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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 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29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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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学 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北京]人民日报,2000年9月4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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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盛夏以来的纪念敦煌学创建100周年系列活动,随着酷暑渐消已临近尾声,然而,由这些活动而再次掀起的敦煌热却并未很快降温,有关文章还时常见诸于报端杂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先生,近来因目力所阻,已鲜动笔,但仍关注着这一盛事。季老这篇《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写于10年前,收入《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一书。他高屋建瓴,从宏观的角度谈论敦煌学及吐鲁番学的意义,于今读来仍不乏新意。征得季老同意,现将此文摘编重发,以飨广大读者。

  季老说:“敦煌学、吐鲁番学的内容异常丰富,甚至有点庞杂。要笼统地来谈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容易说清楚。”季老乃从几方面逐一论述:

  “第一,对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价值。在敦煌和吐鲁番(以及新疆其他地区)新发现的史料,弥补了许多以前意想不到的空白。比如,在唐朝,吐蕃乘安史之乱占领了敦煌,到了大中二年(848年),张仪潮驱逐吐蕃镇将,归唐后受赐号为归义军节度使。其后,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相继统治敦煌地区,前后达200年。这一段历史牵涉到的中国国内民族及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都是过去所不详者,只是靠着敦煌文献的帮助才弄清楚。

  “敦煌石室中藏有不少地理佚书,比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贞元十道录》等,连著名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石室中也藏有残抄本。所有这些地理书,对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有重要作用。

  “第二,对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首先是变文的发现。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体裁,这种新文体实际上开了宋代‘平话’的先河,可过去我们对此毫无所知。其次是诗歌。著名文学家韦庄的《秦妇吟》,在他的全集中未收入,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诗中保存了许多晚唐农民起义的史料,对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学都有极大的帮助。

  “在艺术方面,包括壁画、绢画、雕塑、书法、石窟建筑、音乐、舞蹈等,内容丰富,数量巨大,从六朝一直到宋、元各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作品。

  “第三,对研究语言学、音韵学的价值。敦煌石室中保存了一些同中国语言学和音韵学有关的古籍残卷,在这些卷子中常常可以碰到一些俗字和俗语,在别的文献中是找不到的。

  “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卷子,其中有古藏文、窣利文、西夏文、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在新疆发现的古代民族语言也有回鹘文、吐火罗文(A焉耆文,B龟兹文)、窣利文、于阗文。于阗文和窣利文都属于伊朗语系。今天我国新疆帕米尔高原还有说属于伊朗语系方言的民族。至于吐火罗文,其价值更为突出,它的发现,给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提出了新问题,促进了这一门学问的发展。

  “第四,对研究宗教问题的价值。首先是佛教,石室藏书中,佛典约占95%。道教的经典有大量发现,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的《道德经》、《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义疏》,河上公简注和释文等。儒家经典也有不少,如《孝经》、北齐写本《春秋左传集解》和唐写本《春秋谷梁传集解》、《尚书》、《论语》等。这些都对校勘古籍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第五,对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价值。石室中有《本草》残卷,医文残卷;有天文历算的书籍,如二十四气七曜日历。从石室写本用的纸张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造纸、潢纸、印刷术的进展。我国是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敦煌石室保存了一份唐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经》,是全世界现存有明确纪年的印刷物。它刻印的精美、纯熟程度告诉人们,印刷术在此之先至少经历了约100多年的发展过程。

  “第六,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敦煌、吐鲁番和新疆其他地区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孔道,沿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痕迹,像石窟、石庙、古城到处可见。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梵文本《心经》,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写本,也有文学作品。如佛教大诗人马鸣的著作,在印度久佚,它的发现,弥补了印度梵文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我还想提一下有关中印技术交流的敦煌残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P.3303号)。这个残卷只有9行字,里面讲到印度甘蔗的种类以及造糖的方法。过去虽然有人注意到了,但没有加以探讨。其实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献,它透露了中印在科学技术方面交流的一个侧面。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4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

  在敦煌492个大大小小的洞窟中,宝物之多、之精,不能不令人惊叹,仅那个小小的石室,典籍就达4万余件。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我们的祖国有如此丰富的宝藏,看到先民“在创造文化方面,既能‘给予’,也能‘拿来’,怎能不感慨万端。”

  季老最后说:“爱国主义情感之所以能够产生,看到自己民族过去的光辉的成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从事敦煌学、吐鲁番学的研究,其意义决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在启发爱国主义情感方面,在鉴古知今方面,也能够起重要的作用。我想,这个想法会得到我国各民族的同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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