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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佛教历史

       

发布时间:2009年10月26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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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佛教历史

  佛教传入及活动

  佛教于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唐代传入贵州。有禅宗(临济宗和曹洞宗)、净土宗、密宗、法相宗以及天台宗、华严宗等派别。2000年,依法登记的寺庙297座,信徒21.98万人。信徒遍布全省,遵义、贵阳、安顺较多。

  唐代贵州佛教

  唐代中期,中央王朝因抗击南诏,朝廷招募一批北方大姓入黔定居。这些外籍移民多来自佛教繁盛之地,有的信仰佛教,入黔定居后兴建寺庙。唐武后垂拱元年(685年),牛腾被贬任牂牁建安丞,谪居贵州3年,建寺庙数座。

  唐代,南诏兴起,其疆域曾包括今黔北、黔西、黔西南的部分地区。南诏佛教(以密教为主)对盘州隶属的盘水县、耒南县、附唐县(今盘县、普安、晴隆及兴义市)的“僰人”(今白族)有一定影响。

  唐代,黔北和黔东地区已建有:遵义大悲阁,绥阳金山寺、卧龙山寺,桐梓金锭山寺、兴旺寺、玄凤寺、三座寺,习水景福寺,仁怀永安寺,正安大成寺、蟠龙寺,沿河福常寺,万山弥勒寺,岑巩螯山寺,黄平宝相寺,印江大圣登铁瓦寺等。桐梓金锭山寺,位于今县城南15公里洞子河岸,约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 前,寺内有唐贞观中铸铁磬(清同治年间遗失)。金锭山寺是贵州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一座寺庙。桐梓兴旺寺,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后,原为城隍庙,迁白鹭垭称灵通寺。桐梓三座寺,在桐梓元田文笔山上,由长寿寺(又名古遵殿)、青都观、瓦庙子三座庙宇组成。其中长寿寺始建于唐乾符三年至天复年间(876~903年),寺由东皇殿、三尊殿、观音殿组成。仁怀景福寺,位于今土城镇赤水河东岸,始建于唐景福年间(892~893年)。仁怀永安寺,位于今云安乡,建于唐初,明万历二年~三十九年(1574~1611年)扩建。正安蟠龙寺(又名蟠溪寺),在今蟠溪乡境内。正安大成寺,在今正安城北25公里,唐乾符年间(874~879年),南诏陷播州时已建。沿河福常寺(永佛寺),在今县城北5公里,到民国时寺内尚存有唐代铜佛、罗汉、钟磬等。

  唐代贵州僧人有通慧、海通、义舟和普达等。通慧在黔东创建了鳌山寺,又以医术名闻京城,奉诏治愈唐玄宗的病。玄宗赐金帛未收,玄宗又赐马供其乘骑还山。海通系贵州人,生活于唐玄宗时期(712~756年),他住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合处的凌云山上寺中,见江流汇聚山麓,每至夏汛期,常常倾覆过往船只,造成惨剧,决心开凿弥勒大佛像,以镇煞水势,永镇风涛。经过18年施工,至开元十八年(730年)完成头部、胸部。海通去世后,四川节度使仇兼琼、韦皋继续开凿,至贞元十九年(803年)完成,历时90年。大佛通高71米,肩宽28米,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义舟与中唐人刘禹锡有交往,刘禹锡在《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中赞扬了义舟博学多才和方外之风,义舟以其对黔中山川风俗之熟悉,且又有较高的佛学造诣,赢得了刘禹锡的敬佩。

  宋代贵州佛教

  宋熙宁五年(1072年),辰州(在今湖南)人张翘与李资献书朝廷,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锦州(今铜仁地区),地接施、黔、牂牁,世为蛮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据,地产朱砂、水银、金布、黄蜡,良田数千万顷”。朝廷即派章惇察访荆南北路,经办五溪(南江)事,章惇至辰州,令李资、张竑、明夷中以及王雱所荐之越州僧人愿成等10余人随同前往。

