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课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课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本刊记者

　　[中图分类号] D635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1—0110—05

　　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课题是2003年开始启动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之一，下设藏传佛教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研究、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苯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藏传佛教学经制度与新时期佛学人才培养研究、活佛转世制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藏传佛教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藏传佛教世俗化研究，以及50年来党对西藏宗教政策的实践等8个子课题，其中后2个为招标课题。课题组成员不仅吸收了国内研究藏传佛教的大部分专家，还有藏传佛教僧人和管理人员参加，使得课题的最终成果能更客观地反应出各方面的意见。

　　为提升这一课题的学术水平，承担本课题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于2005年11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课题”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一批从事宗教学、藏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对本课题中期成果进行研讨和评估。来自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五省区，以及北京的专家学者、课题组成员共4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专家达18人，部分专家也是课题组的成员。

　　课题学术总指导、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虹和总干事拉巴平措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讲了话。课题学术指导、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格勒也对课题组全体成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就明年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陈虹在开幕式上就如何把课题成果打造成精品发表了重要意见，并提出了精品的具体标准和要求。他指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课题”具备成为精品的条件：一是主题好，课题一方面涵盖了藏传佛教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体现了藏传佛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承载和发挥作用的根基；二是基础好，课题组织和动员了全国许多藏学研究专家来完成，保证了研究质量；三是保障好，课题经费保障充足，体现了国家对藏学研究的支持。

　　陈虹说，精品的具体标准应从以下5个方面加以衡量：一是紧紧围绕并准确表达藏传佛教的教理、教义和教规；二是要紧紧把握并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时俱进；三是坚持并体现僧侣、信教群众与广大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四是应得到藏学界、佛学界理论上和专业上的认同；五是应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应着重注意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成果要体现四性，即鲜明的学术性、很强的理论性、严谨的政策性和很好的建设性；二是应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特殊与一般以及子课题与总题目等几方面关系。

　　拉巴平措总干事在闭幕式上强调了课题的重要意义，并向课题组提出了要求：“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课题”很重要，它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问题，也是对达赖集团斗争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它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上至中央，下至基层的信教群众，更不用说广大的宗教界人士都十分关心。研究这个课题，无论对国家、政府、宗教部门，还是宗教界人士，以及整个社会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宗教界本身而言，它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就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而言，在社会制度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全球化、信息时代这样的背景下，怎么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都需要去研究。同时，这一课题也是值得我们学术界关注研究的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的问题。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理论问题、实践问题，我们应从大局上去研究它的规律性。这无论对决策，还是对整个社会都非常具有价值。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能加深中国藏学界对藏传佛教历史、教义、教派、现状等各个方面的研究。

　　拉巴平措总干事还向课题组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在大的问题上要进一步梳理。要做成精品，首先要把握好方向，抓好主题。课题组要认真吸收消化专家们的建议和意见，在理论上、思想上、方法上理清思路，上一个新台阶。这是做好本课题工作的基础。二是要更广泛地搜集材料。马克思在《资本论》前言中就提到，要充分占有资料，这是取得突破的根本。因此我们要在吸取已有成果和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专家提出的新资料、新线索，进一步搜集材料。三是要联系实际思考课题。不要钻进子课题就出不来，要钻进去，出得来，形成和发现自己的、符合实际的带有规律性的一些东西。

　　会议论文概述

　　会议共收到论文18篇，多数为课题组成员的成果，也有少量为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内容涉及本课题的总论和大部分子课题。下面按照相应的专题分别介绍。

　　1、总论 共6篇，其中有4篇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藏传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此外还有对藏传佛教概念的分析，以及对历史时期藏传佛教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研究。

　　多尔吉的《试论藏传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文共分4个部分，全面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论断的提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条件、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文章指出，“相适应”论断的提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且还需不断完善与发展。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着理论、历史、政治等三方面的基础，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主要途径，起着主导作用，不过这只是外部因素，藏传佛教界的主动适应才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部动因，可以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产生更大的作用和效果。

　　华锐．东智的《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则从引导的层面出发，指出藏传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要努力发展藏区的经济文化，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把宗教现象当做一种文化现象来对待；要在积极引导上下功夫，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力改进有关宗教法律、法规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要耐心细致地与宗教界上层人士加强联系、积极沟通、互相尊重、求同存异。

