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

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
　　觉醒法师
　　藏传佛教是中国三大系统佛教之一，流行于我国西藏地区。在近代，藏传佛教于中国内地亦有流传。
　　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主要有二个宗派，一是格鲁派，二是宁玛派。
　　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在近代上海的流传，是从九世班禅开始的。 1924 年 3 月间，应上海佛教界之邀，九世班禅来到上海讲经，传释迦牟尼心咒，前往听讲的四众弟子多达千人。这是近代上海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的开始，影响十分巨大，它为后来藏传佛教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 年 5 月，九世班禅在浙江杭州主持时轮金刚法会，传授密法。法会结束后，又被沪上佛教界邀请到上海讲经弘法。九世班禅到达上海后，除弘法、传法外，想在上海成立一个专弘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的组织，得到上海佛教界和一些知名人士的赞同。当即由印光大师、王一亭、吴铁城、许啸天、段祺瑞、杜月笙、王晓籁 、屈文六、陈元白、赵恒惕、冯仰山等共同发起，筹备组织菩提学会，专门弘扬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同时还拟成立一个蒙藏学院，以培养蒙藏地区弘传佛教的青年，沟通汉藏佛教文化。 1934 年 7 月 8 日 ，菩提学会筹备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九世班禅特派驻南京办事处的两位处长罗桑坚赞和李静愚代表到会参加。
　　1935 年 11 月，菩提学会假上海常德路上海佛教净业社召开成立大会，九世班禅又特派南京办事处朱福南处长代表参加。会上公推九世班禅为正会长，印光为副会长，段祺瑞为理事长，王一亭、屈文六为副理事长。会址设在云南路仁济堂内。菩提学会成立后，即设立译经处，以译印西藏佛教经典为主要任务。译经处最初设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后迁至龙华寺东首新址。译经处在荣增堪布的主持下，先后译出了宗喀巴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月宫的《菩萨戒二十颂》，安慧的《唯识论释》，《西藏文典》和五种密乘典籍，即《大威德金刚一尊略轨》、《咕噜咕勒佛母成就法》、《迁转心要》、《光蕴迁转法》、《加持舌法》。当时曾请精通汉藏语的程文渊和吴剑君先后担任通译，高观如居士任书记。上海菩提学会成立后，成为九世班禅在上海有计划有步骤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的根本道场。
　　在近代上海传播格鲁派密法有贡献的还有荣增堪布。菩提学会成立后，九世班禅没有常驻上海，而是由荣增堪布常住上海菩提学会，主持翻译藏密经典。 1936 年 5 月，上海佛教界于上海佛教净业社启建了规模弘大的丙子息灾法会，以挽回人心，潜消劫运为宗旨，荣增堪布任藏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灾大法，同能海大师等一起，传播藏传密教。 1937 年九世班禅逝世后，上海佛教界在觉园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班禅纪念堂，由荣增堪布主持。从此以后，荣增堪布即在菩提学会、班禅纪念堂等处传修密法。 1940 年，他在菩提学会发起建造九世班禅大师铜像，于是年 9 月竣工后，曾于 农历九月十九 （公历 10 月 19 日 ）观音节，在上海觉园报本堂楼上举行开光大典。并于是日起，举行千灯供 10 天，参加的诸山长老和四众弟子甚多。由于荣增堪布长期在沪传修密法，从而推动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在上海的流传。
　　近代上海弘传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能海大师。
　　能海大师，早年投军报国，历任营长、团长。 1924 年投四川涪陵县天宝寺从佛源法师出家，至新都宝光寺依贯一和尚受具足戒。 1925 年，随大勇法师组织的赴藏学法团赴藏学习藏传佛教，同行者有法尊、观空等 20 余人。因不通藏文，先在西康打箭炉从绛巴格西学习，兼学《菩提道次第》、《俱舍论》、《现观庄严论》、《比丘戒》、《集量论》等。旋又在里塘随绛阳仁波卿学习《朵马》仪轨等法。为入藏求法打下了基础。 1928 年动身进入西藏，第二年到达拉萨，礼康萨仁波卿为根本上师，先学习显教《般若经论》、《现观庄严论》、《中观论》、《菩提道次第》等教理及戒律。同时学习文殊大威德密乘二次第等法，前后共达 7 年，通达西藏大小乘显密诸法，受到上师康萨仁波卿的器重。 1935 年返回内地，在上海多次设坛传法，广作佛事，弘传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 1936 年，上海佛教界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启建丙子息灾法会，能海大师在会上宣讲了《菩提道次第论》。 