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藏史研究

［意］伯戴克（著），张云（译）
　　《元代西藏史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史料 （1）
　　第二章 元朝-萨迦合作关系的建立 （5）
　　第一节 发端时期（1260年以前） （5）
　　第二节 蒙古统治权的提高与实现 （15）
　　第三章 制度结构 （36）
　　第一节 设在朝廷中的组织 （36）
　　第二节 帝师 （39）
　　第三节 设在中部西藏的朝廷职官 （40）
　　第四节 本钦 （44）
　　第五节 人口普查 （47）
　　第六节 征税 （49）
　　第七节 万户 （50）
　　第八节 驿站 （61）
　　第四章 元朝-萨迦统治的稳定时期（1290~1330年） （76）
　　第五章 萨迦政权的衰落与崩溃 （92）
　　第一节 帕木竹巴的崛起：早期 （92）
　　第二节 帕木竹巴的崛起：危难与成功 （105）
　　第三节 帕木竹巴的崛起：新政权的巩固 （121）
　　第六章结论 （147）
　　世系表 （151）
　　汉文专有名词 （157）
　　参考文献目录 （162）
　　藏文索引 （179）
　　汉文索引 （201）
　　译者的话＊
　　张 云
　　L．伯戴克教授（Luciano Petech）是继图齐教授（C.Tucci）之后意大利最杰出的一位藏学家，也是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藏学家之一。1936年毕业于罗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55年担任罗马大学教授。1989—1995年担任国际藏学会主席，现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伯戴克教授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藏学研究领域，他勇于探索，勤于著述，著作等身，成就辉煌。他对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对18世纪中原与西藏关系的研究，对旧西藏噶厦贵族和政府的研究，对拉达克地方史的研究，以及对西藏历史地理的研究，均有卓越的建树。他所编著的7卷本巨著《到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一书，更是研究意大利传教士在西藏活动无与伦比的重要资料。
　　一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伯戴克教授晚年的一部力作。该书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元代西藏地方历史的一个总结，系统反映了作者对元代西藏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在我个人看来，这也来是近二十年来国外元代西藏史研究领域水平较高的一项成果，值得一读。
　　本书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主要的史料，最后一部分为简短的结论，中间四个部分是其主干，紧紧围绕着中部西藏地区（大体上包括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元-萨迦政权的兴起、稳固、衰落及其机构制度等问题展开论述。在衰落时期，突出强调了帕木竹巴政治势力的崛起、强大和取代萨迦政权的历史过程。体例完整、脉络十分清晰。通过本书的论述，读者对这一地区和这一时期西藏的历史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认识。
　　元朝时期，把主要为藏族聚居的地区划分为三个行政区，藏文史书称之为“三区喀”（c’ol k’a gsunm），即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为乌思藏宣慰司；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脱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朵甘思宣慰司。由设在中央（朝廷）的宣政院直接管理，这三个地区之间并无隶属关系。本书所涉及的地区即是前者。
　　从史料上来看，本书较为充分地利用了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最基本的藏汉文资料，如《红史》（Deb t’er dmar po）、《新红史》（Deb t’er dmar po gsar ma），尤其是《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ań）、《司徒遗教》（Si tu’i bka’c’ems）、《朗氏宗谱》（rLań Po ti bse ru，与前者主体部分相同）和《萨迦世系史》（Sa skya’i dguń rabs），以及收录在图齐（G. Tucci）《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的“夏鲁文书”。汉文史料，作者主要利用了《元史》中的有关资料。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些史料做了十分认真地甄别和辨析工作，并对藏汉文史料用心加以对勘，使许多含糊的资料得到落实，大大提高了史料的价值，也使作者的立论有了坚实的基础。对汉文文献的理解和使用也十分准确到位，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从研究方法来看，作者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西方历史语言学派的一些优良传统，重证据，重事实，能够充分吸收前人和同辈的研究成果，立论客观，论证严密充分，结论比较平实公允。十分重视藏文文献的使用，同时又不忽视汉文文献的重要价值。重视对涉及制度和重要问题的语源本义的探讨，又避免了繁琐的考证。
