘喜海来搜录过北山、南山、宝顶和石篆山几通唐宋碑刻,刊行《金石苑》,但不涉石刻造像。1914年,法国色迦兰入川考察石窟,也足未涉大足石刻。

  3.《民国志》笔涉石刻范围

  《民国志》,全你“民国重修大足县志”,邑贤陈习删主纂。先生酷爱家乡石窟艺术,注重石刻记述,在“清志”的基础上,增收了陈家岩(一名皮家岩)一处,但没收《光绪县志》收载的朝阳洞,仍失收中敖舒成岩道教造像。《民国志》虽然增加处数无几,但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在卷一“山脉附古迹”目下,集中序列托出宝顶、北山等各处造像,较“清志”分散记述引人注目;二是对各处造像记载其方位,概述其规模、内容。对北山、宝顶造像,还略述真规模、特色,录了部分唐宋造像记和富有地方密教特色的柳本尊“十炼”造像及其题记,以及《六耗图》等的经偈颂文,从而托出了石窟的价值和特色;三是著录了相当数量的唐宋明清碑碣、题刻、诗文和游记,从而烘托出石窟的内涵,给人以立体形象感;四是突出北山、宝顶两座大型石窟,记述文字分别多达1.8、1.7万字以上,给人以大宗石窟造像感。于是,1944年冬,《民国志》付梓重庆北泉中国学典馆印刷厂,引起馆长杨家骆注目。1945年4月,杨家骆组“大足石刻考察团”赴县考察论证,首以“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正告国人。从而为史失其载的大足石刻名世,奠基铺路。《民国志》首为大足石刻呐喊,功不可磨。

  “大足石刻”名称,亦沿考察团名字而因之。当时,考察团虽然仍仅据《民国志》得识的各处造像,但对北山、宝顶山石窟,进行了登记、拍照、编号、论证等科学考察,开大足石刻科学考察之先河。部份成员查看了南山道教造像,于归程日途中顺道看了石门山造像,其余“皆有待重临其地以求补证”。不意是年抗战胜利,专家们在举国欢庆声中各还其所,原拟深究的10余课题不果而终。故大足石刻造像的范围与内容,迨至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间,历经两三次文物普查,方基本盘点家底,划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4.新中国保护、查考大足石刻成效

  大足石刻是凝固的大足历史。它除固有的审美、艺术和宗教等价值外,还蕴涵着丰富的文明信息。通过它所承载的历史文明信息,去反映、去观察石刻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环境状态,进而认识大足(乃至更大范围)社会历史的真实及其沧桑变迁,是一般文献所不敌的。故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政府就十分珍视这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1951年12月,西南文教部专家张圣奘专程赴县考察。1952年6月,文教部即拔款培修北山、宝顶山等各处石窟。此后,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培修不断。

  1952年11月12日,大足县人民政府即以“府教社字第293号”文件《通知》:成立大足县石刻保管所(1953年更名文物保管所)专门保护机构。1953年1月15日,又以“府教社字第14号”文件《通知》:转发政务院保护文物古迹的指示给各区乡政府。同时,对当时著名的北山(含多宝塔)、宝顶山、南山、舒成岩、石篆山(含千佛岩)、石门山(含陈家岩)、佛安桥、七拱桥、玉滩、妙高山等石窟,又分别以“府教社字第16、17、18号”文件,向石窟所在地的区公所发出《通知》:在这些石刻周围,“土改”中要划留出文物保护范围地面,“以备培修”。

  大足石刻造像范围、内容的查考,遵照上级统一布置,1953年即开始进行。5月27日,四川省文管会派出第一调查组一行三人(男潘中玲、女刘真廉、林坤雪),与大足文管所蒋美华、邓之金、 邓云丛组成“大足县文物调查小组”。于6月1日开始,历时33天,步行调查了分布于七个区境内的北山、南山、宝顶山、舒成岩、石门山、石篆山、千佛岩、妙高山、七拱桥、玉滩和朝阳洞石窟,并逐龛、逐窟地进行了登记、编号,其龛窟编号沿用至今。记录汇编计9万余字(复写本),此为大足石刻史上首次进行的建档工作。此外,还调查了宝林寺、潮音寺等寺院和城西、双河3处宋墓,并作记录,留下了今人难得的资料。