　　杨士宏、才让的《藏传佛教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实地调研材料为基础，分3个部分加以阐述。第一部分介绍了当代西藏佛教的现状和发展特征，指出藏传佛教僧人队伍出现年轻化趋势，宗教信仰也已经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藏传佛教对西藏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会长期存在，藏传佛教正在积极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而且西藏佛教与内地的联系正在加强。第二部分从宗教工作者、信教群众、寺庙管理、僧尼管理等几个方面详细分析了目前西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则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各级宗教工作者要提高认识，加强学习，适应新时期的工作需求；对信教群众，则要加强文化教育、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对寺庙管理，要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寺庙、活佛的 管理、建全民主管委会、提倡以寺养寺等；对僧尼管理，要依法加强编内外僧尼、修行僧尼的管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提高他们的自养能力。

　　扎扎的《藏传佛教世俗化与构建藏区和谐社会——以安多地区佛教信仰中心拉卜楞为例》从剖析甘青地区藏传佛教的无序现象入手，指出加强藏传佛教的规范化管理，对于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构建藏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改革开放条件下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藏传佛教也伴随市场经济的浪潮而出现了不受传统束缚的各种现象，如很多无籍僧众城乡游荡、寺院特色文化传承断代、藏僧热衷于在内地“宣教”、青年学僧自发创办刊物等，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斯农平措(刘勇)的《“藏传佛教”概念结构因素分析》一文则提纲挈领地从历史构成、理论层面、修习实践层面、组织制度、主体构成以及民俗宗教层面，分析了“藏传佛教”概念的构成因素；而且指出作为一个复杂的集合概念，它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为我们全面理解和准确使用“藏传佛教”这一概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王川的《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流传及其原因》一文，在勾勒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流传过程后，着重推究藏传佛教在内地流传的原因。文章指出，除了时局纷乱导致人心思佛、汉传佛教界求取藏传佛教思想来振兴和发展汉传佛教外，藏区宗教界采取采纳内地信仰、积极参加具有全国性的有益活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有益活动、积极参与内地太虚太师等领导的新式佛教教育运动等措施，积极与内地社会相适应是藏传佛教民国时期在内地流传的重要原因。

　　2、“藏传佛教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研究”子课题 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对藏传佛教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个方面都要有客观的评价，才能调动藏传佛教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从而逐渐引导藏传佛教走向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提交会议的2篇论文和课题组成员的发言从宏观和微观等角度对此展开了讨论。

　　郑堆的文章从宏观角度分析了《藏传佛教积极因素在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全文共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回顾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观后，分析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形成及其内容；第二部分指出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条件、必要条件；第三、四部分强调藏传佛教在政治的整合功能、心理的调适功能、道德的教化功能、社会的公益功能、文化的推动功能“五大功能”等方面有许多与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积极因素，藏传佛教的辨证思想、利他思想、平等思想、伦理思想、道德思想、善恶观思想、处世思想等为引导藏传佛教从适应社会走向利益于社会，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最佳途径，因此藏传佛教的精神文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第五部分则从认真贯彻好党的宗教政策、把握好“相适应”双方的地位、鼓励藏传佛教加强自身建设等角度阐述了如何做好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引导和协调工作。

　　课题组成员班班多杰在会上做了发言，梳理了藏传佛教中的积极因素和负面因素，并认为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是基础和前提，而积极引导和依法管理也缺一不可。他认为，藏传佛教的积极因素应从以下5个方面考虑：一是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藏传佛教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起到了纽带作用；三是藏传佛教的信仰体系以及信仰理念为其信徒提供了精神寄托；四是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合理因素；五是藏传佛教是一种文化体系，具有显著的文化属性。当然藏传佛教确实还存在着消极因素，如对教育、经济、藏族的价值观、藏族人口的发展有着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等。

　　德吉卓玛的《从多层面看尼僧与当代藏区社会的互动》则从个案调查入手，以宗教的社会、文化、信仰等层面，探讨了作为社会成员和宗教操持者的藏传佛教尼僧如何适应当代社会，以及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尼众道场、法事仪轨、寺院经济等如何与藏族世俗社会相互作用的问题。作者指出，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为藏传佛教尼僧与尼众僧团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空间，在与现代社会整合过程中，藏族地区尼僧与尼众僧团已经有了全新的面貌。不仅与藏区社会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而且在藏区社会发展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同时，尼僧与尼众僧团在与现代藏区社会的适应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并提出，尼僧素养应与社会发展相同步，自食其力是尼众僧团自养的长远目标，作为新时代的尼僧，应做到自尊、自强、自爱，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做到遵纪守法，爱国进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为藏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3、“藏传佛教寺院管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子课题　寺院管理制度是管理藏传佛教的重要制度之一，是历史上藏传佛教得以健康发展的有效保障，更是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手段，对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引导藏传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与会的5篇论文集中对此问题展开了讨论。