  宋代,贵州的土官土酋热衷崇佛兴寺,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腹地开始建寺。宋天禧四年(1020年),知古州(治在今榕江)剌史向光普营建僧斋,以祝圣寿。黔东北思州(治在今思南)土酋田元猛事佛。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思州田祐恭奏状乞于黔州建寺院,以安僧众,敕赐建集福院。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普宁州土酋孟氏被苗酋杂克率部追杀于牂牁江(今北盘江),因杭州雷峰寺游方僧慧光、慧明相救得归,遂于清凉洞中建佛殿。南宋初期,播州土官杨氏第11世杨选兴修寺宇,移铜佛于观音院,聚僧招徒,礼佛传法。南宋嘉泰至宝庆年间(1201~1227年),第13世土官杨粲同时崇奉佛道儒三教,修建寺庙、道观多处,创立普济庵于湘江之畔。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14世杨价亲自选址在播州(治今红花岗区)城西碧云峰下兴建“大报天正一宫”,其中塑有释迦佛像。杨价临死前大饭群僧,趺坐诵佛书数语而终。

  宋代寺庙有红花岗区万寿寺、福源山寺、桃溪寺,遵义县金山寺、普济庵,习水罗汉寺,桐梓崇恩寺、鼎山寺,务川铜山寺,正安善缘寺、高峰庙;黔东印江西岩寺,沿河集福院、中胜院,思南城子寺,黄平宝珠寺、岑巩回龙寺等。其中,红花岗区万寿寺,在遵义龙山上,宋嘉定初(1208年)建,明洪武末重修,称龙山寺。桐梓崇恩寺,又名青莲院,宋元祐八年(1093年)乡人赵高峰(曾任长沙太守)兴建,聘从白为住持。印江西岩寺(又名西崖寺)在县城2.5公里甲山寨,始建于宋乾德三年(965年),明嘉靖年间重建。

  元代贵州佛教

  元代指空在黔西北传播佛教。指空系元代来华的印度僧人,梵名提纳薄陀,法号苏那的沙野,古鳊摩揭陀国王子。延祐二年至七年(1315~1320年)继蜀僧朝宗之后,扩建武定城西狮山正续寺。其后抵昆明,去大理,至金齿宣抚司,再入滇东黔西北乌撒乌蒙部落,大约在至治末年(1323年)复至中庆路(今昆明),经滇东北至黔中,经过镇远入湖南而至中原。乌撒乌蒙,为彝族乌撒部领地(在今威宁县境)。当地土司及民众礼指空为师,建庙塑像礼供。

  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商人彭如玉入黔,在贵阳建普安堂(后称大兴寺),传“普庵祖师释氏法教”,贵州僧真贤嗣其法。

  元代,兴建的佛寺有贵阳大兴寺,开阳高峰寺、云泉寺、圆兴寺,福泉月山寺,红花岗区大德护国寺(湘山寺)、集贞观,正安普明寺、华严阁,绥阳蒲象庵(回龙寺)、长磏寺(长嵌寺),道真普照寺,仁怀观音阁,凤冈崇佛寺、仙山寺,安顺圆通寺,福泉月山寺、瓮安五云寺,铜仁正觉寺等。湘山寺,位于红花岗区湘江左岸的湘山之巅,建于大德年间(1297~1307),名护国寺,至明代因山而名湘山寺。圆通寺,位于今安顺市南法院路西秀山脚,寺后佛塔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佛塔所刻佛像众多,工艺精湛。建庙时间应早于此时。元代,黔北黔东地区还出现了金鼎山、中华山等佛教名山。金鼎山,位于红花岗区金鼎镇,因山分九支,如九龙环拱,又名九龙山。元时,播州杨氏土官在山地建有避暑行宫,在近山巅金桶处修建金桶寺。中华山,位于今万山特区敖寨侗族乡金家场村,原名和尚岩,元代建草庵供佛像。明洪武初年,在前山建正殿、玉皇阁、金顶,后山建副殿。

  明代贵州佛教

  永乐十一年(1413),设贵州布政使司。朝廷采取土流并治政策,贵州遍设卫所,推行军屯、民屯、商屯。大量移民进入贵州,信仰佛教的移民在居地建佛教寺庙,为僧人入境提供了条件。同时交通改善,湘黔、滇黔、川黔、黔桂4条驿道交汇贵州中部,有利于佛教传播。此间,密教神僧传法黔中。

