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第三只眼看日本佛教

用第三只眼看日本佛教
　　法润斋　　清然居士
　　记得曾在三月份的《佛教文化》上读过上海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的一篇文章《第三只眼看台湾佛教》。王雷泉教授渊博的学识令我十分钦佩，更重要的是他也道出了我长久以来对于中国佛教所持的一种观点：中国佛教之主体在大陆。大陆之佛教在当今世界佛教中之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不是台湾其它地区所认为的那样，大陆佛教落后陈腐而不堪入流的。
　　王教授对台湾佛教做了一一番深刻而细致的剖析，令我对佛教在台湾的发展更有了一番新认识。以前刚开始接触佛教，觉得台湾佛教弘扬得很好，许多法师都是著作等身的弘法健将。特别是刚开始所接触到的结缘佛书多是台湾印的，所以对于台湾佛教总是很祟拜的。在不断地深入经藏，研究经论的过程中，不时也对照两地经论注疏，发现台湾佛教并不是那么的纯粹，总会在台湾某些大德的口中说出些对大陆政权抨击的话来，否则就轻篾大陆之佛教。在反复的研习和抉择中，更加坚定了我对于大陆佛教发展之信心，更促使我去对他国之佛教与中国大陆之佛教做一番比较。本文是读了王教授的《第三只眼看台湾佛教》而作。试图对佛教在日本的情形作一番粗浅之分析。一、近代日本佛教发展概论
　　日本佛教的正式传入，大约是在南朝梁末时代，由百济（即当今之韩国）传入。而韩国之有佛教亦渊源于中国（前秦时代由大陆传入）。赵朴初会长常说，中、日、韩形成了佛教传播之黄金纽带。对于日本佛教来说，中国佛教好比是父亲，韩国佛教好比是兄长。佛教在日本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之宗派：如真言宗、净土真宗、律宗、东密、台密、日莲宗、天台宗、禅宗（包括黄檗宗、临济宗、 曹洞宗等）等等。
　　“明治维新”后，西风东渐，日本首先接受西洋新观念，国家政治思想，人权思想，学术教育思想都在本国全方面的进行渗透着。日本佛教在这一时期亦不例外地受着冲击。知识分子，学习西洋治学方法，重新研究佛学思想；同时，他们又以一种历史研究的态度，考据佛经学说的真实性。以哲学之研究态度去对待佛学的潮流，在日本渐渐地大行开来，佛学在日本渐渐地也就演变成为一门哲学而被众多日本人接受。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兴起了佛教之高等教育，成立了许多佛教的大学，著名的有：驹泽大学、花园大学、爱知学院大学等。这些佛教大学后来在五十年代以后，都成为了正式的综合性大学。这些佛教大学的创立，是日本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因为它既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弘扬场所，又与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紧密相连，适应于科学、技术均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一方面，这些大学的创立加强了佛教的宣传力度，将佛教理论体系融合于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使这些大学的学生又同时具备了现代化社会的科学知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佛教僧侣纷纷被邀请到名牌大学讲堂，开演佛学要义。如日本曹洞宗禅僧原坦山（1819－1892），明治十二年（1879年）就曾被东京大学请去任佛书讲读师，主讲《大乘起信论》。所以，佛教大学的创立造就了一批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弘法人才，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代表世界性的“佛国重镇”。