1937 年日寇入侵，率弟子们入川开办道场，主办法会。 1940 年率领弟子多人第二次前往西藏拉萨，继续追随康萨仁波卿上师学习密乘诸法，得其所传。 1941 年离开拉萨，返回内地。临行前，康萨仁波卿赠予生平弘法所用的三衣、钵器、佛像、法螺、裙靴等，以示其尽得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的传承。回到内地后，先后在四川各地讲经弘法传戒。皈向者甚众。 1948 年 9 月，应上海佛教居士黄涵之、李思浩、赵朴初、方子藩等邀请，能海大师由四川来到上海，在佛教净业社班禅纪念堂讲经。 10 月讲毕后，上海一些佛教居士恳请能海大师在上海建立一个道场，以便领导佛徒修学藏密。能海大师允其所请，乃命其弟子清定法师留在上海，于佛教净业社内筹建金刚道场，作为弘传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的专门道场。清定法师经过数月的筹备，金刚道场于 1949 年 5 月 12 日 （ 农历四月十五 ）正式成立，有常住僧众 60 余人。此后，能海大师经常来沪，在金刚道场讲经弘密。先后在此讲过比丘戒、《律海十门》及《菩提道次第论》等，每次听讲者都有三、四百人。能海大师还曾在金刚道场启建大威德五部金刚大灌顶法会，开示灌顶意义，参加灌顶的四众弟子约有 300 余人。 1951 年 6 月 8 日 ，上海佛教界曾假金刚道场欢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能海大师不仅常到上海金刚道场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而且他一生译著的许多译著，也对近代上海藏传佛教的流传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如他边翻译、边为大众讲说的有《律海心要》、《辨识阿含集颂》、《根本阿含集颂》、《定道资粮》、《菩提道显密修行次第科颂》、《菩提道次第心论》、《现观庄严论显明义疏》、《毗卢仪轨》、《大威德生起次第入门津要》、《大威德畏怖金刚甚深道第二圆成次第》、《大威德生圆次第秘密伽陀》；讲经时由其弟子记录整理的笔记有《四分律藏讲记》、《三皈依观初修略法》、《慧行练习刻意成念记讲录》、《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讲记》、《大威德圆成次第太平寺安居念法讲录》、《大威德圆成次第笔记》等。
　　不仅是能海大师本人常到上海弘法修密和他所译著的藏传佛教著作对近代上海流传藏传佛教起了很大的影响与作用，而他的弟子清定法师长期在上海弘传格鲁派密法，也是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因为能海大师于 1949 年在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的金刚道场，一开始就是由他的弟子清定法师一手筹建的。金刚道场正式成立后，仍然是由清定法师实际主持的，能海大师不过是经常前往讲经、举办法会而已。由于清定法师常驻金刚道场弘传格鲁派密法，所以他在上海的弟子甚多，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影响比能海大师还要大。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能海大师已经逝世，而清定法师则仍然每年要到上海觉园的金刚道场弘法、传法数次。直至现在，清定法师亦已逝世，而在上海的他的一些在家弟子，还是经常在金刚道场修习格鲁派密法。而上海佛教居士 林的 居士，有相当一部分是清定法师的弟子。所以，清定法师亦是近代以来在上海弘传藏佛教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还有白喇嘛、多杰尊者、安钦、喜饶嘉措等，也曾来沪说法、修法、灌顶、弘传藏传佛教格鲁派密法。
　　藏传佛教除了格鲁派密法在近代上海有所流传外，其他如宁玛派密法，也在近代上海有所流传。
　　早在 1933 年，上海的一些佛教居士，邀请藏传佛教宁玛派的诺那尊者来上海传法、修法。先后设临时法坛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净业社，为弟子们传法、灌顶，影响很大。后来，诺那尊者又于 1935 年来到上海，仍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净业社等地修法、传法。这次参加的人数更多。两次弘法活动，皈依弟子受灌顶者多达千余人，在上海佛教居士中，可说是风靡一时。当时，诺那尊者在上海的皈依弟子感到有需要成立一个道场，用以专门弘扬藏传佛教宁玛派密法。这一建议，得到诺那尊者的同意，于是即在上海新闸路新乐坊，觅得一处房屋，建立诺那精舍，作为弘传藏传佛教宁玛派密法的根本道场。其后，诺那尊者就经常聚集其弟子们在此修持宁玛派密法。诺那精舍除了经常修持宁玛派密法外，还办有冬令赈济和施药等慈善事业，一时间显得非常繁盛。
　　1948 年，诺那尊者的另一位传法弟子莲华正觉（王家齐），又在上海成立一个精舍，取名莲华精舍，作为弘传宁玛派密法的又一个专门场所。莲华正觉经常在此举办法会，讲经、传法、灌顶。皈依弟子受灌顶者也很多。
　　以上两个精舍，在一段时间内，广为弘传藏传佛教宁玛派密法，这也是近代上海藏传佛教流传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