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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读辽咸雍四年刊《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杨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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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读辽咸雍四年刊《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杨卫东
  前不久,河北省涿州市文保所征集到一件辽代刻石,其题记文字为研究当时燕京地区的地方历史、寺院经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中关于辽代大藏经(即《契丹藏》)的一些信息,更是弥足珍贵。
  一、 刻石的概况
  从形制和内容上看,此石属纪事类经幢,刊立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出土时经幢的天盖与基座俱失,仅存幢身。幢身汉白玉石质,高67厘米,直径宽31.5厘米;八棱形,其中大面宽15.5厘米,小面宽10厘米。幢身八面刻文,均为正书、竖刻。首面额题“奉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佑皇帝特建香幢”22字,正书,竖刻,字径约5厘米。第二面至第七面为题记、题名与免税田亩的数量及界至,计29行,每行20至30字不等,字径1厘米左右。第八面为经文,首题“烧香真言曰”5字,真言(经文)3行,38字,字径2厘米。题记文字为:
  “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首座晓能 晓伦 晓寂 讲经律弘幽 晓进 晓俊 诵经晓赟□□晓临 弘净 道□ 法俊 讲经律论方□前监寺观尚座讲论□□ 法□ □□讲论弘宾弘纪 弘晟 道□ □□□□讲经论道□ 弘□ □□讲经弘关 讲经迫祥 院主道信 □□道□道□讲经弘远 弘源 弘清 □□□□寺讲经论沙门晓□书 □□□刘司□□  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以下为免税田亩方位、坐落及数量的具体明细,近600字,字多漫漶,略去不录——笔者注)”。
  这件佛教石刻的撰文与书丹出于释子之手,从文章和书法的角度看,不仅记文粗略,而且笔力稚拙,且书写不循行款,实无佳处。然而,可喜的是,幢记中关于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僧众,在辽咸雍四年六月舍财“新赎大藏经”“圆满周毕”,与当时政府以免征田税的办法筹资刊印大藏经的政策,为我们今天了解距今九百多年前著名的《契丹藏》是如何刊印、流布的,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件《新赎大藏经幢》(为叙述方便,暂定此名——笔者),是继现存于北京西山大觉寺的咸雍四年《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之后,第二件与《契丹藏》有关的辽代刻石,而且其文献意义,并不逊于前者。
  为了深入了解这件石经幢的价值,有必要对于《契丹藏》及其研究情况,先做一点简要的叙述。
  二、关于《契丹藏》
  《契丹藏》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佛教文化典籍,它的刊印与流布,是辽代中晚期社会文化与宗教活动中的一件大事。据上文提到的《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碑文记载,《契丹藏》凡579帙,如果以每帙为10卷计算,共有5719卷。其实“契丹藏”是后世对辽刻佛教典籍的称谓,以别于历史上其它朝代的藏经之刻,而在辽代,则统称之为“大藏经”。
  所谓大藏经者,即佛学经典的总集,也叫做一切经。有关学者研究认为,藏经之刻,首创于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后世称之曰《开宝藏》,可惜这部藏经已佚,目前所存残帙不足10卷,今天已难考出其具体的经目①。继《开宝藏》之后,便是辽代所辑刻的《契丹藏》了。