　　在近代佛教之发展中，日本佛教对于中国佛教有着反哺之恩。在十九世纪末，当时历尽了列强凌辱，几近亡国边缘的有识之士开始将眼光投向世界，汲取西方科学技术及人文思想的营养。在西方科学技术及文化之影响下，近代的中国佛教界始终处于一种昏沉不彰的乌云笼罩下，几乎成为时代之弃儿。中国的“近代佛学之父”杨仁山居士的应世，力挽了中国佛教发展的颓势。而促使居士发愿振兴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来自于日本。1878年，居士在游历欧洲期间结识了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由于南条先生之帮助，居士从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失传的隋唐古德注疏。之后，居士“屏弃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所以，每当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亦不可忘怀日本佛教界对于中国佛教之恩德。
　　日本佛教在接受了西方文化营养后，也向西方输出了日本佛教文化（主要是指禅）。而将日本禅传向海外，把禅从东方引入西方，作出贡献最大的，莫过于日本禅学巨擘铃木大拙先生了。他是在东西方均为人熟知的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曾经旅居美国，在伊利诺亚州担任编辑，这使铃木大拙获得了在美学习的极好机会，为他后来在美大弘禅风打下深厚基础。他曾创办了“东方佛教学会”，亲自在大学内教授禅学。他的著作等身，有：《禅的研究》、《禅的诸问题》、《禅思想史研究》、《禅与念佛心理学基础》、《神秘主义和禅》、《禅与生活》等三十一卷。他的著作在欧美影响很大。当今西方上，说到禅学故乡，多数人都会以为是日本，却不知日本禅起源于中国，可见铃木大拙对于日本禅学弘扬的丰功伟绩。他本人亦被日本政府封为“国宝”，名重公卿。挟着日本禅学之威，日本佛教的各宗派也流向了西方，如东密、净土真宗等。由于日本佛教开创了佛教从东方传入西方的先河，使西方世界对于佛教逐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使得大陆佛教、藏传佛教、台湾台湾佛教、上座部佛教等许多流派的佛教得以被欧美所接受。日本佛教可说是开创近代佛教世界化的功臣，居功至伟。二、对日本佛教之批判
　　近代日本佛教的发展，对于整个世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日本首先向西方介绍了禅宗思想，并使禅学迅速成为影响于各国文化的学术与实践被推广开来。但当我们仔细研究日本佛教的历史及现状后，却发现日本佛教却有着它的局限与不足，即“善则善矣，犹未尽善。”
　　纵观日本佛教，有如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分析与批判的：（一）、近代日本佛教流于世俗化，戒律松弛
　　1、流于世俗，为世俗所同化
　　下面想以日本之禅宗发展史来说明。中国的禅宗大兴于唐朝，至于宋朝，已逐渐式微。日僧明庵荣西是日本禅宗的开山禅师，继承的是中国临济宗黄龙派的虚庵怀敝禅师的宗风。之后，日本又形成了曹洞宗、黄檗宗。
　　明庵禅师所值的时代正是日本佛教最兴盛的时代，在日本史称为“镰仓时代”。“镰仓时代”是幕府执掌政权，武士统治的时代。明庵禅师弘扬禅宗之初，就是凭借着幕府将军源赖家的支持而得以在当时的日本佛教界立足的。后来，日本禅宗的两派（临济、曹洞）也是循着与幕府的保持紧密联系而得以弘传。由于此种关系，在日本逐渐就形成了带有日本宗教色彩的“武士道”。而且，在日后的战争当中，被统治者当作某种纪律来对士兵加以约束。随着年代的久远，从日本的禅宗典藉中仍可看出一股浓烈的“武士道”精神。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禅宗在经过日本化之后，已在隐约间蜕变了。在数百年后的今天，在日本，相信很多人还会认为“武士道”其实就是禅，或者说，禅就是“武士道”吧！