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陀罗：西藏发展的认识问题

曼陀罗：西藏发展的认识问题
　　来源：西藏研究　　作者：郭克范
　　新世纪开端的中国，大事、喜事不断，西藏更多几分欢庆之处：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的庆典活动：青藏铁路格拉段的开工；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这些重大的活动和事件，与整个国家在这个年份所表现出来的兴盛局面结合在一起，的确令人振奋，对于西藏前景的乐观主义声音成了一时的“最强音”。但是，这种声音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有关西藏发展及其延伸性问题未能得到重视。
　　对于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稳定若干重大问题，思想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的时候，西藏相关问题的讨论显得沉寂，原因有：一、有关西藏话语本身的敏感性，只有为数不多的自由职业者和生活在大陆外的人士有所论及，其有碍“政治正确”和所论的偏颇，使得它们难以进入公开的媒体（网络由于自身的特点是一个例外）；二、为学科发展和知识积累着想，从事藏学研究的国内学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技术性层面上（这当然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三、对于西藏认识上偏差，出现“二重话语的借用”，而缺乏对待西藏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所谓“二重话语”，一是指直接套用西方有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未能引入西藏实践所提供的对这些理论修正的参照系，隐含着对于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大异其趣的忽视，普遍主义的方法在起作用；另一重是套用内地发展起来的认识模式，未能看到西藏社会发展中的被动性和历史的沉重包袱，学术实践上就是直接沿用他者分析框架和模式（特别是经济方面），对西藏发展中显眼的问题习焉不察。
　　一、西藏发展的回顾性分析
　　回顾历史，既是为了以史为鉴，也是为了证明现在；通过追溯历史，来为未来走向提供认识价值。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相比，在出发点与方式上有较大的差别。而在“因俗而治”和“分而治之”政策下，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也出现了“治同内地”的一体化趋势。①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进入近代以后，为了抵御外敌而改变旧的行政管理体制，希望通过采用行省制度，以制度变革的方式改变西藏与内地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在长期的发展和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体化趋势。
　　西藏的近代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英印两次发动侵藏战争时期开始。它对西藏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国家贫弱之际外交上的变数，随后发生的种种变化（如地方上层开始把眼光认真投向外部世界、对于军事近代化的努力、对于改革社会运作机制的活动等等），不论它们的复杂性有多大，也不论外国势力在其中出于利益的要求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一个主要的趋势是西藏打开了封闭之门。现代问题由是肇端，到50年代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缓慢演变过程。它首先是对外部挑战的回应，最初回应的动力在这一整个时期都存在，并且依旧沿着殖民主义的模式在发展变化，在40年代末期，新的回应迅速占据了上风，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大变迁。
　　西藏虽然也是在进入近代期（晚于内地）后开始现代化努力的，但到50年代前并未形成一次现代化运动，我将之界定为“西藏现代化的过渡时期”。②发生在20年代西藏内部班禅与达赖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最直接的原因是与扩充军备有关的费用分摊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了九世班禅出走内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藏基本的农牧业产品收获量无力增长的特点，反映了它在外部世界前的封闭与边缘的地位，任何一点对于经济需要的异数，都能对整个经济结构产生动摇根基的影响，带来财政危机。其时，来自外部世界的物质剩余十分有限，而作为内部来源的贡赋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样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下的社会是贫穷的，几乎看不到生产领域技术进步的累积，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西藏现代化的过渡时期”并未对社会结构产生有效冲击，近代工业也只出现萌芽，现代价值观念只在少数分子中有所影响，没有扩展到社会中去。直到和平解放后，才在一种自觉的影响工作的促动下及于观念层次，与制度改革的目标前景因素结合在一起，人道、公正的生活成为直接的推动力。
　　第一次现代化在西藏的真正启动发生在和平解放以后，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是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引导下的实践活动，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运动关系密切。③20世纪50年代初的和平解放为其开端，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主改革运动以革命性社会变革来实现西藏的现代化转型。社会制度的根本性改变，人身依附关系的打破，成为此次运动的基点，社会改革所打开的新生活之门也就是时下所认识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认识上的差异，不同的时代确立了具有各自时代特色的社会认同指标，并在达到和完善这些指标的社会实践中经历了较长的时段。