  1954年7月17日,县政府又以“(54)文社字第103号”文件《通知》:各区乡政府,注意保护文物古迹,保管古旧图书。大足文管所随即赴各区乡调查、收集文物和古旧书刊。时至12月结束,查得石刻造像40余处(加上原有的共50余处),寺观115座,宋墓12处、岩墓7处,古寨7处,塔幢4座;收得瓷、铜、玉器和碑刻拓片、古瓦等290余件,古旧图书8000余册。[8] 此乃大足第一次文物普查。当时查得的石刻造像,由于文管所仅两三人,未作详细登记。之后父由于种种原因,未进行调查登记,更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故至1984年再次进行文物普查前,大足石刻名下的文物保护单位,仍仅1953年1月县政府明文保护的13处(含多宝塔)。[9]

  1955年,陈习删先生撰著《大足石刻志略》,仅收录10处。[10] 时恐先生年高,未去县西南查看佛安桥、七拱桥和玉滩造像之故。

  上述13处石窟:1956年,四川省政府公布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和多宝塔为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国务院公布北山、宝顶山石窟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四川省政府又公布石门山石窟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0年春,在党的十一局三中全会光辉的照耀下,大足石刻涉外开放,大足文物事业蓬勃发展。

  1984年8月,经省编委批准,新建“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1990年6月,经重庆市编委同意,更名“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提为县级事业单位)。同年10月,遵照上级统一布置,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至次年9月结束,查得石刻造像、报经县政府核定,于1986年1月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25处。1987年5月,按照上级指示,县政府成立“文物普查办公室”,再次进行全县范围的文物普查,历时6个月结束,查得石刻造像、报经县政府核定,于1988年9月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36处。1996年,县政府又公布新发现的佛尔岩、杨施庙为文物保护单位。至时,大足石刻名下,计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5处(含3处明清寺院圆雕)。1992年,重庆市政府公布尖山子、妙高山、舒成岩、千佛岩石窟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四川省政府公布妙高山、舒成岩石窟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国务院在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又将石门山和石篆山、南山石窟、多宝塔,分别归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宝顶山和北山石窟范围。

  新中国至2000年的50年间,历经两次文物普查,对保存在大足地面上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石窟艺术的家底,可以说基本清楚。然而大足历经千百年沧桑变迁,不免有小型龛洞或寺院遗址埋藏地下,一时还难以尽悉。但保存在地上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石窟,恐不会再有了。

  二、大足石刻造像年代、内容认识

  大足石刻造像年代、内容的认识,有文可征者始于“大足石刻考察团”,对北山、宝顶山石窟的查考,并判宝顶山石窟为“南宋赵智凤一手经营之密宗道场”。在此之前,宝顶山明、清碑刻有开创于初唐之说。不过还谈不上是科学考察的论断。嘉庆知县张澍,是注目大足石刻的第一位学者。但他注重金石考古,而对石窟造像仅作游记、未予深究。《民国县志》涉笔的诸处石窟亦然。

  新中国建立,1984年文物普查前,公布保护的12处石窟和多宝塔,历经1953年调查、登记、编号,1955年陈习删撰著《大足石刻志略》,1962年北大教授阎文儒一行六人考察,1984年编撰出版《大足石刻内容总录》,[11] 对各处开创年代、造像题材、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对后来两次普查新得的63处造像,就不尽然了。

  1993—1999年间,为编撰出版《大石刻铭文录》,笔者领同几位同志搜集28个乡镇境内75处石窟和两座古塔的铭文,总纂时对各处造像的年代、内容、石窟名称等问题,又进行了查考、判定,较前认识又准确些。现将各处石窟的开凿年代、造像题材、内容略述如下:

  石窟开凿年代:唐代3处,宋代33处,明代27处(圆雕2处),清代12处(圆雕1处)。据纪年造像镌记,始见于初唐永徽元年(650)、尖山子第7号弥勒说法图,终于民国12年(1923)、雷公嘴“新修坤母圣像”镌记。其间历时1273年。

  造像题材、内容:唐宋石窟36处,其中佛教造像20处(唐代3处),道教造像4处,儒释道“三教”造像5处,佛、道造像7处(详后《大足石刻唐宋造像一览表》);明清造像39处,除明永乐年间凿造的千佛岩、七佛岩、大石佛寺是较大的佛教造像窟外,其余大都是三、五龛、多不过10余龛的小型石窟,造像题材庞杂,难以截然划分。

  从石窟建造年代与造像题材、数量结合看:初中唐佛教造像两处(尖山子、圣水寺),但像各不过100尊;晚唐(北山)至南宋造像虽然只有34处,但几乎包括所有的大中型石窟,造像数量占大足石刻总数的80%左右,典型的道教、“三教”造像区都成于其间。于是不难看出,晚唐至南宋是大足石刻造像的黄金时代。