  关于契丹大藏经雕印的具体时间,诸多研究者曾一度众说纷纭。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以为“约为辽兴宗(1031~1055年)迄辽道宗时(1055~1101年)”。罗炤先生认为“契丹藏雕印年代始自辽兴宗重熙年间,终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②。据辽南京(今北京)著名僧人觉苑所述,兴宗命远近搜集的佛经,都付雕印,并要人详勘,觉苑因此参与校勘。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辽兴中府建灵岩寺,曾购得藏经一部收藏,以广流通(耶律劭:《灵岩寺碑铭》),大抵当时契丹藏已经初步印行。道宗时,则继续收罗,校勘入藏,即《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石碑所载:咸雍四年(1068年),“今优波赛南阳邓公从贵……又五十万及募同志助办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③可为印证。此外,罗炤先生认为:“契丹藏前后有“统和本”与“重熙——咸雍本”两个版本:“统和本”共五百零五帙,编校主持人诠明,目录为《开元释教录》及诠明所撰《续开元释教录》三卷;“重熙——咸雍本”共五百七十九帙,编校主持人可能即是觉苑,目录是其太保大师(可能即觉苑)所撰的《契丹藏》入藏录。”④据罗炤先生之考证,则清水院之“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实为《契丹藏》的重熙——咸雍本。另据《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师赐紫沙门觉苑,玉河县南安窠村邓从贵合家承办永为供养”的款识⑤,可确证“重熙——咸雍本”大藏经确为觉苑编校和主持雕印,而最后完成的时间,应该是辽道宗咸雍年间,这一点,新发现的《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亦可做辅证。
  《契丹藏》失传已久,其“面貌”如何,历代研究者多有猜测而未敢定论。所幸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了《契丹藏》的少数残卷,为深入了解这部古代佛教文化典籍提供了实物资料,从而明确知道了其编辑及雕版印刷的地点在燕京(今北京)的寺院内(如弘法寺),董其事者,皆为当时的一些高僧大德。
  三、“新赎大藏经幢”刊立的社会背景
  经幢是佛教刻石中的一种,因其形似幢而得名。幢是佛教用品,原来是一种由丝帛制成的伞盖形状的装饰品,顶端装如意宝珠,下端装有长木杆,树立于佛像前;后来人们用石块模拟其形建造,是为石经幢。考古发现证明,石经幢的建造始于唐代初年,一般作八楞柱状,亦有六楞、四楞或用多种石块雕饰而成。柱顶有盖(俗称“天盖”)为檐,单檐、重檐、多檐不等,多雕垂幔、璎珞图案为饰。柱身刻经文或佛像,经文多汉、梵文相间,佛像则或浮雕、或线刻。经幢内容丰富,形制不一,往往先刻经文,后有题记和题名,文字多镌于幢身;造型或简或繁,有置多层“天盖”和须弥座者,雕饰亦渐趋繁复。经幢名称繁多,有称“八楞碑”、“石柱碑”、“八佛头”的,也有称“法幢”、“妙幢”、“宝幢”、“花幢”、“顶幢”、“香幢”的。如涿州文保所征集的这件经幢,额题中便自称“香幢”。
  经幢以刻写佛教经文为主,原来的目的是用于留存和传播佛法,后来则主要用于祈福祛灾,也偶有用来纪事的(仅限于佛教活动),如这件《新赎大藏经幢》,可称为纪事幢。目前发现的辽代经幢,大都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有刻写《金刚般若经》、《多心经》、《华严经》、《智矩如来破地狱真言》、《七惧藏佛母心大尊那真言》,而且大多梵、汉间书,也有全用梵文的。信奉佛教的人相信:刻写了经文的经幢,其影子映照在身上,其微尘沾染于身上,即所谓“尘沾影覆”,就能使人消除罪业,免入地狱;而建造经幢,更是功德无量。
  《新赎大藏经幢》所刻经文仅38字,均为汉文,而且名为《烧香真言》,这在目前所知的辽代经幢中,十分罕见。烧香,是一种佛教仪式,为五种供养及六种供养之一。世谛的解释为拂邪气、请神灵;第一义谛的解释为能使所修之功德,遍及于一切处。按幢记中所记的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僧众们“各舍净财”赎大藏经的行为,自应是无量之功德,而弘扬这种功德使之遍布于一切处,便是其刻写《烧香真言》经而不用其它经文的原故了。
  经幢是一种佛教石刻,也是古代的一种建筑小品。有辽一代,这种石刻十分流行,分布也很广泛。涿州在辽代隶属南京析津府,下领范阳、固安、新城、归义四县,其佛教文化活动的范围,应划入燕京(今北京)文化圈内。今北京地区的辽代经幢石刻,大多数发现于伽蓝旧地或市坊遗址,多为僧人或善男信女所建。其形制、规格各异:精美者奇巧胜出,简略者粗拙质朴;大者逾丈高,小者仅数尺。幢身以刻经为主,多数附有偈语颂赞,有的附有题记和序文,文后则大都刻写施助者的名姓与刊立年款。此《新赎大藏经幢》从仅存的幢身看,无疑是一通规格较小、形制简单的纪事幢。