  明万历以前僧人所建寺众多,著名者有:贵阳东山三省寺(又名法昙寺)、息烽凤池寺,遵义桃溪寺、瓦厂寺(旧名复兴禅寺),安顺东林寺,平坝天台山伍龙寺,普定玉真山寺,长顺白云山寺,贵定阳宝山莲花山寺和飞凤寺,黄平月潭寺,安龙玉泉寺(俗称大佛寺)、普安松岿寺等。后又有丹霞山护国寺(明天启年间建),普济重建金鼎山佛殿(明崇祯年间建)。

  士民私人建了遵义禹门寺(沙滩寺)、黄钟寺、普济庵,息烽慈心寺,修文水口寺,松桃回龙寺,思南观音寺,湄潭永兴寺等寺庙。贵州多为喀斯特地貌,石岩洞穴众多,僧徒士民以洞穴改建的寺庙遍布黔中,其中著名的有安顺石佛洞,兴义大佛洞,施秉华严洞,贵定牟珠洞,镇宁双明洞等数十处。

  贵州地方土官、流官多兴建佛寺、崇奉佛教。仅贵阳、安顺、遵义、黎平、都匀、石阡、镇远、平越(今福泉)、思南、铜仁10个府,由各府主要官员出面兴建的寺庙就有52座。洪武年间(1368~1398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沐英建安顺石佛寺,指挥黄镛建都匀观音寺,总兵周骥建黎平观音寺,副使赵之屏建福泉三教寺;正统年间(1436~1449年)武略将军王仲骧建毕节惠泉寺;天顺年间(1457~1464年)指挥王聚建凯里清平圣寿寺;成化年间(1465~1487年)贵州按察司副使吴立建观音寺,镇守太监郑忠建贵阳永祥寺;嘉靖年间(1522~1565年)安抚使宋廷章建瓮安回龙寺;万历年间(1473~1619年)贵州巡抚郭子章建施秉华严寺,兵备道傅光宅建遵义海朝寺,郡守江大鲲建石阡迎恩寺;平越(今福泉)人葛镜,万历十四年(1586年)辞官回乡,在杨义司大坡险隘处修建兴佛阁,赴云南购回铜钟赠给月山寺,迎弥勒佛1尊供于兴佛阁内。明崇祯末年南明贵州总兵罗联芳(皮熊)捐银修铜佛寺莲台,建殿六楹,由王氏(尼)住持,并分颁给王氏保护令牌两张。

  地方官员还向帝王、太后请赐黔中寺名,并兴建皇家寺院。贵阳大兴寺,原名大庆寺,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贵州都指挥顾成请蜀王改赐为“大兴国寺”;兴仁护国寺,为永乐年间云贵总督金琼出资兴建,明成祖敕封寺名;毕节普慧寺,原名福泉寺,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赐寺名;赤水市普丰寺,正统间英宗赐寺名;贵阳永祥寺,原名潮音寺,古名观音堂,镇守贵州太监郑忠于成化四至十年(1468~1474年)重修扩建,由他上书恳请明宪宗赐额,名“永祥寺”,并赐玺书护持。

  明初,中央朝廷建立僧官制度。贵州宣慰司、乌撒军民府、播州宣慰司、毕节卫及安顺、思南、黎平、铜仁等府也设立僧纲司。明代贵州的僧纲司驻寺有贵阳大兴寺、安顺圆通寺、遵义大士阁、务川东泉寺、乌撒(今威宁)能仁寺、毕节慈慧寺等。僧纲司设僧官衙门,僧官有“辅佐王道,化导边民”之责,负责处理境内建寺、度僧、诵经、勤惰、僧籍、戒律、僧事纠纷,以及举办各种祝祈法会等。贵州僧纲司设于贵阳大兴寺,该寺遂成为贵州佛教的中心,朝廷对该寺僧官宠遇有加,永乐八年(1410年)寺僧慧智赴京受职,得赐《洪武南藏》1部归寺。万历三十年(1602年)寺僧法印赴京,受慈圣太后召见,太后又赐寺名“大兴慈圣禅林”,并赐《永乐北藏》1部和紫衣、金佛、玉瓶等物。