　　西藏当时发生重大变迁的内源力应该是人类普遍共有的求发展、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这种愿望的长期受压抑，成了人们的一种潜意识，共产党人所代表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政治力量，正好与之相契合，将之激发出来了，成就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另一重动力是随着社会开放度的增长，带来的观念、制度变革的压力所造成的应对心理。
　　西藏叛乱的发生、迅速平息以及伴随平叛斗争而开展的社会改革运动，意味着西藏发展的梗阻被冲破，一个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充满活力的时代来临。
　　虽然当时不可能明确提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号召，但是摆脱西藏经济在生产、分配、消费结构上严重不合理的状态，调动人民的创造热情，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是社会的要求，也是共产党人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所开创的新社会所寻求的目标。在这一进程中，尽管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但现代化发展的框架始终没有受到根本性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现代化从50年代至今是一个延续性过程。
　　二、新的发展框架分析
　　1、现代化问题
　　将发展冠之以现代化的名目，隐含着一种简单化的处理问题的思路。现代化面对的是一种目标，表达的是一种接近的过程，与文化一类概念类似，所指向的目标同样是模糊的。它是发展概念，具有经济目的论色彩，反映的是一种落后状态的心理焦虑。现代化是指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④在社会心理上，人们也许并不将现代化仅仅视为经济的增长，而在具体问题上并不然。西藏的发展是在“乡土西藏”、“宗教西藏”的基础上开始的，而“乡土西藏”、“宗教西藏”建立在相对原始的生产力水平下，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对秩序起着维护作用。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是直接或间接地在西方发展主义观念影响下被卷入的，50年代以后又加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大前提。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并非当时的问题，而是反思性问题）。
　　基于一种认识上的考虑，承续长达半个世纪的西藏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时期，我将新世纪开端作为新一轮的起点，这种简约并非是要舍弃对这一时期内的丰富性和阶段性考察，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分期。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时期所解决的问题是消除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打破与外界交往的壁垒，而新起点所要求的则是建立自身发展的经济基础。如此近距离地进行历史认定，历史深处的复杂性难以“超脱”地梳理清楚，但我仍然希望尽量客观地分析这又一个“起点”所包含的意义；另一层考虑是，我以为现时对重大的认识问题的态度是模糊的，而认识的明晰化则直接关系到新一轮发展的走向。
　　旧西藏的社会结构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线性结构而非网状结构，横向联系少，几乎不存在自下而上的互动关系。政治结构（也是一种经济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状态，不存在对缓和两极分化紧张关系起作用的中间阶层、地方精英，政治秩序的文化联系主要依靠宗教社会心理来维系。
　　长期以来，西藏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现代化运动之中，未被说出的“现代性力量”实际上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在时代政治的追求中更是走向扭曲之地，甚至可以认为，西藏至今的发展是在一个倾斜的航线上克服非现代性的过程。“一个相对缺乏现代性的或现代性不充分的体制……终究会使经济翻车。”⑤现代性因素、现代化目标，虽然始终存在着反思性批判，但至今无法逃脱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约束，自然也伴生着资本无遏制扩张的因子；汉文化思想中有一重要观念：天人合一；西藏作为一个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域，其文化也有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反其道而行之的思想。我想这些都能给人以借鉴和启发。
　　2、援藏工作
　　援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新型援藏工作从50年代起即已展开，最重要的就是以川藏、青藏公路为主的交通建设。随后（举其大者），1980年中央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中央部门和各省市都要做好援藏工作”；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9省市“四十三项援藏项目”，后又启动“一江两河”工程。1994年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援藏工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明确提出“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和“绝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绝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把援藏工作与西藏的发展、与全国的发展联系起来，并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和确定实施“六十二项工程”。实施“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方针，中央国家机关和15个省市（最初为14个，后重庆成立直辖市从四川省分出去，而成15个）对口支援自治区直属机关、各地市、大部分县市，选派人员援藏（1995年至今先后有三批援藏人员1953人次，第三批到2004年结束），对口支援省市在对口支援地无偿援建了若干项目（在援助人员到位后陆续确定）。基本上可以认定，从1995年开始，国家有意识地加大了投资力度。
