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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帝师寺

       

发布时间:2009年07月13日
来源:不详   作者:陈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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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帝师寺

  来源:中国藏学  作者:陈立健

  [摘要]《至顺镇江志》是仅存的少数元代地方志之一。作者俞希鲁,镇江人。该书记载了元仁宗、元英宗时期元朝在全国各个路、府、州城为纪念八思巴而建立帝师殿的史实,以及镇江蒙古字学的教学和管理情况。从其有校址、有师生、有课业、有知识传授的学校,可见当时八思巴创造的蒙古字学已推广到郡一级。这些都对藏族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镇江;帝师寺;蒙古字学

  [中图分类号]K281 = 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一557(X) (2004) 01一0059一04

  在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国家或者政权的最高主宰—帝王的崇奉和支持,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延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佛教在中国也遇到过“三武一宗”的禁佛运动,因帝王君主的反对而使佛教的发展中途遭遇到重大的挫折。此诚如古人所总结:“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

  宋代党项人建立了西夏王朝,在崇信佛教方面超过以往各朝代,开始任用佛教高僧担任国师和帝师。据学者们近年来的研究,西夏的国师和帝师之中,有不少人是藏族的僧人,他们或者出身于西夏统治下的吐蕃部落,或者是从乌思藏、康区等地受西夏王室的迎请到西夏去传法和供职的。到蒙古汗国兴起,成吉思汗率军攻打西夏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藏传佛教在西夏地区的巨大影响,颁布过优待藏传佛教僧人的“扎撒”。元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受命统治西夏故地后,于1244年邀请藏传佛教萨迎派高僧萨迎班智达前往凉州会晤,1247年初他们在凉州的会谈,奠定了西藏统一于祖国的大业。其后,萨迎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在1253年忽必烈奉命南征云南大理而驻军六盘山时,因忽必烈的召请而前往六盘山会见,以萨迎派传人的身份和渊博的学识受到忽必烈赏识。1260年,忽必烈登上大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领天下释教。之后受忽必烈之令创制大元国字,升号为帝师。自此开始,元朝各代皇帝均以藏区高僧为帝师(多为萨迎款氏家族之人),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帝师制度。

  有关帝师的由来和历任帝师生平业绩以及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在元代使用的情况,专家学者们都曾作过详细研究和论述,对其中大部分的问题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不过,随着新的史料的发掘和出版,对一些以前比较模糊的认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下面笔者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中的《到顷镇江志》中有关帝师寺与蒙古新字方面的记载加以说明,以冀能对前人的研究有一旁证的作用。

