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季老任公讲佛教

　　听季老任公讲佛教

　　·西窗小札· 岱峻

　　7月11日下午，我在成都市艺术馆作一个讲座，提到梵语和季羡林。讲座毕，一老者上前告我，季羡林上午走了，还有一个国学大师任继愈同时去世。我蓦然一惊。此后的一段时间，各大媒体都在高调宣传这两位“国学大师”。（季老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的“东方学”，平生研究大致范围是“中印文化交流”，他自己就反感称他“国学大师”。）也许，最好的纪念是了解他们的思想，于是连日来我在灯下夜读，力图走进他们的学术人生。

　　二老（弟子门人分别称之为“季老”、“任公”，今且附骥）的共同点都是鲁人，学问都与佛教沾边。季老是从语言（吐火罗文、梵文等）证历史，任公则是从哲学看佛教，两人的治学门径不同。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五六世纪，此时恒河流域的印度、尼泊尔一带尚未出现文字，印度文字的诞生至迟不晚于阿育王时代（-275年——-232年），因此佛陀的最初弘法是口头传播，大约在他圆寂二百多年后，文字才出现，才开始有了写在贝叶上的经卷。因此佛经与《论语》不同，虽也是弟子整理师尊的遗教，但《论语》要严谨精确得多，更接近孔子的本意。而佛教的传播却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解读空间。

　　二老在接触佛经的过程中发现，所谓“佛说一切经”中，有大量整理者编纂者的“贡献”，前后文自相矛盾，语体风格极不统一。任公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时，发现房山石刻经中有大量的衍字“一”，原来是工匠偷工减料以多挣工银。任公谈到，前人在输入佛学时，总是根据自己的民族特性进行选择，比如汉译佛经并不重视因明（或许中国人不重逻辑？——作者注），而因明学的部分在藏传佛教的经卷中却大量存在，至今喇嘛寺里尚有“辩经”的习俗；印度的数学、计算机编程皆领先亚洲——不知与因明学的发达有无关系？

　　佛教在东汉，大概是公元一世纪后传入中国。北传路线并非学界通常所说的梵语，而是流传于西域的“胡语”。任公在著作中提到，晋代僧人道安曾指出要“译胡为秦”困难重重，直到中印交通条件改善后，才有较多“梵夹”自印度挟来，供汉僧笔译。季老认为，所谓“胡语”，即吐火罗文，属印欧语系，分为流行于新疆焉耆一带的吐火罗文A，和流行在新疆龟兹一带的吐火罗文B，近年考古发掘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经文残卷，还发现有印欧人种的干尸。或许此地曾生活着一些从欧洲大陆迁徙来的民族？

　　佛教的传入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传入。季老曾多次论证，印度民族极富幻想，产生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寓言，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汉文化也影响极大，比如“曹冲称象”、“黔驴技穷”等寓言，以及《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僧等人物原型，皆来自印度。季老还考证出《列子》是一部伪书，抄自竺法护所译《生经》。此事得到学术界胡适等人的首肯。这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列子作为战国前期思想家，作为老庄之外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至今仍写进各种史籍，为国人津津乐道，为研究者提供衣食俸禄。

　　随佛教传入中土的还有科技，比如种蔗制糖等。但文化的传播绝不只是单方面的“接受”，而是双向交流。中国的养蚕缫丝织锦、造纸和印刷术，以及后来“倒流”的制白糖等也都传到印度，在恒河和印度河流域生根。季老一部扛鼎之作就是80万字的《糖史》。

　　在中国，道教为何始终不如佛教兴盛？任公认为，佛教抢占了先机（东汉传入，此时道教尚未普及），接受了封建宗法制度，也以其因果轮回的思想迎合了统治阶级，在多个时候被定为“国教”，发挥着“摄政”或“辅政”的功能；而道教在汉末黄巾起义时，张角即举起道教旗帜，因此道教为历朝统治者警惕。

　　任公是马列主义的宗教学者。他的恩师熊十力曾宣布不接受马列主义，不信唯物论。任公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一文中说：“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回信，说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据任继愈自述，他们书信往来依旧，但再不探讨学问。

　　季老的思想或如他评价其师陈寅恪，只领会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季老的文章虽有老人的絮叨则更多人性的温馨。他不避讳与胡适的师从关系，十分服膺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对历次政治运动对学术的干扰和对知识分子的冲击都留下了“讲真话”的回忆。

　　而今大师邃归道山，留下黄钟遗响，令我们遥想感叹，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