　　豆格才让的《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概述》在回顾了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的产生及历史背景之后，着重探讨了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析了其堪布管理制度、教派主管理制度、活佛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等4个历史发展阶段，及其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特点；藏传佛教戒律与藏族社会制度的有机结合、强制性的规章与道德规范相结合则是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的鲜明特征。文章指出，传统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精神上服从神权统治的意志，政治上巩固神权统治的地位，经济上保障神权统治的需求；而社会主义民主寺院管理制度，还具有新时代、新社会赋予的现实政治意义，它主要包括：1)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信教公民的基本权利；2)依法加强寺院的管理，履行公民的基本义务；3)发展自养事业，减轻信徒的经济负担；4)发挥积极作用，构建和谐社会；5)宗教管理制度确保藏传佛教走向与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等方面。最后，文章还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

　　吉太加的《论安多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管理中的几种政教联合形式》在简要回顾佛教在安多地区的早期传播及其特点后，着重分析了安多地区格鲁派寺院管理中的卓尼寺、隆务寺、拉卜楞寺、塔尔寺等4种典型的政教合一管理模式，并指出无论哪一种模式，这些寺院的管理者与当时的朝廷王室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从而使这些寺院与当地的头领和部落利益相联系，形成了大而同、小而异的政教联合模式，差异方面则呈现出扩 张与保守、效仿与异存、家权与寺权、独断与民主等共存的局面。文章最后强调，安多地区格鲁派寺院的独特管理模式，是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重视并认真研究。

　　次旦扎西的《略说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制度》则在简要回顾7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之后，以三大寺为例，剖析了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形式、学经制度、学位制度等方面的内容。拉布的《论色拉寺管理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则分组织管理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宗教管理体系等3个方面详细介绍了色拉寺管理体系、管理成员的产生，以及职权、任期和各级会议制度的作用等内容。罗桑龙日的《试论藏传佛教前宏期寺院管理制度》(藏文)则主要从大堪布管理寺院制度、赞普王室的供养、寺院属民情况、佛教前宏期僧人的作用、该时期寺院与社会的相适应等方面梳理了藏传佛教前宏期的寺院管理制度，并提出藏传佛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政策执行者、引导者。

　　4、“苯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予课题

　　苯教的归属目前尽管有苯教是藏传佛教的一部分和苯教是独立的两种说法，但无论如何，苯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因此被纳入“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课题”的子课题。与会的2篇论文则从当代和历史两个视角探讨了苯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能性。

　　才让太的《苯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当代部分)一文分3部分。第一部分划分前佛教时期、佛教初传时期、晚期苯教时期，介绍了苯教与藏族社会相适应的历史；第二部分苯教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介绍苯教寺院及其信徒的分布，并分析了其历史成因以及在局部地区发展的文化原因；第三部分则指出，党的宗教平等政策及其坚实的法律依托成为我国藏族地区各宗教和各教派平等发展的坚实基础，社会地位的改变使得苯教徒更加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规；著名宗教人士积极参与藏区政治、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建设、寺院民主管理制度的成功实施等都是苯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具体表现。

　　顿珠拉杰的《西藏苯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历史部分)则分吐蕃时期、佛教传入吐蕃、10－20世纪的苯教三个时期，分析了苯教的历史发展进程，认为从苯教的每一步历史进程和每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出它与各个时期社会相适应的脉络。从而提供了苯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能性。

　　5、“藏传佛教学经制度与新时期佛学人才培养研究”子课题 学经制度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仍然是培养藏传佛教高级佛学人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桑德的《藏传佛教学经制度与佛学人才培养现状问题研究》一文认为，完善和规范藏传佛教学经制度是构建藏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同时指出，寺院学经院是培养纯宗教学理论的格西级大师人才资源的场所，而佛学院是培养新时期复合型佛学研究人才资源的基地，因此完善各寺院和佛学院的规范教育则是培养新时期佛学人才的基本保证。

