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KI收录的因明论文综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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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他方面的比较研究
　　就因明与文化的比较研究的大范围而言，有以下文章值得重视。
　　班班多杰在《也谈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的关系》说：“长期以来，藏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藏传佛教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丰富了藏传佛教的内涵。文章分析了藏族文化体系中诸要素的关系，并通过中外学者对文化与宗教关系的理解，对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关系进行了阐释。”
　　欧阳祯人在《浅论佛教精神与戏剧的内在联系》中说：“戏剧的本体是人。佛教的‘痛苦说’是对黑暗现实的挑战，是意志的高扬，这对戏剧在古代中国穿越儒、道的藩篱，起到了催化作用；佛教因明正理的流变思想和追求精神给戏剧的情节激荡注入了活力；佛教‘真如’、‘涅般木’的学说，也与戏剧的‘净化’理论，在形象思维的体验过程中有惊人的相似。这都是中国戏曲赖以生成的重要基石。”
　　陈洪在《清初文论中的佛学影响》一文中也谈到了因明对清初行文的影响。
　　3.藏传因明的研究
　　藏传因明是以藏语言为文化载体的，不仅是藏语言区流传的佛教逻辑，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看也是我国因明研究的最重要基础。近二十年以来，我国学者也重视藏传因明的研究，但有系统的成果并不多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藏传因明的历史与概论
　　杨化群在《藏传因明学发展概况》中说：“本文着重从“译传”和“义理”两个方面，阐述了藏传因明学的发展概况。在“译传”部分，作者介绍了藏传因明学形成、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及我国藏文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因明学著作。在“义理”部分，作者对《摄类》关于概念的划分和认识以及对概念所下定义的一般情形作了详细例证，指出因明学在佛学中的位置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所以有人称为“佛家逻辑”，它既讲辩论的形式，也有认识论的内容，实际上是阐明甚至是达到立论目的所必由之途径的一门科学。”
　　阿旺丹增在《陈那新因明的论式支分探究》中说：“在公元八世纪因明传入西藏到现在经过了漫长的一千多年，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其中经历了以陈那为主的印度大师的因明著作翻译成藏文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噶瓦则和俄列白西绕等西藏译师先后翻译了《集量论》为代表的陈那因明著作六部，《释量论》为代表的法称因明著作七部。还翻译了商揭罗主，天主慧，释迎慧、法上、智生、护善等印度因明学家的著作共六十多部。第二阶段法狮子(恰巴曲桑，1109-1169)和萨班·贡嘎坚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著书立说，开创藏传因明独特而优越的学习和研究方法。这个阶段里法狮子给法称的《定量论》作了注解，又著有《量论略义去蔽论》，法狮子还创立并规范了因明的辩论学风，著有《摄类辩论》，他的八个弟子都在因明史上颇有建树，被称为八大狮子。萨班·贡嘎坚村著有《正理藏论》，这是本综合了陈那和法称的因明要义书。他的弟子遍布于全西藏和其他地区。第三阶段是西藏的著名佛学家，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1351-1419)把藏传因明提高到新的高度。这一阶段宗喀巴极其重视因明学，写了因明的纲要《因明七论除暗论》，他的弟子们受其影响，也写了不少因明注释，从此极大地提高了藏传因明在整个佛学中的地位，成了佛学“五部大论”之一。也就是成了格鲁派考“格西”的必修课程。藏传因明经过三大阶段的发展，今天西藏学者的因明论著达二百部左右，因明学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光彩，对整个人类文化作出了贡献。”