  此幢的幢身首面,竖刻“奉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佑皇帝特建香幢”22字,明确表示建幢纪事是为祝延国祚和为皇上祈福的主旨——因为刊印和赎买藏经一事,乃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倡导的。“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佑皇帝”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尊号。《辽史·道宗纪二》载:“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号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神睿孝天佑皇帝”。对照史籍,幢记中道宗的尊号为“广智”2字,又“聪仁”在《辽史》中作“总仁”。这些,都可以相互对照,以订史之误。
  在道宗一朝的幢类刻石中,这类额题“奉为天佑皇帝……”的经幢,比较多见。如上文提到的大觉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昌平龙泉寺《舍利塔记》及现存涿州市华阳公园内的歧沟村经幢,均题有“奉为天佑皇帝”的字样。
  上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很深的社会原因的。因为在辽圣宗至辽道宗时期(983~1101年),是辽南京(今北京)地区佛教活动最兴盛的时期。在我们佛教史上,由于帝王扶持倡导而法事大兴者,虽不乏其例,但尤以辽代为甚。如辽圣宗耶律隆绪,用时人的语言来说,就是一位“垂衣而御宇宙,握镜以统黔黎”的人皇令主兼觉皇佛主的皇帝。据文献记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耶律隆绪曾临幸燕京延寿寺和延洪寺礼佛;统和十二年(994年)十二月,以景宗像成,又幸延寿寺并饭僧;统和十五年(997年),再次临幸延寿寺。圣宗之子兴宗耶律宗真也是一位佞佛的皇帝,有记载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以宣献皇后忌日,兴宗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燕京悯忠寺、延寿寺、三学寺。而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不仅与其列祖一样崇信佛教,而且钻研教理,对佛学有较高的造诣。相关文献记载,道宗通晓梵文,深究佛理,据传他尤善佛教华严宗之教理,对佛教其它宗派的学说亦通二三。因而辽道宗在位的45年间,对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各宗派均加弘扬,各佛教宗派于辽国流行之盛,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当时有一位叫法悟的和尚,曾著文盛赞辽道宗佛学修养之深:陛下传刹利之华宗,嗣轮王之宝系;每除庶政,止味玄风。升御座以谈微,光流异端;穷圆宗而制赞,神告休征。在这各溢美之辞中,他指出了道宗深谙华严之学,并为华严之教亲制赞文。事实上,辽道宗的确对华严之学颇有研究,他曾著有《华严随品赞》、《华严经赞》和《华严经五颂》等文论,在当时颇有影响。而《契丹藏》能在咸雍年间刊印完毕,无疑与这位佞佛的皇帝有极大的关系。
  四、《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的文献价值
  幢记的文字虽然较多,但去掉题名、免税田亩明细与界至及经文,与《契丹藏》相关的记述,则仅有二段,计68字。一为“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一为“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前段文字中的范阳,是辽代涿州的倚郭县,辖域约略与今河北省涿州市相等。歧沟关,遗址在今涿州市松林店镇歧沟村,唐、宋时期幽州西南重要关隘。歧沟,地方文献中又写作祁沟或奇沟。这里唐末设关,元初改名歧沟镇,清中期又名歧沟村。辽金时期是涿州西南郊的一个较大邑落。天王院,当时辽金时期涿州域内的一座著名寺院(这一点,可以从该寺院僧众能够有财力赎购大藏经,并拥有的土地数量上看得出来)。
  今天,这座寺院虽然仅存遗址,但历年都有零星文物出土,如现存涿州市文保所的歧沟经幢,就发现于歧沟村,而其上有辽、金两代天王院僧人的题记,据此可知,直到金代(1115~1234年),天王院大概仍是涿南的一座名刹。