　　对于学术界的优秀成果，基本上都能吸收进来，使自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并有广阔的视野。作者对元代中国史和相关制度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所以，才“不为浮云遮望眼”。这与目前国际藏学界一小部分人怀抱偏见，不重视汉藏文原典的分析研读，尤其不读汉文史料，甚至对中国历史缺乏基本的常识，而是从某种需要出发，大谈所谓的西藏历史，还进一步从中得出一些结论的做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求真求实的学风值得称道。
　　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要制度的研究方面，本书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对八思巴和绛曲坚赞这两位人物的研究算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关于八思巴的历史地位，尤其是他在元代西藏政治史上的地位，历来说法不一。本书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八思巴在政治的混乱迷宫中按他自己的方式控制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最初他的角色是一个被动者。是忽必烈在若干可能性之间的踌躇之后，选择他作为自己在藏族问题上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八思巴作为一位政治人物，是大皇帝的一部作品。……自然，皇帝的宗教政策带有在原则上对佛教的偏爱，而实际上西藏人这张招牌之所以获得皇帝的特别青睐，在相当的程度上得益于萨迦堪布的精心培植。但是，我们应该放弃有关八思巴在政治事务中作为一名有影响的参事的概念，对此，不存在任何证据。”（见“结论”）。关于绛曲坚赞，本书作者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而充满人情味的人，“在克服所有困难的过程中，他个人最突出的才能是他的顽强不屈和他的坚韧，以及杰出的外交手腕与可变通的实际效果的相结合。”
　　他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目的在于权力的实体，而不在于它的外在的装饰。”“在他与帝国的关系中，他或多或少地遵循着同样的方针。他请求并获得的封号实际上被拔高，他得到对他在西藏全权的一个默认，但是，绝对不否认皇帝的至高无上；这一政策由他的侄子和后继者继续下来，直到元朝灭亡为止。”（见“结论”）。对夏尔拉章与桑哥的特殊关系，以及与昆氏家族的矛盾的论述；对八思巴在曲密举行法会的安排和意义的分析；对达尼钦布为防止昆氏绝嗣而众娶妻室，却又为萨迦的分裂和衰亡埋下祸根的论述等，均颇见细心与洞察力。在驿站、万户和人口调查（括户）等诸多问题上，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颇有助于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吸收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对帝师的地位、权力以及他与皇帝的关系等原则性问题做了更加明确的论述，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不管帝师如何受人尊敬，他只是皇帝设在朝廷的一名官方顾问，并且能够尽力发表某些与蒙古人的兴趣相反的意见。在中部西藏，他的法旨如同皇帝的圣旨一样具有效力，但是，他的命令是在地方机关普通文件的范围之内传达的。如夏鲁文书所示，帝师发布的命令是在皇帝的权力（圣旨）之下才有意义的，尤其是在财产和特权的批准方面。除此之外，他没有直接分享中部西藏政府的实际管理。”关于元代西藏地方的地位，作者认为，“它（中部西藏——引者）变成帝国的一个地区，接着，被赋予一种在所有边疆地区所建置的制度。”清晰地指明了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有效管理的客观事实。
　　此外，作者对“土番”（吐蕃）、“乌思藏”和“西番”（西蕃）的含义作了进一步地阐述。认为，前者在元代是指青藏高原的东北缘地区，也就是安多地区。蒙古人从宋朝那里接受了这一术语。“乌思藏”是指中部西藏。而“西番”（西蕃）则是指元代中国西部的藏族地区，也就是康区等地，但是，有时也用来指称一般讲藏话的地区。这种说法与流行在我国早一辈学者中的一种说法颇为近似。如陈志明的《西康沿革考》一书中认为，在元代时期“吐蕃”与“乌思藏”因地域不同而详为划分，前者指昌都以东地区，后者指昌都以西地区。本书作者更进一步阐述，也可供人们参考。
　　二
　　元代西藏史的研究，既限于史料的缺乏，又限于藏汉文史料的歧异，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做到系统和深入。本书作者无疑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成绩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留给研究者的问题依然很多，要看到元代西藏历史的真面目，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既取决于史料的新发现，又需要广大研究者的辛勤努力与智慧。