　　剧宗林在《藏传因明学教学刍议》中指出：“公元七世纪以来，随着佛教的藏传，佛家的逻辑部分也陆续传入我国西藏。藏族学者崇尚陈那、法称之说，将此学名直译为‘tshad ma rig pa’（可直接汉译为“量学”）。‘藏传因明学’是现今中外学者对藏传量学的通称。‘因明学’是‘考定正邪、研核真伪’（大唐玄奘法师语）之学，即是一门有关推理、论证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学科。‘藏传’二字表明其不同他传的特色。藏传因明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体系的庞杂性，一是它的论证的烦琐。”
　　吕澂在《西藏所傳的因明》：“印度的因明大成于法称（約620—680）。他所著的七部因明論书是在西藏佛教后傳的初期（第十一世紀末）經俄譯师（Rnog Blo-ldanses rab， 1059—1109）的努力才翻譯完全，而西藏人自己的因明著作也是由俄譯师的三傅弟子法师子（Cha-pa Chos-kyi-sen-ge， 1109—69）开始。法师子住持桑朴寺十八年，作了法称因明論中要籍《量决擇論》的注解，又著有通論性质的《量論略义去蔽論》（这一“去蔽”yid-kyi mnn sel）的題目，后来即为一般启蒙著作所沿用）。其弟子精进师子（Brtsun-hgrus-sen-ge）更恢宏其說，于是桑朴寺成为西藏研习因明的中樞，而一般因明理論也以法师子师弟之說为准則。但是，实际奠定西藏因明学說的基础的乃是薩迦派第四代祖师薩班庆喜幢（Sa-skya Pandira Kun-dgah-rgyal-mothan， 1182—1251）。”
　　曲甘·完玛多杰在《藏族因明学概说》说：“藏族因明学分为外明与内明。文章依据藏族古文献，对此基本概念作了阐述。……学习因明的目的，就是启发心智，遇事当机立断，反应敏捷，学习典籍能很快掌握；研习物质与内心之规律，不人云亦云，力排非议。”
　　祁顺来在《因明在藏区的传播与发展》中说：“因明传入藏区，经藏族学者的精心研习、补充完善，形成独具藏民族特色的因明理论体系。它不但发展了印度因明学说，而且拓展了世界逻辑学说的研究领域。文章分析了历代藏族因明学家的研究成果，旨在说明藏传因明不同于印度古因明和汉传因明，藏传因明是佛教逻辑的精髓。” 祁顺来总结道：“因明弘传世界，其中影响之大、研习之精者为藏传因明；藏传因明‘应成’推论式，进一步完善了因明的逻辑内容；藏传因明侧重研习《释量论》，继承了法称因明思想；因明在藏区诠释宣讲，诸家各异。”
　　姚南强在《藏传因明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略论藏传因明的哲学和逻辑》中对藏传因明也有比较细致的论述，认为：“因明在藏地的传播，也可大致分为译介和藏人自著两大阶段。前者称之为‘古量论’，后者称之为新量论。印度因明之传入藏地，最早可追溯到藏王樨松德赞(公元755年—797年)请寂护到藏地弘法时。寂护与藏人法光先译出了陈那的《因轮论》，智军、吉祥积等藏地的“三大译师”随后又陆续译出了陈那、法称，以及法称后学的许多因明若作。彻尔巴茨墓曾经说道:‘自从寂护和莲花戒到雪域弘法之后，印度和西藏僧侣间的交流更是活跃.当时的几乎每一部比较重要的印度佛教著作都随即被译为藏文’。在藏地，习惯上把藏传因明的中心人物概称为‘玛、俄、萨’。‘玛’就是玛善慧，他是8世纪由阿里王遣赴印度学法归来的译师，曾为阿底峡和宝贤的弟子。……‘俄’即俄·洛丹喜饶，是阿底峡的再传弟子。……‘萨’即是萨边班钦，又名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系萨迩派第四祖。……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藏传因明无论是在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还是在逻辑方面都有其独到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藏传因明是因明发展史上之集大成者，是中世纪以来藏民族思想发展史中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进一步挖掘和弘扬藏传因明中的合理因素，这应当是当代藏学界各族学者共同的光荣职责。”
　　（2）藏传因明的主题研究
　　祁顺来的《浅谈藏传因明的应成推论式》说：“应成推论式是大乘佛教中观应成派用来驳斥他人主张、维护自身义理的一种特殊推理格式。所谓中观应成派，是指以佛护、月称等论师为首的中观派大师以应成推理格式解说龙树菩萨之《中观根本颂》而得名的一种大乘佛教流派。”
　　祁顺来还在《再谈藏传因明的应成推论式》中说：“应成推论式是藏传因明的主要推理形式。但是其推理原理则鲜为人知。文章通过对应成推论式的几种驳斥形式的剖析以及对各种驳斥形式间的异同、功能等问题的探讨，旨在使人们完整准确地掌握藏传因明应成推理。”
