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那活佛在内地的活动及对康藏关系的影响

　　诺那活佛在内地的活动及对康藏关系的影响

　　作者：王川

　　摘要　本文在简述了康区近代史上重要人物诺那活佛(1864－1936)的生平后，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诺那在内地的活动，尤其是调解大白事件、“诺那事变”与狙击红军等，认为诺那早年曾协助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后来逃亡内地从事宣传康区及西藏、呼吁抗日、呼吁解决西藏问题的活动，在传播藏传佛教上取得实效。这些活动虽含有诺那的私人企图，但对于化解川藏纠纷、促进祖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促进康藏民族关系、促进藏汉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在当时多种多样矛盾的冲击下，诺那最终成为了中央与地方交错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关键词　民国时期；诺那活佛；内地；康藏关系；影响

　　中图分类号　B949.92“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8)03－0121－07

　　清末到民国初、中期康区的重要人物诺那活佛(1864－1936)，一生活动跨越于佛教与政治之间，活动区域涉及尼泊尔、印度等国以及中国内地东南各大城市、西藏、四川、西康地区，与清末的川边军队、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四川及西康的地方势力，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都发生过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与格桑泽仁(1904－1946)可谓是近代藏汉民族关系史上的僧俗两界的代表性人物。

　　诺那活佛早年曾协助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并由此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迫害，被迫逃亡内地。其间，诺那活佛从事宣传康区及西藏、呼吁抗日、呼吁解决西藏问题、传播藏传佛教的活动，对于化解川藏纠纷、促进康藏民族关系、促进祖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促进藏汉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在当时多种多样矛盾的冲击下，诺那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并最终成为中央与地方交错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一、诺那其人

　　关于诺那活佛，与诺那相识的民国时人在回忆录中颇有记录，学术界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

　　诺那活佛原名格热·索朗列旦(一译“嘎然喇嘛·索朗绕登”)，出生于川边昌都地区类乌齐县龙桑地方有名望的嘎然家，7岁时被认定为活佛，迎之就位，拜类乌齐地方荣共寺(一译“扬贡寺”)的吉仲活佛(1878－1923)为师，法号“诺那”，一名“逞列匠错”(今译赤烈江措)。荣共寺与夏仲寺是类乌齐寺的两大拉章(活佛私邸或办事机构)，诺那成年后为类乌齐荣共寺的管家喇嘛。

　　清朝末年，赵尔丰及彭日升部驻扎昌都时，诺那代表荣共寺、吉仲活佛代表夏仲寺曾先后立誓，两大拉章要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自1909年彭日升军队驻扎在类乌齐的7年间，荣共拉章信守誓言，为彭军支应粮秣、柴禾、油等。但是，曾共同立誓的喇嘛夏仲·洛桑楚臣及其管家违背誓言，暗赴拉萨，告发了吉仲、诺那等人，造成了两大拉章在政治上的分裂，荣共寺仍一如既往地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夏伸寺则投靠了藏军。1912年，噶厦派噶伦喇嘛强巴丹达前往解决扎木事件，到达洛隆宗后，向吉仲活佛致函，约请商谈。当时彭日升不同意诺那去，荣共拉章的僧人也大力劝阻，但是，诺那不顾生命危险，于1914年带着佣人卓多格列前往洛宗。强巴丹达设宴欢迎后将他软禁起来，并派驻玛日地区的藏军抢掠诺那谿卡财物，沿途百姓也被抢劫一空。此外，德格·夏克刀登、洛桑德清等康区官员也被软禁起来。

　　次年(1915)，诺那逃回类乌齐。逃回类乌齐后，彭日升格外敬重诺那活佛，许诺上报中央，将来委任为昌都总管，并写了一份类似具结性质的文书，盖私章后交给诺那。此时，诺那着手加强实力，联络丁青噶尔堆江仓，配合彭日升打败了驻扎丁青的进巴代本部藏军，并打死了代本进巴。于是，噶厦派遣用英制步枪装备的詹东，久美加措第四代本团的1000名藏军和唐本·朗杰旺堆第五代本团的500名藏军坚守加桑渡口。部署在穷布(即“琼布”)麦加寺的普龙代本部藏军与夏仲拉让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后，共同发起进攻，攻占了类乌齐上部(吾孜)。诺那闻报，马上率领荣共拉章的僧俗前往抗击，打死了普龙代本，击退了藏军。