  此间,密教传入贵州,与贵州本土原始宗教有相通处,为民众所接受,有一定影响。密教僧人多重术数而轻法理,迎合世俗的需要,祈福禳灾。贵州文化落后,巫风盛行,故密教一传入贵州,便很快为黔地的官僧士民普遍接受,迅速传播。当时黔中名僧有白云、寂明、自然、月溪、洒洒、愿如、祖复、性良、广能等。

  清代贵州佛教

  清初,移驻安龙的南明永历帝大势已去,许多追随永历帝的官员和士大夫削发为僧。知名者有右佥都御史钱邦芑(大错),河南道御史陈起相(大友),兵、礼二部尚书郑逢元(天问),黄冈知县黎怀智(策眉),东阁大学士兼兵、礼二部尚书程源(天目),总兵孟本淳(葛天),礼部郎中郑之珖 ,贵州提督、定番伯皮熊(又名罗联芳),兵部员外郎陈祥士(希声),锦衣指挥黄某(眼石),屯田副使谢国楩(世空),麻哈知州谈亮,儒生朱文(大傲)等。他们原有的地位、影响及学识,成为推进佛教发展的因素。

  清初,中原、西蜀僧敏树、燕居、余山、海云、语嵩、禄藜、赤松、铁梅、梅溪、三能、行之、慧月、钝峰、嵩目、语圣、语贤、语林、古源、蓝田、卓庵、佛会、完真、祖融、古雪、云峰等进入贵州,创建寺院,传播佛教。

  佛教人士架桥铺路,引泉开渠,植树造林,救死扶伤,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清初自然住高峰山时,在寺庙周围植柏树千余株。顺治十四年(1657年)碧云往来阡城(今石阡)乡中,以黄金济贫者。清康熙年间僧人文远(法名圆定),造都匀头塘石桥。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照彻由江苏、浙江云游至遵义,出资并募捐修复城东门外湘江桥,此桥因名吴公桥。康熙末年心宗云游至平州(治在今平塘县平湖镇),见城外4公里处的龙洞有泉水,乃开沟引水,经数载终将洞水引到坝上,使两坝千余亩田土尽得灌溉之利。道光年间,兴义天榜山寺僧庆如,修整天榜山石路百余丈。

  清初贵州佛教僧人著述较多,有语录、灯录、疏论等。《语录》有《丈雪语录》、《敏树语录》、《语嵩语录》、《赤松语录》、《梅溪语录》等40余种;灯录有丈雪《锦江禅灯》,如纯《黔南会灯录》;著述有如登《转识论》、两生《楞严经解》、燕居《楞严总论注》、大错(钱邦芑)《鸡足山志》、大友(陈启相)《摩诘诗评》等。僧人善画能诗者亦不少。丈雪、两生、语嵩均工书法;大错善书画,尤精草书和隶书;世空的小楷精绝;休休能诗善画。僧人传世诗作有丈雪《青松集》,大错《梅花诗百首》,大冶《方外集》,月茎《一庵诗集》等;

  清中叶以后,贵州佛教受到儒、道两家思想及当地民间信仰影响,贵州境内出现了佛神合祀一庙,佛道儒巫并存一山现象。僧道果,俗姓陈,湖南人,住持镇宁城内列峰寺,精习堪舆、相术,受民众推崇。峨眉山九老洞僧源章,主持大定回龙阁,他通医卜星相,有请必往。此外,僧人趋于功利,损害佛门声誉的事时有发生。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贵州战事不断,许多佛教寺庙毁于战火。道光时,贵阳有寺庙有200余座,遵义有300余座,息烽有100余座,咸同后均所剩无几。黔东梵净山数十座寺庙被毁。