　　祁顺来在《浅谈藏传因明的辩理规则》中说：“藏传因明是在继承发展印度因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因明学派。它的主要特点是废弃了印度因明三支论式中的喻支，以独具宗因二支的‘连因’和‘应成’推论式进行推理这种推理方法，不但简明准确，而且更符合人们的思维规律。”
　　祁顺来的《浅谈藏传因明为他比量式》说：“因明为他比量式是一种具有严格推理规则的逻辑推理格式，一个正确的为他比量式必须排除违反思维规律和语法规则方面的错误。本文从为他比量的性相与结构形式入手，探讨因明为他比量——推论语在逻辑推理和论证方面的特征和意义。”
　　姚南强在《略论藏传因明的哲学和逻辑》中说：“在藏传因明的逻辑论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应成论式’。所谓应成论式，本来是指因明中专用于反驳的论式，早在龙树的《中论》中已有运用。龙树之后中观分为清辩的自续派和佛护的应成派。自续派不许诸自相胜义有，而许为名言中有，而应成派在名言中也不许有相续的自性，在论辩中只破斥对方之妄执，而自方的因、喻也不认为是自续的。藏传因明，特别是宗喀巴以后的黄教因明承续的是佛护、月称的中观应成派，故亦把应成论式作为论辩中的主要论式。这种论式，用彻尔巴茨基的话来说是一种‘因明系列’。在列举了第一个论题(宗)以后，下面全部是因支，其中每一个因支既是前一个因支的因，又是后一个因支的宗，成为一个省略的连锁三段论。这种论式的最大特点是简略、紧凑，特别适用于激烈连续的论辩场合。在陈那因明中，三支式只能省略喻支，法称则主张二喻可单独立式，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省略宗支，而藏传因明的应成论式全部省略了喻支，并省略了大部分宗支，这在逻辑论式也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应成论式又分为‘破他论式’和‘断净论式’，前者是对敌论的反驳，后者是对敌方反驳的反驳，二者同属于‘出过破’。”
　　（3）藏族因明的比较研究
　　姚南强在《略论藏传因明的哲学和逻辑》中说：“藏民族的哲学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在原始的本教中已有“本无空”的世界本体论，在《斯巴问答歌》中也有了最早的宇宙发生论和人类起源说。但真正形成为一种理论却是7世纪佛教传入之后，特别是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之后，藏族思想家对印度佛教的各派观点进行了嫁接、融合、改造、重组的工作，从而形成了融哲学认识论、逻辑论和论科学为一体，凝结着中古以来藏民族智慧精华的藏传因明。前苏联著名学者彻尔巴茨基曾评价道：‘藏地的因明著述可以与中世纪欧洲的学术著作相匹敌’，‘它忠实地保存了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及印度哲学最杰出的成果’。其实，藏传因明不仅仅是‘保存’了印度哲学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在哲学和逻辑两方面都有重大的发展，把因明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研究藏传因明中所包含的哲学逻辑思想，对于挖掘和弘扬藏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达哇在《藏传因明充足理由之三项条件与形式逻辑假言判断三形式之比较》中说：“藏传因明的正确论证论式是一个具有充足理由（正因）的论式，要具有充足理由必须要具备充足理由的三项条件，而这三项条件就是三个判断。三项条件中的第二项和第三项条件具有形式逻辑的假言判断性质。本文通过对该两项条件的假言判断性质的分析，旨在说明藏传因明对假言判断范畴的研究。”
　　祁顺来在《藏传因明推论式与形式逻辑“三段论”》中对因明推论式与三段论作了比较系统而透彻的比较。
　　曲甘·完玛多杰在《浅谈藏族因明学与摄类学》中对藏族因明对于摄类学影响做了具体的分析与概括：“因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理论日臻完善，学派纷呈，著述颇丰，大德辈出。但学术界越来越注重艰涩深奥，长篇大论，却忽视了它的通俗性和大众化。这就为一般人学习因明学带来了困难，从而影响了它的普及性。一种简明扼要，易于记学的方法便应运而生—摄类学。何为摄类学?把因明学的所有论著和注疏摄略一身，故名。根据人们的智力，摄类学又分大、中、小三层。对于初学者来说，所学项目有:红与白、有无、是非、反体、共与支、小因果、一与异、对境与有境等8种关系。中级阶段所学项目有:周遍断语、周遍八门、承认、违和、性相名相、实虚等6要素。高级阶段的课目有:小应成、大应成、大违逆、大因果、三式、领属，共相与自相，遍遣趋人与直缘自体、让类声与诊聚声、破除、破立、驳论等12要素。另加心识与因类共计28项。”“综上所述，摄类学独辟蹊径，对因明学进行了高度概括，重新定位，从中脱颖而出，派生而来，成为删繁就简，多元整一，别有境界之新学科。虽然它与因明学同属一宗，但它，自成体系。因此，不能将二者完全混为一淡。”