　　不久，藏军大举反攻，川军节节败退。代本崔科娃部的藏军进攻驻守察雅的曹树范部，同时，藏军唐本、詹东二部与普龙娃的军队汇合，全力进攻类乌齐的川军田文清部。1918年1月初，类乌齐失守，诺那活佛及其弟达拉夫妇、嘎尔堆江仓、田文清等40余人逃向昌都。几天后，噶伦、昌都总管强巴丹达来到类乌齐，宣布吉仲活佛、诺那背叛噶厦的“罪行”，下令取消吉仲活佛的转世，没收寺院及财产，并将吉仲活佛充军边地。1923年，吉仲活佛圆寂于达龙寺。

　　1918年4月，彭日升部向藏军缴械投降。7月15日，诺那一行亦为藏军俘获，被押解到拉萨，受到了严刑拷打。诺那受鞭刑，后来遭到监禁流放。其长弟被挖掉膑骨，二弟桑益、孙子久入次仁拉加和贡布3人被割鼻，交给雪多、边坝两宗管押；嘎尔堆江仓的阿加班登等28人被割鼻，交边坝宗看押；荣共拉章的所有庄园、牧场、财物被没收，噶厦还对诺那的私人庄园进行了复查，没收了多余的牲畜。

　　二、诺那在内地的活动

　　1、诺那在内地的活动

　　据韩大载《诺那呼图克图行状》，诺那逃出西藏后，经过尼泊尔、印度于1924年流亡内地，曾至上海、北京等地，于1925年10月15日在北京受到段祺瑞等要人的接见。在九世班禅驻所，诺那与国务院参事李公度相见，李公度极为敬重诺那的为人和爱国热忱，结成供奉师与施主关系，并告四川实力派刘湘，礼迎诺那入川。1926年冬，诺那达重庆，“为修息增诸法，著明效。驻锡3年，屡灌顶，并传红教无上密宗，僧俗敬服。刘公率诸将领荐之中央、谭主席、胡院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刘湘将诺那送往南京。到达南京后，诺那起初从事宗教活动和行医。他还与同在南京的康巴巨商邦达多吉多次会面商谈，交换对政局的看法。由于当时新政权内忧外患兼具，既缺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了解，又缺乏直接统治边疆地区的实力，甚至于缺乏了解边事的人才。诺那到南京，正好满足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需要。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蒙藏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蒙藏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各部处于同等地位，“委员会采取委员制，设正、副委员长各一人，委员9至15人”，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处理“一、关于蒙古、西藏之行政事项；二、关于蒙古、西藏之兴革事项”等，可见，蒙藏委员会是专门处理蒙藏事务的中央权力机关。诺那在该机关成立之初就被任命为委员，后又兼任立法委员，并赐封“呼图克图”称号。

　　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认为诺那拟在京及蓉、炉各地设立办事处，延揽贤才，指导工作，“询属扼要之举，核与优待班禅额尔德尼及章嘉呼图克图，成例亦尚相符”，同意“先行成立驻京办事处，其余俟必要时再次第设置，以免糜费”。11月，行政院转发国民政府命令，批准诺那呼图克图设立驻京办事处，按月拨给经费。从此，格热喇嘛正式改称为诺那(又译“额拉”、“奴拉”)。从这些事例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对诺那的重视，以及对其人的期待。

　　12月1日，诺那驻京办事处遵令成立。次年(1930)2月9日举行成立仪式。诺那驻京办事处在《成立 宣言》中宣称：“诺那呼图克图以西康政教首领，本爱国护康，……中央以其功在国家，为康民可敬仰，特召来京，委以宣传党义，指导康民，联络康藏重责。惟西康远在西陲，交通不便，情形复杂。非在京、在蓉、在炉各设办事处，则消息不灵，传达迟滞，形格势禁，措手维艰……誓遵国民政府命令、蒙藏委员会指导，秉承诺那呼图克图，商同地方高级长官，切实进行。现在强邻日逼，沦亡堪虞，西康同胞休戚相关，川滇同志唇齿相依，藏卫人士同言同文，务祈畛域罔分，一德一心，外抗帝国主义之侵略，内促五族共和之实现。至于海内贤达，谊切同舟，尚望不我遐弃，时锡南针，俾于康事，有济此呈，本处之幸。康藏协和，国防巩固，抑亦党国之光也。谨此宣言。”