  “庙产兴学”使佛教受到一定破坏。庙产兴学是指提取寺庙财产兴办义学。具体办法有:将寺庙财产分成两分或三分,以1/2或2/3入书院,剩余部分为寺庙所有;或将所谓不法寺僧驱逐出庙,将庙产全部充公,以作办学经费。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建义学于贵阳永祥寺中,为贵州庙产兴学之始。据统计,仅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1901~1911年)的11年中,贵州所办636所各类新式学堂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庙产或占据寺庙兴办的。遵义一县,被提产的寺庙就达348座,年收银1671两。一些地方官吏还与土豪劣绅勾结,拷打僧尼,抢夺寺产、霸占寺庙。

  一些寺院自愿捐产或直接兴办学堂,获得成效。光绪年间遵义城南瓦厂寺(旧名复兴寺)道友在寺院收邻村子弟读书,继之在寺中开办龙坪乡义学。后郡人在圆通寺创设学馆时,道友又捐助银以作修馆经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遵义知府袁玉锡以庙产兴办新学堂,创办师范、蚕桑等学校,并开办“百艺工厂”, 遵义湘山寺住持法云乃创办庙捐,予以资助(后人称作“法云基金”),并在“百艺工厂”内创办“贫儿学堂”。

  民国贵州佛教

  一、成立佛教会

  民国元年(1912年)4月,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贵州等22个省成立分会。民国18年(1929年)圆瑛、太虚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佛教总会,同时在各省设立分会,贵州中华佛教会贵州分会改称中国佛教会贵州分会。民国年间,中华佛教总会贵州分会、中国佛教会贵州分会产生过九届佛教会。第一届,民国3年(1914年);第二届,民国19年(1930年);第三届,民国20年(1931年);第四届(时间不详);第五届,民国24年(1935年);第六届,民国30年(1941年);第七届,民国30年(1941年),第八届,民国32年(1943年);第九届,民国36年(1947年),本届佛教会更名为“贵州省佛教整顿委员会”)。第一届会长了尘、第二届会长觉崇,第三届到第九届理事长平刚。该会坚持“团结全省佛教徒,整理教规,维护教权,宏扬教义,福利社会”的宗旨,开展整理与施行教规,宣传教务,创办佛教教育,提倡生产劳作,整理与保持寺庙财产,指导佛教寺庙保存法物及名胜古迹,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协助政府办理寺庙人口财产法物的登记统计等工作。为适应时代的变化,民国18年(1929年)10月,该会进行改组,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更会长制为委员制。民国26年(1937年),又改委员制为理、监事制,设理、监事会。历届省佛教会都曾议定了一些有关事项,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政府的要求。第五届佛教会根据国民政府《监督寺庙条令》(1929年颁布)第十条的内容,制定了“实施大纲”。其中就包括举办慈善事业,普及平民教育;设立佛学研究机构;整顿教规等事项。第六届佛教会提出根据抗战非常时期之需要,积极响应抗日号召,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兴办僧伽抗日训练班,开展救济、募捐和慰劳活动等。第七届佛教会则制定了《贵州佛教会章程》7章32条。抗日战争时期,贵州佛教会响应中国佛教会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民国28年(1939年)5月20日在贵阳觉圆、弘福寺举行“护国佑民息灾超度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法会”,由尘空、仁参分别主持,向参会信徒、民众宣讲《仁王般若经》,宣传国基巩固、正法方能有所依托之道理。民国32年(1943年),贵州佛教会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训令,举办了3期僧尼训练班。第一期训练贵阳高龄僧(尼);第二期调训各县佛教会理事以上人员;第三期训练各大小寺庙住持。训练内容包括精神训练、时事报告、军事医护常识及佛学等,先后训练280余人。贵阳佛教界还组织了抗日僧侣救国会,由昌明负责。抗日僧侣救国会组织贵阳佛教界人士追悼前方阵亡将士,向教徒及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向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赠送各种慰问品。省内已成立佛教会的县,安省佛教会的指令,成立抗日救国会,有的还举办僧尼救护班。太虚途经贵阳时,应邀在省民众教育馆作了题为“佛教与抗战”的演讲。