　　（4）藏传因明思想研究
　　姚南强在《略论藏传量论的逻辑思想》中说：“因明是世界三大逻辑起源之一，自中世纪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形成了汉传因明和藏传量论二支。藏传量论注重于知识论但亦有丰富的逻辑思想，吕澄、王森等对此已有所论述。近年来，又有法尊法师、杨化群、罗炤等将一些藏传量论的经典译介，从而使我们逐步有所了解。本文拟对藏传量论中的逻辑思想作一初步的介绍和剖析，以期引起学界的兴趣和讨论。”
　　祁顺来在《从<量论略义集>看藏传因明》中指出：“《量论略义集》是一部具有西藏特色的佛教哲学著作。它以印度小乘派‘经量部’的哲学观点为基础，增加大乘派‘唯识宗’及‘中观宗’的部分哲学思想，形成了从‘量学’向‘中观’演变的西藏佛教哲学体系。”
　　4.对因明原著的翻译与解读
　　我们所说的因明事实上是关于古代印度人们的思维形式与规律的学说，承载因明思想与理论的因明原著大多是以梵语和藏语为语言载体的，尽管也有一些经古人翻译成古代汉语的因明原著，但总体而论，对于我国以汉语为母语的学者而言，研究因明都存在一个语言文字障碍的问题。这样一来，对因明原著进行了翻译（包括从梵语或藏语翻译成汉语，也包括把古汉语翻译成为现代汉语）与解读，不仅是推进因明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创新性工作，因为在翻译与解读过程中需要对因明学说的正确把握，否则，不正确的翻译与解读不但不能指导、推进因明的研究，而且有可能将因明研究带向歧途。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还有待于加强。就目前所看到的论文来看，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因正理论》的解读
　　祁顺来系统对《因正理论》进行了解读。
　　祁顺来在《因明与量学——<因正理论>初探（一）》中说：“因明是‘五明’之一，是古印度内外各宗教派别共同习学的一门科学，于公元8世纪前后，随着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因为它混杂在佛教哲学著作——量论之中，故而有人误把量学当作因明，使因明染上了佛教色彩。我们在探讨研究因明时，首先要剔除一切宗派之见，将其同佛家思想、尤其同佛教小乘经量部的哲学观点——量学区别开来，并从因明在探究人类思维形式、规律上寻找有益的东西。”
　　祁顺来《比量与论式——<因正理论>初探（二）》中说：“量学中所说的‘量’一般指量识，即对所量事物（认识对象）的认识。《释量论》云：‘量为无欺智’。依此藏传因明论著中对‘量’的定义为‘新起而不欺诳之了别境识’。因为所量事物（认识对象）有自相和共相的区别，量识也随之分为现量和比量。《释量论》云：‘所量有二故，能量为二种’。何谓现量，陈那在《集量论》中说：‘远离计度种类名言义者为现识’。其意是不需思虑事物的类别命名等义，而由眼耳鼻舌身等五识直接了别的正确认识。当然现识与现量有微小差别，一般地讲，现识就是现量；而具体地讲，现识注重“质”的把握，现量注重“数”的把握。
　　祁顺来在《似因剖析——<因正理论>初探之四 》中说：“因明推理是一个由已知即得的知识，推出一种未知的新知识的推理过程。这一推理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因明论式的推理规则来完成，这一逻辑规则又以论式中表明前提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的因三相来体现。”
　　巫寿康在《<因明正理门论>论式中的归纳成分》中说：“（1）陈那因明学说是在古因明学说归纳推理的基础上形成的。陈那对古因明的改革不彻底，从古因明学说中继承了一些归纳成分，这是陈那因明学说中归纳成分的来源。陈那学说中，三支的同喻依，因三相的第二相，九句因的第五句因都是归纳成分。（2）《因明正理门论》（以下简称《理门论》）推理理论的各部分都有归纳成分，使《理门论》的论式不是纯演绎推理，一个三支论式前提真，结论必然真，并且能举出同喻依，才满足‘彬明推理规则’。只有把《理门论》解释成根据‘因明推理规则’进行推理，才符合《理门论》关于九句因、因三相和三支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