  镇江市地方志办公室在《至顺镇江志》的弃言中说,《至顷镇江志》是仅存的少数元代地方志之一,作者俞希鲁,镇江人,是元代“京口四杰”之一,“学问浩博,淹贯群籍”,并特别指出:“本志在众多的古地方志中,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特点。首先,它很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如当时的土地分配、赋税的征收、土产贡物等,书中均有详述。其次,它还记载了基督教徒(也里可温)和伊斯兰教徒(回回人)在镇江的事迹,以及驱口人数等,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某些特点,是研究我国宗教史、民族史的重要资料。对此,外国学者亦极重视,早在20年代就有人利用本志来印证《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对于藏族史的研究来说,《至 顷镇江志》的价值则在于它更加清楚说明了元仁宗、元英宗时期元朝在全国各个路、府、州城为纪念八思巴而建立帝师殿的史实。据吴澄的《抚州路帝师殿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颁特旨。圣心眷注,律加隆于文庙,不与其余不急造作同”。从中可以看出在元仁宗时起,就颁旨命全国兴建帝师寺,而且规格上要超过文庙。但元代大量记载表明,各地奉朝命建帝师殿、寺,是在元英宗时期。镇江地区建造帝师寺就是在“至治元年秋八月,郡奉诏立寺祠帝师。越明年五月,寺成,刻石纪绩”。而《至顷镇江志》的特别之处,则在于具体记载了兴建帝师殿的主持人员和帝师殿的规模,其中的文字说:“维时郡达鲁花赤中大夫臣朵儿赤实敬往厥事,总管中议大夫臣毛庄,暨同知奉议臣萧处默、府判奉直臣瞿仲、推官承直臣李谦、经历承事臣韩郁、知事将仕臣许公正,烙慎共亿,爱巫爱卜,营于城南瞰。备物致用,骏奔王作。分命录事司达鲁花赤臣伯颜、丹徒县达鲁花赤臣亦的不花、丹阳县达鲁花赤臣赞寿、金坛县达鲁花赤臣罗里、丹徒县主簿臣教化,各率其工,若民以致,事无敢后。”根据《至顺镇江志》关于历任官员的记载,以上的人员中朵儿赤是维吾尔人,毛庄是籍贯大都的汉人,萧处默是籍贯广平的汉人,瞿仲是籍贯单州的汉人,李谦是籍贯益都的汉人,韩郁是籍贯东平的汉人,许公正是籍贯东平的汉人,伯颜是蒙古人,亦的不花是维吾尔人,赞寿是钦察人,罗里是回回人,教化是籍贯南阳的汉人。从参与兴建帝师殿的官员的民族成分,也反映出元代江南的官员由多民族组成的特点。关于帝师殿的规格,虽然学者们已经熟知其规格视儒家的祖师孔子有加,并因此使得后来的许多汉族文人为之不平,但是各地的帝师殿的具体规模大到什么程度,还没有见到过具体的记载。而《至顷镇江志》记载镇江的帝师殿在府城内范公桥东南,是镇江南仓的旧址,“其面势:左山右河,市拱林卫,雄秀而丰厚。其制度:门庞殿堂,有严有翼。其室高明而宏深。凡屋五十亩,其地四十九而有奇”。这样的房屋占地50亩,园林面积将近50亩,总面积达100亩的大寺院,集中镇江府的几个县的力量,“作二十有九旬乃成”,也就是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关于蒙古新字的由来及特点,此镇江石刻辞中详尽记载有:“维皇元肇造区夏,字书未有创制,在世祖皇帝时,巴思拔帝师协赞圣漠,爱始撰作,本西番书,纲纪音画,音以为宗。而字有母,轻重浊清,损益降升,母子根干,文生字成。字约音传,四变而极。衡纵贯通,其施弗穷。于是刻之玺宝印符,笔之诏令文议。”这里的八思巴帝师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和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41个字母,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救及诸王后妃令旨"赘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凡为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阁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在地方上的蒙古字学成为必修之课。

  渡于地方上的蒙古字学的情况,《至顷镇江志》也有几处记载,可以加深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在讲到元代镇江的学校时,《至顷镇江志》说:“皇元尊崇圣教,修完庙学,备形诏旨。然昔之为学也一,今之为学也增其三焉:曰蒙古字,曰医,曰阴阳。所肄之业不同,其于严师弟子之道,以相授受,则亦未始不同也。” 这也就是说,元代镇江的蒙古字学也是有校址,有师生,有课业,有知识传授的学校,可见当时蒙古字学已经推广到郡一级了。镇江地方的蒙古学校则因地方狭小而移到了范公桥南的帝师殿中,正是元至治年间所修的帝师寺之处。“蒙古字学,在范公桥南帝师殿内,旧在正赐库巷。至元二十一年,改宋总干厅屋为之,规槛狭小,不足以容弟子员。至顺二年移置此。至顺二年奉圣旨,节文:学校房舍,在前尝令有司拨付,如今依各处已行起八思麻帝师殿宇,就令于内训教。未经起合殿宇去处,有司依上拨付。所据生员饮膳,拨与系官荒闲田土。” 朝廷为了解决蒙古字学校的房舍将帝师殿先利用起来,对没有修出帝师殿的有司必须拨房舍解决之,并将荒闲田地拨给蒙古字学校以解决其饮食来源。移至帝师殿后,就更便于对帝师的尊崇了。“延枯三年六月,先皇帝采扼群言,博议朝著。王视功载,锡之荣号,作庙勒碑,月渴岁祭,通乎天下。”④可见对帝师的褒崇已经有些超出了儒家对孔子的尊崇程度。