　　2001年6月召开的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这一援藏工作方式加以肯定和延续，提出“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事关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也事关我们国家的形象和国际斗争”，加进了西部大开发等广阔的内涵，援助的力度和覆盖面进一步加大。实际上，演变至今，援藏工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延续多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援助西藏的政策实实在在地放到了全社会协调发展的大局之中，可以视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导操作模式。但其中也表现出了一种被动性，隐含着对创造性的抑制和对市场化取向的背离。
　　3、以2001年为分析的考察点
　　现在西藏处于发展的新起点上，新起点的意义是两方面的，一是为发展所注入的力量的变化，一是反思性的，即改弦更张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西藏2001年GDP为138.73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85.77亿元，增长29％，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80％以上。三次产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1: 23: 46调整为27: 23: 50。其他方面的增长（外贸进出口例外，下降将近20）依然是顺延的发展而已，如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117个建设项目的续建、对口支援项目的建设，并未构成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交通建设在投资上大幅度增长（比上年增长70％）；能源建设上的瓶颈制约和结构性矛盾有所缓解；社会保障事业和一些制度性改革在国家统一的政策范围内有所推进。
　　考察该年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反映出来的主要是国家的力量和西藏本身的“随波逐流”，应有的调整的努力没有出现。
　　三、初步认识
　　西藏经济发展自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进入快车道，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发展速度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里我们应注意它的基本前提：这种发展是在中央和内地省市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无偿支援的基础上实现的，亦即主要是由外部推动力来实现的。从全国范围来看，为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努力消除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和巨大的不平衡，以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为基础来打牢西藏乃至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实施国家行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着更长远的考虑。在这一过程中，西藏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⑥存在着单纯发展的思想，没有将促进发展的各种因素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没有看到这些因素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2000年底，区党委全委会提出了以制度创新为根本的“三个创新”，如果这一认识是从对社会状况中分析中得来的话，那么，提出的创新方案应该从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关系中寻找创新的力量，这种不公正关系溯源只能归结到经济活动的不公正。观念创新也要求，对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造问题，对于西藏比较突出的稳定与建设的问题，以及对于在怎样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以怎样的方式促进发展等等，应认识得更全面一些。
　　新西藏的管理体制，从一开始实行的就是中央直接具体领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管理方式有所变化，但没有根本的改变。在事关大局的问题（如对达赖集团的方针政策问题）上仍由中央直接掌握，其他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西藏自身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由于西藏不具备自我发展建设的力量，旧的管理方式也只能延续下去。发展建设上主要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也导致地方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方式上，西藏是“全能性”的，工作绩效评价机制与做实事、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事业发展产生矛盾。