  全省有30余县有佛教会。

  二、庙产兴学

  民国元年(1912年)唐继尧主政之初,即以“酌拨庙产以兴学”为由,令各地方官督同公正寺僧,认真核实各属庙产,全行没收。后袁世凯政府于民国2年和4年(1913年和1915年)颁布《寺庙管理暂行规范》和《管理寺庙条例》(31条),取缔中华佛教总会,把寺庙的一切权利集中于地方行政长官手中,并继续开展“庙产兴学”。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监督寺庙条令》13条,仍然坚持“庙产兴学”,其中还规定寺庙财产要向地方官署呈请登记,要按财产情况举办公益或慈善事业,否则地方官有权革除寺庙住持之职。省民政厅发文各县,要求按《监督寺庙条令》执行办理。在寺庙登记中,省内多数县及乡镇都强占寺庙办学,查抄庙产,拍卖寺院田土,驱逐甚至关押殴打僧尼,捣毁寺院佛像,官吏、土豪、劣绅乘机侵占庙产,纠纷不断。次年,省教育厅长陈廷纲提出没收庙产以供办学之资的提案,引起全省僧尼的抗议。各地佛徒遂集会贵阳,召开全省佛教教徒代表大会,成立第二届省佛教会,选举平刚出任理事长,以抵制《监督寺庙条令》和陈廷刚的提案。但政府、军队等占用寺庙或庙产办学校之事仍多有发生。民国19年(1930年),玉屏县县长杨正凡带领学校师生打菩萨。民国26年(1937年),兴仁县政府以办公益事业为名,强令寺庙捐献庙产;正安县县长周凤文抽提庙谷,以济公用。民国30年(1941年),道真县县长韩续初提取36座大庙稻谷582石、包谷3石,拟作创办道真中学之用。民国30~34年(1941~1945年),岑巩县县长张止爱开展“新生活运动”,除将县境内50多座寺院改作乡保国民学校外,还烧毁庙堂寺院41处。民国31年(1942年),德江县政府提官产、绝产、匪产、庙产归公,绝大多数寺庙被机关、学校占用。民国36年(1947年),梵净山香山寺被省立江口农校占用为校舍,田土亦被占用,寺内佛像均被农校学生焚毁。

  民国时期的贵州省佛教会,除第一届外,均以抵制“庙产兴学”为工作重点。民国18年(1929年)贵州省第三届佛教会在贵阳成立,全省52县僧尼代表出席,要求团结一致抵制“庙产兴学”,自办佛教文化事业,并呈文省政府民政厅要求撤销执行《监督寺庙条令》的决定。民国19年(1930年),以持省为代表的1000多名佛教徒在贵阳举行示威游行,向政府请愿,反对“庙产兴学”。

  三、开展佛教教育

  佛教会十分重视教育,民国24年(1935年)召开的第五届省佛教会确定普及平民教育,设立佛学研究机构、应化研究所,强迫僧尼就学,提高其素养等事项。

  为培养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提高贵州僧尼的文化素养,弘扬佛教教理,贵州成立了贵州佛学院(贵州省佛教会主办),高峰佛学院,黔明佛学院,以及天曦办贵阳大觉精舍天台讲习所,印顺办贵阳大觉精舍大觉佛学院,持省办贵阳般若寺莲宗修学院,月印办楞严速成班,昌明办安顺清凉洞五众学处,心和(尼)镇宁寿佛寺僧尼训练班办等。高峰佛学院民国30年(1941年)开始筹建,民国32年(1943年)2月召开第一次筹备会,通过了《高峰佛学院简章》,确定了造就僧才,弘扬佛法,实现佛陀救世精神的宗旨,成立董事会。后又制定了《高峰佛学院组织大纲》、《高峰佛学院办理情况与发展计划》。佛学院由太虚任院长,持省任副院长,印法为教务,慧海为总务。佛学院于1943年春开学,首批招收的学员为20名,食宿全部由学院供给。3年后,因当局加重赋税,办学经费困难,被迫终止。民国24年(1935年)第五届省佛教会后,黔灵山弘福寺、贵阳东山、平坝高峰山联合开办了贵州佛学院,由果瑶法师任院长,省佛学会理事长平刚兼任名誉院长(并讲授唯识学)。学院虽开办了1年,培训学员50名。