　　6、“活佛转世制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子课题 活佛转世制度是西藏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佛教观念和政治传承相结合的一种产物，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1959年以后，西藏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西藏传统的活佛转世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西藏才又出现了活佛转世活动。达哇才仁的《当代西藏活佛的权威功能》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就当代西藏活佛的权威问题展开论述。作者指出，活佛权威在当代西藏社会中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活佛仍然具有坚实的信仰基础；二是活佛权威认同观出现细微的变化；三是活佛的参政议政既体现了他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拥有的参与政治的权力，同时又对西藏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建设发挥特殊的作用；四是活佛权威功能的多元化，除参政议政外，活佛以各自权威优势和知识资源来为西藏现代化建设尽他们的力量，如活佛对西藏社会秩序、教育、环境保护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对西藏基层构建和谐社区有着重要的作用。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管理西藏的重要制度之一，它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管理藏传佛教事务有启示和借鉴意义。陈庆英的《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和对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一文在回顾金瓶掣签制度建立的背景和过程之后，着重对九世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免于金瓶掣签以及十世达赖喇嘛、十一世达赖喇嘛、十二世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情况展开阐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实行金瓶掣签制度以来对历辈达赖喇嘛是否实行金瓶掣签制度的原因及其过程。

　　本次会议的特点

　　1、会议形式创新 这次会议不是课题结题的研讨会，而是课题中期的研讨会。这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在陈虹书记、格勒副总干事两位学术指导的领导下，在科研办的协助下，进行的科研成果审查和验收工作的一次改革，是藏研中心第一次带有尝试性的学术研讨会。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吕大吉教授就认为“以研讨会的形式推动课题的进展，是非常有创意的”，这也是藏研中心四大战略之一开放战略的体现。“学术开放是发展学术的一个必经途径，若不开放，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就不会有新鲜的空气进来，学术不会有太大的进步，甚至导致窒息，所以说发展学术的必要条件就是学术开放”。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龚学增教授也认为“通过这样的研讨会集思广益，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非常好”，有利于专家了解课题的材料内容，促进课题出精品；有利于课题成果把握正确的科研和政治方向；有利于及时补充学术成果。

　　2、课题成果丰富 本次与会的18篇论文，大多是由课题组成员完成的，因此能够“紧扣课题，从多层面探讨，既有理论的意义，也有现实的意义”。总体而言具有几个特色：一是注意吸收最新理论的成果。多数论文的材料非常翔实，分析也比较透彻。二是文献资料与调查研究并重。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尤其是藏文文献资料；同时用社会学方法进行个案调查。三是提出了不少需要思考的建设性问题，如有些文章提出了藏传佛教在社会中占什么地位问题，对达赖集团斗争主要是精神领域的斗争等问题；有的还提出干部在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说明我们的研究不回避问题，敢于提出和揭露问题。四是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如苯教的定位问题以及对传召法会、尼僧地位和游僧管理等问题。

　　3、专家点评热烈 会议开幕前，与会专家已就本课题的中期成果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审读，因此对论文质量的把握和评论也就更为全面。会上有58人次进行了点评，有些专家还留下了书面意见。

　　首先，专家们一致认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课题非常有价值，龚学增教授指出，“相适应这个问题学术界、理论界、宗教界以及政府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大题目”，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朱越利教授指出“这个课题对统战工作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如果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西藏的问题一大半就解决了”。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巴桑旺堆研究员也认为本课题意义重大，“如果相适应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可以说谈不上西藏社会的长治久安，谈不上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相适应这个问题解决了，国家有幸，民族有幸”。但专家们也客观地认为，本课题难度较大，既需要很强的理论性、学术性，也需要非常强的现实性和政策性。

　　其次，专家们精心点评，为本课题最终成果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拉巴平措总干事指出的，专家们对课题非常重视，非常支持这项工作，在审读过程中，认真看每一篇文章；在研讨会期间，精心点评，从大的题目到小的规范问题，甚至注解问题等，提出各方面的问题，不放过论文中存在的任何一点误漏，说明了大家高度负责的态度，也非常希望课题组能出精品。

　　同时，专家们也指出了课题需要关注的问题，如课题组应有个共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课题，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大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课题下，还有很多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内容，如藏传佛教与我国政治制度的相适应、藏传佛教与和谐社会关系如何、藏传佛教与四个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藏区之外的藏传佛教的现状与当地社会关系问题、新中国的藏传佛教史、当代藏传佛教的总体趋势、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藏传佛教除格鲁派以外的其他教派的修行制度、藏传佛教的学衔制度(乃至密宗的学衔制度)、传统寺院学经制度与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学经制度的区别等等。

　　课题组成员表示，经过本次研讨会，他们会认真吸收消化专家们的建议和意见，使本课题最终提炼出的学术成果会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磨合、相适应的渐进过程中发挥润滑和整合作用，这必将对藏传佛教的未来面貌、我国今后的宗教管理工作及我国社会重新审视藏传佛教的存在价值等方面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中国藏学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