　　就本书自身而言，如果要求全责备的话，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依我个人浅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料的利用方面，一些较为重要的资料没有被利用。藏文史料，如释迦仁钦岱（Śhākya rin c’en sde）的《雅隆尊者教法史》（Yar luń jo bo’i c’os byuń，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噶托仁增才旺诺布（Ka t’og rig ’dzin ts’e dbań nor bu）的《阿里贡塘世系》（mŃa’ ris smad guń t’ań du ji ltar byuń ba’i ts’ul，收录在《西藏史集五部》中，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等。前者涉及“蒙古王统及其扩张史”、“萨迦世系”、“帝师世系”、“萨迦寺住持次第”、“四大拉章传承”和“萨迦本钦次第”等，对元代西藏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后者是有关这一时期阿里地区史的一部有用的参考资料，有助于说明萨迦派在这一地区的施政。此外，对于元代藏文帝师法旨文书的利用还不够充分。在汉文史料的利用方面，对《元史》的利用可以说是相当充分的，但是，对元人文集和其他资料的发掘却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如姚遂《牧庵集》中的“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并序”，有关答失蛮事迹及其在西藏建立驿站的记载；又如收录在《常山贞石志》中的“重修大龙兴寺功德记”，有关胆巴国师出生地和主要事迹的记载等。在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方面，尤其对中国学者有价值的藏学成果的吸收方面还很不够，如王森《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1965年；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改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一书，对西藏佛教史和元代西藏史的研究颇有创获，对元代十三万户问题多有见解，但是在本书中并未提及；还有黄颢对索南札巴的《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巴卧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译文大部分刊载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1986年各期）两部史籍注释丰富，蔚为可观，在本书中也未见提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第二，就内容而言，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1）关于乌思藏十三万户问题。作者提出了不同于前人和同辈学者的观点，认为元代乌思藏地方的十三万户，最可能的结果是：位于藏地和纳里速的古格、普兰、芒域贡塘、南北拉堆、曲密和夏鲁；位于乌思地区的帕木竹巴、蔡巴、甲玛、嘉玉、止贡和雅桑；位于乌思和藏地的雅卓。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仍无定论，还须大力探索。作为个人的一种见解在这里提出来无疑是可以的。可惜，作者这一大胆的结论既缺乏汉藏文的史料依据，也未见深刻透彻的论述。具体来说，把阿里的三个地区纳入十三万户之列未见有可靠的文献证据。又汉文史书中明确记载有达隆（《元史》作“思答笼剌”）万户和“嗸笼答剌万户”，在这份名单中未见反映。（2）关于元朝在西藏建立驿站的时问，作者采用《智者喜宴》的说法，将其确定在1269年。这与《汉藏史集》所引忽必烈皇帝的敕书，宣称在吐蕃置驿，目的是为了使上师八思巴前往西藏时一路顺利的说法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八思巴进藏是在1264年，按照《汉藏史集》的说法，置驿只能在这一年或者此年以前。对此作者并未予以深究。（3）对阔端的去世日期，藏蒙文献所载大体一致，均认为他的确与萨迦班智达殪于同年，也就是藏历阴铁猪年，即公元1251年，学术界大体也赞成这一说法。本书作者是未寓目，还是不同意?既未加说明，也未予辨析，依然在1253年的事件中提到阔端的活动与其发挥的作用。颇令人费解。（4）本书中提到了“Be li”或者“Bi li”首领跟随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向阔端投诚的事实，作者却并不了解此为何部，居住于何处。实际上，他们就是后来的“白利”（Pe li）。元代时期，他们主要活动在今青海玉树地区。后来，一部分迁徙到甘孜和德格等地。明朝末年，信奉本教的“白利土司”（Pe li rgyal po或者Pe li dpon）顿月多吉（Don yod rdo rje）向藏巴汗致书，企图联合消灭佛教格鲁派和其他教派。后来又被应五世达赖喇嘛之邀、率兵入藏的和硕特蒙古汗王顾实汗所击败，时在1639年。清代藏文史书《青海史》（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汉藏蒙佛教史》（阿芒贡却群培著）等，对此都有记载。他们的活动地在康区，更具体地说，就在今四川西北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治地甘孜的西部地区。明朝根据其部落设有行政管理机构。留居玉树的部落，仍活动在今治多一带，清朝时期在这里设立有“白利司”，他们的自述也提到从玉树迁徙到甘孜的不平凡经历，分居两地的白利人尚且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此外，作者对帝师的地位与作用的论述，虽然切中要害，但是，还显得单薄和不够充分，帝师的继承表和年表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对于本钦的论述有些地方显得过于武断等。