  四、出版书籍和办刊物

  民国3年~34年(1914~1945年),贵州文通书局出版了《金刚经注释》、《博古心传》、《贵阳高峰山了尘和尚事迹》、《黔南会灯录》、《语嵩语录》(12卷)、《明季滇黔佛教考》、《佛学小辞典》和《佛学经律论》等佛学书籍。

  民国33年(1944年),著名佛教刊物《海潮音》月刊由重庆迁至贵阳,黔明寺僧众积极给予支持,以合刊的形式在寺内编辑发行两期,是为贵州有佛教刊物之始。民国35年(1946年)高峰佛学院出版《高峰特刊》,编辑明照,内容有高峰山历史、高峰佛学院创办经过以及佛学知识等(仅办1期)。此外,太虚的皈依弟子李思齐在其主办的贵阳《力报》上特辟副刊宣传佛学知识。昌明撰写了《极乐方便谈》、《心经客观谈》、《正方便乘》,罗子达辑录了《了尘和尚事迹》等书籍。

  五、著名僧人及活动

  民国28年(1939年)1月,太虚由四川至贵州,住贵阳黔明寺,在寺中讲唯识学,参加者有平刚、聂树楷、徐露园、周伯庸、和绍孔、刘智融等。后四众弟子请他在贵阳民众教育馆(今人民剧场)作了题为《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的讲演,号召众僧要树立佛陀“降魔而后成道”的精神,积极参加到抗日救国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去。民国31年(1942年)底至民国35年(1946年)初,太虚还担任高峰佛学院院长。

  民国32年(1943年)初,虚云回广东途经贵州,住贵阳黔明寺1周。2月1日应黔明寺方丈广妙及贵阳信徒邀请,在黔明寺开示。

  广妙(1873~1946年),号宏慈,贵州桐梓人,俗姓吴,青年出家。多年研习天台宗。又至苏州灵岩山习净土宗。民国6年(1917年)返黔,民国8年(1919年)任平坝高峰山住持,重修寺宇,新塑佛像。民国13年(1924年)任贵阳东山栖霞寺住持。民国14~21年(1925~1932年),重修栖霞寺。民国21年(1932年),在平刚、向义等居士的支持下,收回并重修贵阳黔明寺,并在舒家寨、朝阳洞修建下院各一所。

  天曦,湖北襄阳人,天台宗44世传人。民国初年任盘县丹霞山护国寺住持,传天台宗。民国5年(1916年)住贵阳报国寺(址在今城西北石板坡)。民国13~29年(1924年~1940年),应华之鸿(居士)之邀住持贵阳大觉精舍,创办了天台讲习所。学僧多时达60余人,著名者有昌明、果明、超伊等人。民国13年(1924年)又在舍内成立佛教流通处,其后亲赴上海购来《碛砂藏》1部贮于舍内。

  云南丽江噶玛噶举派寺院普济寺活佛圣露,民国34年(1945年),应黔中平刚、拓滨诸人之请,从云南丽江来贵阳,在黔明寺传授西藏噶举派(俗称白教)密教。

  怀一,民国37年(1948年)夏至贵阳,住黔明寺,欲前往东南亚。因贵阳四众挽留,是年冬在寺中讲《法华经》。民国38年(1949年)7月,华问渠迎请住持大觉精舍。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邀怀一至贵州大学讲《般若心经》1周。

  六、其他活动

  民国时,各地新建了一些寺庙。贵阳有华之鸿出资修建的大觉精舍,民国9年(1920年)开工,4年建成(俗称华家阁楼)。主体建筑为阁楼(5层),高20余米,门窗雕刻精细,较为壮观。建成后礼聘天曦为住持。文殊寺建于民国17年(1928年),由华严寺如宗(尼)等化缘购地建造。有大殿及左右厢房。地方人士喜欢庙内清净,常于寺内聚会,寺院收入得以不断增加,在贵阳有一定影响。此外还有白云金山寺,修文金凤寺,息烽观音庙,遵义玉佛寺、三层岩寺,都匀报恩寺、九龙寺,福泉有慈恩寺,兴仁建普陀寺等。