  “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是说本院僧众集资,以赎买的形式购藏了大藏经一种,事情结束后,将施助者的姓名镌于贞石,以垂后世。这里的“净财”,即干净的钱,佛教认为施助佛事的钱为“净财”。“杂宝大藏经”疑为指大藏经中的一部分。藏经中有《杂宝藏经》,北魏时吉迦夜译,内容是举王子以肉济父母百二十一条之因缘,劝人作福与持戒。但此经仅十卷,恐非幢记中所言赎购的“杂宝大藏经”。又近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写经目录里,有《大乘杂宝藏经及唱词合册》一目,卷帙亦不甚众,恐怕也不是幢记所言的“杂宝大藏经”。另佛教有“杂藏”一语,指佛祖示寂后,佛教经典的结集,有二藏、三藏、四藏、五藏等之别。《分别功德论一》谓:“杂藏者,非一人说,或佛所说,或弟子所说,或诸天颂,或说宿缘三阿僧祇菩萨所生。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故曰杂藏”。推测,当时天王院僧众所赎的“杂宝大藏经”即是合而言之为五藏的“杂藏”。
  幢记中另一段的“咸雍二年十月日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一句,十分重要,但可惜语句欠通,易使人产生歧义多解。第一种解法是将“咸雍二年十月日”一句析出,归为上文题名的落款,那么,此石的刊立时间就应是咸雍二年(1066年)十月,而非咸雍四年(1068年)六月了。不过,此句另起一行,与“大通田……”相连做一行刻,这种刻写排列形式不像前文的结尾。而且,如将此句析出归上文,则下文“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则似缺文而不通,因“至”字上无起始之时限,则后面的“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便因无从止迄而费解。
  因此,笔者将其连读为一句,理解为天王院僧众在“舍净财”赎购藏经后,将官府免其田税的承诺刊之于石,以立此存照。
  其中免税优惠的“大通田”一词,也难确解。查《辽史·食货志》,载辽代有公田、私田与闲田三制,而无“大通田”之制。据幢记中所列“大通田”明细、数量,均在天王院周边,推测均为该院田产,即近代所谓的“香火地”、“功德田”,也许当时曾称之为“大通田”。按照幢记所列,天王院彼时享有免税优惠的大通田,计有591亩,估计这些只是其拥有农田的一部分。
  依据此幢所记,可以推知,辽朝统治者在倡导刊印《契丹藏》这部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时,曾广开筹资门路,除鼓励佛教信徒无偿施助外,还以免减寺院田亩税逐年补偿的方式,让一些较大的寺院出钱,提前“赎”购(“赎”其实是买的另一种说法,赎在这里谓“赎生”,原意是用钱买生物来放生,也是佛事活动的一种形式。寺院出钱购置大藏经不说买而说“赎”,应该是一种特定的用语——笔者注),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辽朝政府在刊印流布大藏经时的这种做法,史籍不载,所幸幢记为我们传递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还应该提到的是,记文末尾“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10字,位置排列可能有误。这10个字本是记文的首题,应按序单列一行顶格排在“大辽国涿州……”之前,而不知为什么却刻在捐资僧人题名之后,与“咸雍二年……”挤在一行,字形甚小,且书写潦草。
  清末叶昌炽认为,“辽碑文字,皆出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⑥此论虽有以偏盖全之嫌,但如以此幢书法而言,也并非刻薄之评。不过,这件辽代刻石的书写与撰文虽然粗劣,却因为传递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其文献价值不容轻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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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绍良《房山石经与“契丹藏”》,载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文物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版。
  ②见释成宽编《〈大藏目录〉与〈蓝本入藏目录〉比较分析》引文,载《中华佛学学报》第四期,1991年。
  ③见卢迎红等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④见释成宽编《〈大藏目录〉与〈蓝本入藏目录〉比较分析》引文,载《中华佛学学报》第四期,1991年。
  ⑤见卢迎红等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⑥清·叶昌炽《语石》卷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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