　　除了与国民政府上层的交往之外，诺那在内地的活动，传教是重要的一环。据韩大载《诺那呼图克图行状》，诺那“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南昌、武汉、长沙、莫干山、牯岭等处，受众请，传法讲经，禳灾祈福。执弟子礼者，率百千万人，平等兹愍，不收供养，病者求诊，虽寒暑深宵，极忙迫时，必满愿，盖为一大事因缘，作不请之友，以致教神髓，流畅东土，何其盛也”。

　　诺那还主动请缨并表明“回康藏之主旨，在调和达赖与班禅之感情”，愿意“历陈康藏实情并调和达赖、班禅”，历经创办《新西康》杂志、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列名“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调解大白事件、“诺那事变”等5件事(后二者详下)。

　　1930年，由诺那驻南京办事处宣传科主办的《新西康》月刊杂志于南京创刊，系综合性刊物，16开，辟有社论、特载、论著、消息、时事要闻、文艺等栏目。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介绍西康及西藏的民族、宗教、政治、经济、教育、资源、历史及现实问题，以及西康实业交通的开发计划等，停刊时间不详。由于向国人介绍在内地较为陌生的康区情况，曾产生较大的轰动效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诺那还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驻京代表等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热河(今河北省)。上海佛教徒见此惨状，万敦请诺那活佛前来上海，修息灾大法，祈祷和平。诺那遂于4月15日来到上海，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内闭关9天，修十三轮金刚大法；5月4日，诺那再次来到上海，于“阐北联艺善社”闭关9天，修火轮十三轮金刚大法；此外还进行弘法、灌顶等活动。

　　1934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组建“西康建省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委员长，颁发了《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1935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正式成立，刘文辉为委员长，诺那活佛与向传义、刘家驹等人为委员。9月15日，西康建省委员会从雅安移往康定，并在康定成立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陈启图任专员。诺那列名“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实际上并无具体活动。

　　2、调解大白事件

　　1930年“大白事件”发生后，西藏地方政府军队(藏军)、西康边防军(康军)双方各执一词，南京国民政府见难于调解，乃于1930年12月17日下令派员前往西康实地调查处理。由此，国民政府长达10年的“大白事件”调解揭开了序幕，直到1940年5月事件最终完全解决。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中央政府的行政院、蒙藏委员会以及唐柯三等特派专员、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汉名王天华，1904－1946)、蒙藏委员会“康藏调查员”刘曼卿、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及西康政务委员会、青海省政府以及“西康特区汉夷全体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西康总商会”、“西康旅京同乡国防救亡会”、“西康民众驻京代表”马泽昭等西康民众个人和团体之外，诺那在处理和交涉康藏纠纷事件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如1932年1月15日，诺那作为蒙藏委员会委员，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揭露西藏地方政府勾结英人的阴谋，呼吁：“如不预备以兵戎相见，则英人潜势蕴酿愈深，势必将过去之私缔条约一变而为丧失西陲之钺举矣”；又说特派专员唐柯三“调处辱国”，建议调回；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洵属关心边陲势力，尽可镇摄”，似宜令其“相机办理康案”。2月28日，经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电告刘文辉“酌派队伍前往西康，维持现状”，并要刘转告唐柯三“暂驻炉城，商承刘总指挥文辉，妥为交涉”。不久，唐柯三启程返内地，奉命调处失败。3月2日，国民政府责成刘文辉处理甘案。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训令，同意蒙藏委员会的建议，“令蒙藏委员会委员诺那呼图克图遵照”命令，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迅即驰往西康，切实查办具报”。1932年，经刘文辉主持召开的会议的决定，推出诺那、陈强立、陈尊泉等人为赴京请愿代表，组成西康赴京请愿团，呼吁南京国民政府支持刘文辉，收复被藏军占领的失地。不久，西康赴京请愿代表改组而成的西康民众驻京代表办事处在南京成立。

　　可见，在“大白事件”的调解中，诺那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3、“诺那事变”与诺那狙击红军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四川。诺那由于曾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区弘法多年，受国民党负面宣传的影响较深，对红军深有误解，乃于汉口谒见蒋介石，“自称有号召康人能力，请入康纠合民兵御匪”。当时诺那的这一表态，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蒋介石对刘文辉早已不满，能够借助于康区地方有影响的势力，如利用诺那的藏族身份、宗教影响，既可以进攻红军，抵消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康区影响，又削弱刘文辉等川康实力派，实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一石数鸟之计。