  以上对75处造像年代、内容的判识,除个别处明、清造像的年代尚待确认外,其他如无新的重大发现,恐不会大误。

  石窟遗存的各种铭文,是大足石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为抢救保存这份漶蚀殆尽、又不可再得的文物资料,已搜集编纂集成《大足石刻铭文录》出版存世(重庆出版社,1999年)。铭文内容,概略有四大类:宝顶山造像龛刻经偈颂文;石窟纪年造像镌记、石刻匠师题名;石窟培修、装绚碑记;历代碑碣、题刻、诗文等。共搜得铭文1009件(一事一件),计104410字。其中,宝顶山刻经偈颂文368件,计20480字;造像镌记、匠师题名286件,计14815字(唐、五代39件,宋代175件,明清和民国72件);历代碑刻、诗文180件,计45757字(唐宋46件、明清116件,民国18件);附录寺院遗址出土圆雕纪年造像镌记16件(北宋)、宋代墓志铭4件,计3044字。

  各种铭文,特别值得注重的是宝顶山造像龛刻经偈颂文,刻写的经文多与藏经异,当是历代藏经未收载的、又一藏外佛教石刻文献。尤其是柳本尊行化图刻 “十炼”题记、南宋绍兴释祖觉撰《唐柳本尊传》碑,碑记本尊于晚唐自创教派,苦行行化,“十炼”成佛。石窟中巨幅图文并重展示:在开元三大士传承的密教走向衰落之后,四川柳本尊教异军突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弘化于两川。到南宋,大足赵智凤又承持“柳教”,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创建宝顶石窟道场,以像扬教,将“柳教”发场光大。宝顶山石窟中,柳、赵二本尊像多居主尊位,并作大日如来装束,这在佛教史上是个重大突破。柳、赵二本尊成佛,为中国密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为佛教考古学提出了新课题。

  石窟遗存的各类铭文,是大足石刻千百年间兴衰和遭遇的历史记载。历时五六年搜集、整理、编纂、出版的《大足石刻铭文录》,是大足石刻研究史上空前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它不仅是研究大足石刻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亦是一项可填补中国石窟晚唐至宋末时期学术资料空白的科研成果,从而大大丰富了大足石刻的内涵,其价值远远超过大足石刻本身。

  拙文,谬不可免,方家教正。

  2000年8月13日,于馆“三山”办稿。

附:大足石刻唐宋造像一览表

石窟名称 题 材 开 凿 年 代 所在乡镇 级 别
尖山子 佛 教 唐永徽元年(650年) 宝山乡 市 级
圣水寺 佛 教 唐大历十一至光启元年间(776—885年) 高升镇 县 级
北 山 佛 教 唐景福元年(892年) 龙岗镇 国家级
宝顶山 密教道场 南宋(淳熙—淳祐年间,1174—1252) 宝顶镇 国家级
三教寺 佛 教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 宝兴镇 县 级
张家庙 佛 教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 龙石镇 县 级
兴隆庵 佛 教 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 三驱镇 县 级
玉 滩 佛 教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 珠溪镇 县 级
七拱桥 佛 教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 珠溪镇 县 级
灵岩寺 佛 教 南宋宁宗年间(1195—1224年) 宝兴镇 县 级
板昌沟 佛 教 南宋 中敖镇 县 级
普圣庙 佛 教 南宋 中敖镇 县 级
保家村 佛 教 南宋 龙石镇 县 级
潮水寺 佛 教 南宋 天山乡 县 级
普和寺 佛 教 南宋 邮亭镇 县 级
佛耳岩 佛 教 南宋 元通乡 县 级
陈家岩 佛 教 南宋 金山镇 县 级
菩萨岩 佛 教 南宋 高升镇 县 级
兴福寺 佛 教 南宋 铁山镇 县 级
青山院 佛 教 南宋 龙石镇 县 级
南 山 道 教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 龙岗镇 国家级
舒成岩 道 教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 中敖镇 市 级
玉皇庙 道 教 南宋绍兴至乾道年间(1131—1173年) 中敖镇 县 级
佛儿岩 道 教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 邮亭镇 县 级
石篆山 三 教 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 三驱镇 国家级
妙高山 三 教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 季家镇 市 级
石壁寺 三 教 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 天宝乡 县 级
佛尔岩 三 教 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 沙坝乡 县 级
佛安桥 三 教 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 珠溪镇 县 级
石门山 佛 道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 石马镇 国家级
老君庙 佛 道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 高坪乡 县 级
峰山寺 佛 道 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 天山乡 县 级
半边寺 佛 道 南宋 珠溪镇 县 级
三存岩 佛 道 南宋 中敖镇 县 级
桂花庙 佛 道 南宋 天山乡 县 级
石佛寺 佛 道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 高坪乡 县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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