明庵禅师在把禅宗传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叶带入了日本，所以又被尊为日本的“茶祖”。明庵禅师当初提倡的饮茶，而是把推行吃茶之风作为弘禅行道的一种手段。因赵州禅师有“吃茶去”的公案，本意是希望禅者在一种简朴而宁静的氛围中体悟“平常心是道”的真谛。后世的禅僧及文人骚客经过了各自的理解而形成了“茶道”。在演变过程中，“茶道”亦逐渐失去了它的本义，而变成一套繁琐而又隆重的招待贵宾的消遣艺术了。现代的日本人很少会知道“茶道“的本义原是让饮茶者于饮茶中领悟禅机，体验真实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曹洞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嬗变。在日本，由于曹洞宗不如临济宗兴盛，为了扩大其影响力，曹洞宗吸取了各种神祇信仰和民间信仰的方式来作为弘传禅法的内容，从而吸收了大量信众来依附。如曹洞太源宗真一派主要吸取的是祭祀火防神的秋叶三尺坊信仰，了庵派则吸取了天狗信仰等等。站在扩大影响的角度来说，其初衷本无可厚非。但这样滥开触觞的结果却导致了一批未具正信的祀神拜鬼之徒得以混迹于禅林之中，更影响了曹洞宗一贯宗风，曹洞宗之真义亦被日销月丧，一堕再堕而不能彰显了。回顾我国的禅宗史，还没有一派竟堕落到要与神祇信仰同流合污的程度啊！由此，可见日本禅至于而今，仍有人仍认为其正宗，特别是铃木大拙先生，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几分矜持说：“中国无禅师。”虽则此语曾出于唐朝之黄檗大师之口，但黄檗大师固然可以说，铃木先生堪与黄檗大师相比么？怎可以一种藐视的态度来对待祖师禅之故乡呢？所以，禅之在日本，由于与当地之人文思想及习惯相结合，加之其民族之文化底蕴远不如中国深厚，所以日本禅之局限性就日渐暴露出来了。特别是由日本向西方传去之禅，如今多被当作一种哲学理论去研究，否则，则仅作为一种类似于气功的健身方法去实施，而关于禅宗之心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却很少揭示，这亦可说是一种宗风堕地之表征！
　　日本禅发展至镰仓时代末期（相当于中国明朝），出现了“五山文学”。随着中国禅的传入，中日文化得以交流。宋明文学在此时作为一种学问而传入日本，形成了对日本禅界的冲击。由于其中涉及的内容相当广博，犹以其文学性使日本禅学界中的禅僧折服。“五山十刹”是指当时全日本主要的代表禅宗中心道场的五座山共十座寺院。这些禅宗道场中的禅僧由于社会的动荡，失却了对社会的信心，对政事的兴趣，特别追求超然物外的情调和境界，所以此时的禅主流的表现就是“五山文学”。这一时期给日本禅界造成的影响就是成就了一批文学家，却失却了一批悟道者。影响至今，形成了一种具形式，而内涵已有所亏失的日本禅宗。曾经读过一位日本人写的《禅海珍言》。其中有一段话，还隐约记得是这样的：“禅是什么？禅就是于月白风清之际，找一个二尺许的垫子，然后将臀部垫高，两腿交叉盘上，这就是禅。”呜呼！读到此际，我已拍案而起，从此将其付之一炬了事。正如上边的这则事情，我们对日本禅者悟境可见一斑。
　　2、戒律松驰，正法不彰
　　肉食、娶妻、不受戒的日本佛教徒，仍然可以拥有僧人之身份，雄踞于狮子座上宣讲法要。这一现象在我国是没有的。即使在西藏，你出家当了喇嘛，若拥有妻室，则其出家之地位则必不被大众所承认了。一千多年前，鉴真和尚在日本创立了律宗。可如今在日本，僧人可肉食、娶妻、不受戒而可具有出家身份，而今律宗的大德安在？为何不出来整治一下呢？日本佛教是如何形成这独树一帜的出家观的呢？原来此观点来自“镰仓时代”净土真宗的创始人亲鸾上人。亲鸾上人原是日本净土宗创始人法然上人之徒，但其所创立的净土真宗后来自成一派。由于亲鸾上人的“方便施设”，吸引了许多民众信仰此宗，具说今天此宗徒众人数占全日本佛教徒总数的一半以上。也许正是因为其在日本佛教界的基础比较广泛的缘故吧，日本佛教界也接受了此种现状。但不管如何，亲鸾上人主张的这样一种完全与佛教真义相违背的施设，其结果是给日本佛教界蒙上了阴影，其对佛教戒律是一种玷污，对于僧众来说亦是一种祸乱，其流弊与危害性不可胜举。现今，在我国大陆，亦有人想提出类似的观点，普愿天下正信的佛教徒都能以慧眼将这种所谓“改革”识破，看清某些人士欲破坏我正法的祸心才是。还应指出的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日本佛教亦把此种不如法的律仪传入了台湾、韩国、朝鲜等等国家，造成了这些地区与国家的佛教变质。（二）、日本佛教之蜕变