　　3月，诺那回到成都。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飞至成都部署各方力量。6月9日，蒋介石在成都召见了诺那，并于6月22日任命诺那为“西康宣慰使”，设秘书室，外置总务、宣化、调查三组，月经费约11000余元，其弟子韩大载出任“西康宣慰使”公署秘书长，“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发兵一营为其护卫，并资以军械饷款甚多”，令其率部返回康区，组织武装防堵长征中的红军，并表示需要时可向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请求支援。此举被当地记者讥为“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同日，诺那发表《告康藏民众文》，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劫掠奸淫，对于一切宗教，无不毁灭净尽”，要求藏族僧众“俱宜一心一德，以与残匪作殊死战，无论如何，不令越康境一步”。这些宣传对于那些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民众而言，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号召力。

　　诺那的宣慰使署在成都成立后，一面扩大武装，准备防堵红军；一面企图削弱刘文辉的在康力量，争取康区藏民。8月初，诺那率宣慰使署文武随员从成都出发赴康区，进行所谓“宣慰”活动，并于当月在康定召开“剿匪军民慰劳大会，力作‘康人治康’宣传”。在这次为期5天的大会上，诺那向土司、头人、喇嘛、官绅、民众“代表”等，宣扬国民党的所谓“戡乱剿共德政”和“三民主义功效”，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附近9县代表当众诉苦者70余人，使来宾中刘文辉部3个参谋长，闻之面红耳赤，因以结怨刘氏。

　　9月初，诺那率领武装部队在康北各县进行“剿匪”即进攻工农红军活动，下旬，诺那等到了道孚。

　　由于诺那与格桑泽仁、邦达多吉等人宣传“康人治康”、“康区自治”，与刘文辉宣传建设“新西康“的政见不合，兼之诺那的蒋介石、刘湘背景也让刘文辉存有很强的戒心。而且刘文辉实际上控制西康地区后，提出“化边地为腹地”的总目标，既尊重佛教，筹建“西陲五明学院、遴选南北西路大德喇嘛，聘为宣化师、辅教师、协助督导地方政务、培训寺院喇嘛、加强对喇嘛教的研究”，又反对政教合一、喇嘛干政。倘若西康地区的喇嘛干政危及到正常的统治秩序，刘文辉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在这一背景下，诺那的武装部队与刘文辉的24军发生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在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实施《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10月8日－22日)并取得胜利之后，占领了丹巴、懋功两县城及绥靖屯、崇化屯、抚边达维等地，创造了进军天全、芦山、名山等地的有利形势。驻丹巴等地的刘文辉部第二旅刘元琮和程璧光、陈辉先、欧显廷3个营，败逃到道孚城和道孚的噶卡，与诺那所领武装发生冲突，这一爆发在1935年10月的诺那的宣慰使署武装队伍与刘文辉部的冲突被称为“诺那事变”。

　　面对刘文辉部被红军击败、红军又未占领的时机，诺那急欲实现其“康人治康”企图的政治愿望上升，于是他命令宣慰使署武装和道孚地方武装，将刘部三营驻军全部缴械，以补充道孚灵雀寺喇嘛武装和道孚民团，增强自己实力。不久，诺那以宣慰使名义撤换了道孚、炉霍、甘孜3县的县长；指使上瞻对头人和德格土司将瞻化县长郭润、德格县长陈容光、邓柯县长张之愚杀死，另行委派县长。这样，诺那在康北成功地排挤了刘文辉势力。

　　此后，诺那在康北各县积极组织力量阻止红军前进。他组织和扩大喇嘛和土司头人的武装，建筑碉堡，并派几百名道孚藏民骑兵进驻泰宁，阻挡占领丹巴的红军西进。12月底，诺那在炉寿灵寺的一次法会上，煽动喇嘛与民众反对红军，会后与该寺住持格聪活佛共同策划防堵红军，并送给该寺100支步枪，近万发子弹。