  民国26年(1937年)冬月,遵义县玉佛寺传戒,108名僧人参加;民国38年(1949年)冬月,遵义县瓦厂寺传戒,78名僧人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佛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条规定,政府依法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第十三条第五款规定,农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长期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二十一条规定:……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坏。

  人民政府组织佛教界人士学习时事政治。贵阳以黔明寺为中心,组织僧尼及部份居士学习党的宗教政策。佛教徒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1951年,贵州佛教界积极响应国家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加示威游行,人数达9000余人;许多佛教徒还参加捐款购飞机,支援志愿军抗击侵略者。

  在佛教革新运动中,贵阳市僧尼所组建的生产合作社计有6个:佛新织布织袜手工业社(怀一、镜明负责);佛慈手工业社(圣中、海能负责);工农织布社(朝悟等负责);黔明手工业社(续宽负责);觉园缝纫工艺社(尘空负责);东山六和蔬食社。市郊农村组建有六冲关佛慈农场,开荒面积有两斗(指种子)。东山、小关、相宝山、松山村、黔灵山、花果园、观音洞、麒麟洞、茅坡等处僧尼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部分僧人从事商业、小手工业及其他职业,70%的僧尼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贵州农村的广大僧尼,以宗教职业者身份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与普通农民一样分得了土地,并将多余的寺庙财产交给农会,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省宗教处于1960年调查了25个县、市僧尼状况,在1385名僧尼中,有1147人从事农业生产,167人从事商业,63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参加劳动人数占总数的99.9%。

  人民政府于1952年、1959年、1961年先后3次拨款对省内有历史文物价值、影响较大的寺庙进行分类保护和维修。列入第一类保护寺庙的有:贵阳黔灵山弘福寺、东山栖霞寺,平坝高峰山寺、天台山寺,遵义金顶山寺、湘山寺、瓦厂寺,安顺金钟山寺、圆通寺,盘县丹霞山护国寺,黄平“黔南第一洞天”,镇远轿顶山。还协助佛教界选派明照等青年僧人到佛学院培养。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贵州怀一、定安两位代表出席,怀一当选为理事。1954年,安顺县(今西秀区)成立佛教会;1958年,贵阳市成立佛教协会。

  1955年2月,怀一被推荐为贵州省政协第一届委员,后各届委员会都有佛教界代表人物参加。一些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宗教人士。

  “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寺观教堂被封闭或占用,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文物古迹被破坏,宗教书籍、物品被焚烧,佛教界人士被批斗,信教群众受冲击,造成不少冤假错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申和全面贯彻落实,对“文化大革命”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僧尼,给予平反,妥善安排,将寺庙还归佛教管理,组织修复重建寺庙。1979年以后,贵阳市佛教协会恢复工作,不久,遵义、安龙等地相继成立佛教协会。1988年5月,贵州省佛教协会成立后,认真抓了佛教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人才培养,通过办培训班,选送僧尼入佛学院等多种形式培养了一批人才。1999年,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省佛教协会在贵阳黔灵山弘福寺、乌当下埔回龙寺举办二部僧传戒,全国20余省、市、自治区的519名僧、尼前来弘福寺求戒。

  佛教信众积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扬佛教热心公益,扶贫济困,自利利他的精神,积极参与“希望工程”、扶贫、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弘福寺组织专家、学者整理出版贵州佛教史料丛书—《黔灵丛书》5册,1998年又成功举办了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湘山寺于1999年9月举办了迎澳门回归、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遵义——厦门书画联展,出版书画集《遵厦秋韵》。截至2000年底由佛教界捐资或通过佛教界联系捐建的“希望小学”已达30余所;用于扶贫救灾的资金、物资共计为300多余万元。此外佛教还积极参与保护文物,发掘整理佛教文物古迹,出资对一些明、清寺庙建筑进行了整修,发展文化及旅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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