　　1、日本佛教有演变成为学术研究与神道信仰相结合的趋势
　　上面分析日本禅宗史时已说过，禅宗曾在发展上吸取了神祇信仰而得以壮大。但当时，由于西方的科学文化均未曾传入日本，所以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明治维新（1867）后，神道教被定为国教，佛教被排斥，为了求生存，佛教开始依附于神道教。这时的天皇政府还颁布了“自今僧侣肉食妻带蓄发可为胜手事”的《大政官布告》，将亲鸾上人曾提出过的观点变成法令公布，使佛教僧徒逐渐轻视出家律仪，僧侣素质下降，一直影响至今。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佛教界也在西风东渐的冲击下将视野投向西方。例如，许多日本佛教学者开始对佛经的年代及真伪进行考证，进行了许多可堪称艰苦卓绝的研究工作，对于以往日本佛教进行了批判和总结。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佛学治学理论指导。所以，日本佛教一方面与神道教相相妥协，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的考证下否定自身，逐渐演变成为带有两面性（即学术性与迷信性）并可能走向联合的宗教。
　　2、日本佛教新兴宗派对于佛学认识上的曲解
　　近代日本佛教，受西方化的冲击，在原有的宗派中又产生了不少新兴的宗派，他们一方面标榜自己是属于哪一派哪一派，但骨子里却着有欺师灭祖之嫌疑，新兴的日莲宗创价学会就是这样的一种角色。日莲宗原脱胎于天台宗，创始人是镰仓时代的日莲上人。该宗宣扬只需高唱“南无妙法莲花经”，便可见性成佛的观点。创价学会的成立约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标榜日莲宗而图参政。其第三任会长池田大作曾参选国会议员并获选。但在其出版的《我的佛教观》一书里却站在一个狭隘的角度去看待禅宗：“若此止观不依于法华经，则天台之止观同于教外别传之达摩邪法。”时至今日，仍以此种态度看待禅宗，实不可思议也。况且，其人止观境界则有可能是邪法呢！所以，尽管其一再标榜其如何忠实于日莲宗之宗旨，在我认为，其已仅具响亮的口号，其立宗之真义早已亏失大半。（1）盲目适应世法，违背了真修实行佛法真义
　　日本当时侵略中国，日本佛教界一言不发，跟着军国主义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大乘菩萨道的宗旨是救度众生。而日本佛教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反，在战争快结束时，政府还下令修密的僧人在高野山的日本密宗大道场对中国修诛法。得知此事后，我国当时的密宗大德诺那活佛、贡噶活佛及显教大德虚云大师、印光大师等均因此而对修护国息灾大法会。所以，近代的日本佛教，确实是走偏了的。现在日本佛教界也在懊悔，当初把修行丢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违背了佛教本身的宗旨。就学佛者来讲，修行是根本。学佛是内明，搞学术文化研究是外明，要弘好法，不排斥外明，但外明决不能代替内明。象日本就有不少人走这条道路（外明代替内明），这就有可能导致“到腊月三十尽头抵不得生死，管不了本份大事。”日本学者学风严谨，重理论研究，值得我们学习。但日本佛教研究，过于经院化，与佛教现实脱节，研究方法过于呆板，多搬用西方的哲学、宗教概念套佛教。三、反思后的结论
　　通过对日本佛教的一系列研究和批判，我们应借鉴的是他们严谨的学风，以及他们立足于长远的历史观努力培育人才的远见卓识。但我始终认为，佛法观应如欧阳渐先生所提倡“佛法乃结论后的研究。”唯其如此，佛法才会有其历久常新的生命力而并不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