　　诺那在康北排挤刘文辉部得手之时，又企图驱赶刘部在康南驻军。巴安(今巴塘)驻有刘文辉24军的傅德铨团(其中一个营驻白玉)。诺那派其武装组长邦达多吉前去解决。邦达多吉原是藏军驻昌都地区的一名军官，在巴安拥有私人武装。10月下旬，邦达多吉以突然手段拘捕了傅德铨及其家属，强令守城傅部缴械。傅德铨密令驻白玉一营回援巴安，击败了邦达多吉，重新控制巴安。双方由此对立，后来有过多次军事冲突。

　　刘文辉则宣称“诺那宣慰使无端干涉军民政务”，并称之为“诺那之乱”：

　　当时，本军戍康部队不过一旅，分布广泛，防匪不暇，未遑顾及内变，幸康人拥戴政府，明大

　　义者尚多。诺那所诱惑，仅少数康人，各大黄教寺院，皆有鉴于本人“以政翼教”、“以教辅政”之治边政策，适合康情，甚相依赖。自始至终，绝无附和。

　　(1935年)十月，诺那自康定进驻道孚，随我剿匪部队三营亦至道孚，诺那窥知雅州被围，而驻康之军，又先已调移大部防卫，鞭长莫及，遂以计诱执三营长及道孚县长，迫令缴械交印，攻上瞻，占营官寨，进据瞻化、甘孜：德格、邓柯，县长多被杀戮，于是康北全陷，随即波及康南。凡诺党所为，皆矫称中央命令行之，官吏因忳遵重枢府，人民则莫明真相，故诺那在康种种妄为，迄无抗者。我康南驻军，见其动越法轨，深以为疑，始电询行营及总指挥部，始发觉其诈，出其不意，击退乱党，康南才获保全。并一面晓谕民众，勿为所欺。自此，康北民众，亦多知诺乱阴谋，协助驻军，不时予以袭击，后红军窜入，终为所擒杀。诺那之谋，至此始告结束。计其阴谋乱康迄至死日，不过一年。

　　“诺那事变”爆发后，诺那还在康北炉霍一带策划布防堵截红军，策动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新龙)等县寺庙及土司武装抗拒红军。

　　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开始实施《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撤离天全、芦山、宝兴，进取康北。月底，红30军进占道孚城，进入灵雀寺。诺那策动寿灵寺等武装顽固阻击红军。3月初，红军调整战役计划，佯攻康定而向甘孜、瞻化进军。5日，攻占泰宁。7日，红军88师击溃于炉霍城东进行阻击的寿灵寺喇嘛武装，进攻县城。诺那抢先率随员逃往甘孜。由于寿灵寺拒不接受红军的和平谈判意见，且联合土司头人地方武装袭击红军部队，红30军于25日夜袭夺了寿灵寺。红军连续赢得灵雀寺、寿灵寺等大寺喇嘛的信任和支持，对于争取民众支持、稳定康北形势，起了重大作用。

　　3月28日红30军进逼甘孜，在罗锅梁子击溃了诺那派遣所属别动大队和地方武装的防堵，于30日进占甘孜。诺那率随员100余人逃向瞻化，拟再逃往巴安。其别动大队长秦仲文率部逃往绒巴岔，遭到红265团的追击，大部被歼。、秦仲文率少数随从逃往巴安。当诺那等人进入瞻化龙拉西一带，遭到了河西头人、下瞻对土司巴登多吉的武装包围，诺那见无法突围，乃全部缴械投降。

　　4月4日，红军占领瞻化。巴登多吉不愿与红军为敌，6日将诺那等人及无线电台一部交驻瞻化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将诺那等转送至驻甘孜红四方面军总部。

　　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听取关于诺那情况的汇报后，考虑到诺那在康区的重大影响，团结争取这样的上层宗教界人士，在政教合一的藏区，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于是作出了如下指示：诺那抗英，我们抗日，同属爱国行动，要宽善对待，团结教育，予以优待。红军遵照党的统战政策，尊重其信仰，并让其弟子韩大载等陪伴护理，总司令部第五局待诺那为上宾，为他安置官寨。局长王维舟夫妇热情周到，专门派人照料诺那饮食起居，特供鲜奶和米粥，并耐心向诺那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揭穿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尤其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亲自前去诺那住地，接谈多次，宣传和解释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及实行情况，以及转达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后，诺那终于被感动，逐步消除疑虑，改变了仇视红军的态度，思想发生巨变。诺那开始帮助红军战士教习藏文、藏歌，讲述康藏历史故事；进而与红军推心置腹讨论北上应避开藏区险隘的路线，直至向红军提出借兵，收复丹达山以东被达赖所占失地。