  在记载元代镇江的地方官员时,《至顷镇江志》列入了学职一节,即记载蒙古字学、儒学、医学、阴阳学这四种学校的历任的教授和学正、学录等教职工(元代学校的教职工是归入到地方官员的系统中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职人员之前,《至顷镇江志》议论说:“(北)宋庆历中,令诸路、军、州,各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更置县学。教授之职,则委运司及掌吏择幕僚、州县官或举人有德艺者充。(南宋)熙宁中,并从中书门下选差,于是教授始命于朝。皇元乐育英才,儒学之外,又置蒙古字学,以阐同文之化。至于医家者流,阴阳家者流,亦莫不有学,皆设教授,以训迪后进。文治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国字在诸字之上,故以冠于三学之首。”作者在这里明确说明了元朝创制蒙古新字和设立蒙古字学的用意,蒙古皇室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在文化上不能不尊崇孔子和儒学,争取汉族儒士参加国家的管理,但是又不愿意造成汉族的儒家在文化教育上的绝对的优势地位,于是就借助西藏的高僧八思巴来创制蒙古新字,将其定为国字,并设立蒙古字学,以期打破儒家的文化和教育上的垄断地位。元朝还加入医学、阴阳学,将原来在民间师徒传授的学问由政府设立学校管理起来,其用意也是要打破儒家在教育上的垄断地位。元朝的这些措施,虽然并不一定达到了“阐同文之化”、“文治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的预期目的,但是它对中国语言文字学、医学等学术的发展,无疑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至顷镇江志》还记载,“至元八年,(蒙古字学)随路设教授,择民间之俊秀者充,生员应举中选,仍授官职。官员子孙弟侄堪读书者,并听入学。今教授之下,复设学正。镇江以下路,例设生员二十五人。”镇江路管县不多,所以属于下路,是规模较小的路,其蒙古字学额定25名学生,但是如前所述,至顺二年仍以原址狭窄而迁移到帝师寺,并且拨给官荒闲田,以解决学生的饮食生活,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蒙古字学的学生应该是在学校住宿并由学校供给生活的。

  至于蒙古字学的教职人员,《至顷镇江志》记载镇江蒙古字学的教授有:“程谦(原注:字受益,教授之设,自谦始。后仕至两淮盐运副使)李伯颜察儿薛彻只笃(原注:字平叔)高世英鹿忽都不花郭亨何哈八台”,学正有“张包先(原注:又名志学,字时敏)俞俊(原注:字子俊,松江人)”。这就清楚地说明,在元代全国各地的蒙古字学中担任教授和学正等学官的人员,并不完全是蒙古人、藏人、西夏人等少数民族官员,还有一些汉人,甚至籍贯是江南的汉人,也参加了蒙古字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蒙古字学在推动元代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方面,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这几处地方志上的记载来看,忽必烈即位之后,鉴于辽与金朝都制有“国字”,于是诏令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代替原先借用畏兀字拼写蒙古语的窘境,并推广到全国使用。在推广过程中,元廷想借树立创制蒙古新字的帝师八思巴的威望,修帝师寺并令全国“月渴岁祭”,以达到推广“国字”来政通令行的目的,同时也似乎有崇帝师八思巴以取代汉地儒家孔夫子之嫌。虽然元代之后,这种新文字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从地方史料中我们可看到当时为推广这种新的文字,元朝中央政府所作的种种努力,至于当时推广使用时具体实施的效果情况如何,还有待于再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责任编辑(特约)季垣垣]

  [作者简介]陈立健,蒙古族,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甘肃夏河74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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