　　尽管如此，丝毫不改变我对此书充分肯定的基本看法。据我所知，伯戴克教授是当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老一辈藏学家之一。本书大概也是作者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之一。从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前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顽强的探索精神。如果我们能从这一方面汲取营养的话，相信同样会有不菲的收获。至于他充分利用藏汉文文献，并认真将两者相互对勘，能从元朝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认识西藏地方史的内涵的方法，更是值得人们学习和思考的。依我浅见，研究西藏地方史绝对不能离开中国史，离开了这个大背景，许多问题只能是隔靴搔痒，甚至永远无法找到真谛。这不是你对西藏史或者对西藏地方与中国历代王朝关系史持有什么态度的问题，而是你是否要深入研究西藏史，是否能够真正把握历史的本质问题。具体来说，不掌握丰富的藏文史料，是无法研究西藏地方史的，也可以说无法入其门，这是大家都应该明白的。但是，藏文史料中往往缺乏年代、缺乏背景，而且存在过多的佛教传说和史实被篡改的问题，这就像汉文史料对西藏的记载缺乏事实细节，对人物、事件的描述残缺不全一样。因此，需要两者之间的相互认真对证，纠谬勘同，才能使史实落到实处。这是由长期以来汉藏两族以及中国境内各族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决定的，是西藏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归宿——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所决定的，离开了密切的政治关系史、民族融合史和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史，如何来谈西藏地方史呢?当然，如果在深挖藏文史料丰富内涵的基础上，能进一步掌握中国西北、西南相关各族的历史，以及他们与西藏的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也掌握青藏高原周边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以及他们与西藏的文化交流史，那么，对西藏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就会更上一个层次，更加深入。
　　本译文是在八九年前旧译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攻读博士学位，为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而翻译了此书，没有想到它有出版面世之日。现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国外学术著作翻译系列，承蒙余太山研究员之约，将此书纳入其中。既然丑媳妇要见公婆，自然要好好打扮一下，于是，我对旧稿作了重新整理工作，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尽管我做了一些努力，限于英文水平和专业水平，译文肯定会存在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如果由此引起对原作的误解，其责任自然应该由我个人负责。
　　最后，我要对本书的作者伯戴克教授和该书原出版者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表示感谢，他们欣然授权出版该书的汉译本，为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该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原书名为《中部西藏与蒙古—元-萨珊时期的西藏历史》。—译者
　　前 言
　　我对元代西藏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78年，那时我参加了在伊萨夸（Issaquah）举行的“10～13世纪东亚多国关系”的学术讨论会。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被刊登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对等中的中国》一书中，它是我对有关问题最初的和有些过于仓促的先声。此后，我继续在这块领域里耕耘，本书算是我的研究和我对13、14世纪藏族史全方位考察的最后总结。
　　我希望本书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有关元朝时期较为复杂的中部西藏社会与制度的比照性意见，同时，驱除这些年以来扰乱我们学术展望的、并不存在的“西藏总督”（viceroys of Tibet）的幽灵。
　　回顾缓慢而艰辛的工作历程，我深深感到：可资利用的资料极端原始，它对帕木竹巴（《元史》作“伯木古鲁”P’ag-mo-gru）的崛起和元朝-萨迦（《元史》作“萨斯迦”Yüan-sa-skya）政权的衰微事件及人物的描述过多过重，从而使其自身显得不足为据。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绛曲坚赞（Byań-c’ub-rgyal-mts’an）自传的手段，该书是14世纪中后期无与伦比的文献作品，是一部用最丰富和最详尽的资料写成的著作。我尽最大努力，最好躲过这一陷阱，但是，我希望正在该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同行学者们能告诉我：我是否成功了。他们深思熟虑的评价，对我晚年的这一创作来说，是最好的酬答。
　　卢西亚诺·伯戴克
　　199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