　　由于地处高寒兼之长期奔波，诺那于1936年5月6日染上伤寒病，而且不断加重。总司令部闻讯派来最好的医生，在医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虽然红军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是诺那在用药后病情仍无好转，表示“我为将死之人，用此西药殊为可惜。留着红军将士用吧”。5月12日下午5时，诺那圆寂于甘孜，享年73岁，留下遗嘱三条：一停尸三日不动，二火化，三遗骨送庐山安葬。红军一一照准，并按宗教仪式请来折格等寺的8位活佛、大喇嘛诵经，红军鼓乐队为前导，派代表送上花圈。整个仪式格外庄重，许多藏民耳闻目睹，无不为红军至诚之心所感动。火葬后，红军根据诺那遗言，由其弟子韩大载将骨灰、遗骨带回内地。红军在继续北上途中，路过藏胞居住地时，受到广大藏胞热情欢迎，倾尽所有，支援红军。

　　7月2日，蒙藏委员会呈请优恤诺那，提议褒恤三项办法。国民政府在7月7日的命令中，宣称：“诺那 呼图克图，觉性圆明。志宏象教，勖襄边政，尤著精诚。此次衔命赴康宣慰民众，不避艰险，功行弥彰。兹闻深入‘匪’区，舍身卫国，缅怀忠烈，轸悼实深。诺那呼图克图著追赠‘普佑法师’名号，给予治丧建塔费五千元，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代表致祭，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轸念忠勋之至意。”基本采纳了蒙藏委员会的提议办法。可见，当时蒋介石、蒙藏委员会对于诺那的重视及去世的惋惜。

　　1937年，韩大载在历经蓉、渝、汉、宁后，将诺那骨灰、遗骨归葬江西庐山，并使用国民政府拨给的治丧费建有诺那喇嘛塔，并住牯岭筹建诺那庙，其经费由朱庆澜等募集，并请西康贡噶活佛来山为塔庙住持，因抗日军兴工程未竣。另外，信仰诺那弘教者的川军及四川民众，也在重庆北碚用巨款修建了一座宫殿式的经堂，命名“诺那精舍”。至今，港台及欧美地区命名为“诺那精舍”、声称信仰诺那弘教者还有多所，信徒号称数十万。

　　三、诺那对于康藏关系的影响

　　诺那早年曾协助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内向之心日增；藏军东侵时，又协助边军统领彭日升与藏军对抗，被藏军俘往拉萨。后来诺那逃亡内地，从事宣传康区及西藏、呼吁抗日、呼吁解决西藏问题的活动：在内地，诺那在传播藏传佛教、招收弟子上也取得很大的实效，这些活动虽含有诺那的一些私人企图，但实践证明对于化解川藏纠纷、促进祖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促进康藏民族关系、促进藏汉文化交流等方面，无疑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诺那与格桑泽仁、九世班禅大师一样，他们是被西藏地方政府怀有戒心的政治人物，早在1929年诺那与格桑泽仁被委任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不久，就遭到了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等人的反对。同时，诺那与格桑泽仁也不被刘文辉等川康实力派所信任。而蒋介石之所以赞赏诺那并予以多种形式的支持，含有借助于康区有影响的地方势力，进攻红军、削弱刘文辉等川康实力派的多重意图。因此，在某些活动中，诺那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近代康区历史上三次影响较大的事变，1932年格桑泽仁领导的“巴塘事变”(格桑泽仁自称“党政冲突事变”，刘文辉称为“格桑叛变事变”)，1935年的“诺那事变”(含康巴巨商邦达多吉等与刘文辉等川康实力派的冲突)，1939年在甘孜发生的“班辕事变”，其共同之处是康区有影响的地方势力尤其是康巴上层分子在中央政府的暗地支持下，打着“康人治康”的旗号，企图在康区建立自己的势力，同时牵制反对中央、被蒋介石视为异己的川康实力派如刘文辉等人。至于“康人治康”，类似于“川人治川”等说法，不过是一个旗号。在当时多种多样矛盾的冲击下，诺那最终成为了中央与地方交错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中国藏学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