　　拥有宽而泛的国有经济，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宽而广的政府管理的存在也随之有了存在的必要性，而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加大了政府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变到间接管理的难度。西藏不存在大型企业，虽然国有经济所占的份额不小，但经济总量并不大，历史包袱较轻，对一些不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的领域，至少不用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推动企业走向市场。从这方面而言，西藏国有经济的力量较弱，某种程度上也能对发展创新带来一些方便之处。同时也因为如此，市场关系的扩展在西藏仍然很狭窄（就全国而言，市场关系对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全面渗透正是通过改革计划经济制度尤其是改造国有经济实现的），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扩展将只是时间问题。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区域化是主流。在西藏讲区域化发展，讲扩大开放，有几层意思：一是小区域化，与国内周边藏区的联动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西藏与邻省藏区并不具有同等的扶持政策。没有其他藏区的同步发展，西藏发展的长期性与协调性会受到一定影响。二是与周边南亚邻国的互补性发展。这里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政治性的，尤其以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为最。三是与国内西部其他省份和全国大市场内的分工合作发展。现在还受到交通等因素的制约，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一个动态的发展方向将会逐渐显现出来。
　　四、经济增长与内源性因素
　　西藏的发展主要是外力推动的结果，在内源性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着重大的偏离。
　　1、政策的后果
　　西藏的发展在全国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失衡。经济规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还有社会发育程度和经济结构上存在严重的不适应性。截止2000年底，西藏的发展状况是，在地域广大、人口稀少情况下的经济规模很小（全区国民生产总值为117.4亿元），缺乏真正体现自治区发展的支柱产业，几十年供给式的财政政策体制，未能激发出自身的创造力和活力，社会存在一种巨大的依赖和惰性心理。进入新时期，从实施“四十三项工程”到“六十二项工程”，从一些技术性、文化性的领域实施对口支援到全面实施对口支援，成效很大，但与此同时，也在进一步强化供给型的体制。客观地分析，这种政策为改善西藏的面貌和打下初步的发展基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根本无法做到的；90年代以来，这一政策在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对于促进国人更好地认识西藏，理解西藏，作用可谓巨大；同时这些努力只能是一定时期的必需，发展壮大自身的能力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2、产业相关性
　　西藏的发展现状存在着明显的弱关联性，也就是所谓城乡“两张皮”。增长的指数与发展的效果不成正相关关系，发展主要集中在城镇，收入分配不公，技术进步体现弱。从三次产业的构成看，2000年三次产业的GDP比例关系为30.9: 23.2: 45.9，就业结构为72.9: 5.9: 21.2，⑦90年代以来产业的变化没有改变这种大的趋势。很明显，产业间缺乏基本的关联，主要是依照国家投入的多少按各自的轨迹发展。而且在乡村内部，呈现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状态。越是交通不便的地方，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越明显。
　　促使自给自足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一般而言，在货币经济形态中，资本的技术性扩张对手工业的冲击最为明显，或者被工业生产替代而遭到破产，或者被彻底改造。而在当今的西藏，传统的家庭性、作坊性的手工业仍然遍及农牧区，且很难感受到生存的压力。说到底，这是一种政治安排下的结果。如果不能处理好关联度的问题，现代化发展就是一个与最广大群众无关或者说是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发展；也就难以有效回应达赖集团的攻击和诬蔑，他们就还保有潜在的进行破坏的社会基础。
　　3、城乡发展的脱节
　　城乡经济发展的失衡即城乡发展上的差距很大，反映的是在全局性收入分配依靠国家财力支持的前提下，内部收入的不平等。有这样一组数据，200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33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448元，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由1990年的（1685：649）2.60：1、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前的（3576：1334）3.68：1增加到2000年的4.84：1，2001年则为5.07：1。即使考虑到统计中的干扰因素，还是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是十分明显的，“九五”期间农牧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为8.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为11.6％；西藏近年来的发展速度不低，但这种城乡差距过大的格局不但没有随之缩小，反而在不断拉大，这是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的情况；在直观感受上，农牧区与城镇之间的“文明”反差就更突出。80年代以来全国支援西藏，至少在初期，重点在实施“形象工程”，重点在城镇建设方面，也变相地拉大了城乡发展的差距。而且，“肤浅的、表面的‘现代事物’，并没有在不发达地区传播现代性，而只是增加了社会中高消费阶层与贫困人口的反差。”⑧公共服务方面，农村更是无法与城镇相比，在一些领域如医疗上虽然对贫困农牧民有一定免费医疗的政策，但是相关设施水平的低下，使政策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更遑论交通、教育和现代文化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在评价“九五”成就时，有这样的基本估计，农村“绝大多数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部分群众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城乡居民的衣食住行条件明显改善，物质文化需求层次、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有所提高”（2001年9月区党代会报告）。由于城乡之间和乡村内部巨大差距的存在，上面的这一基本评价意义不大。
　　农业科技发展主要表现为试验性和面上发展的低度化，未能对传统农业模式带来突破，农村的经济结构单一，农村的流通基本上是封闭性的。目前，农牧区所面对的市场问题，可以说是农牧民与市场的关系并不大。⑨比如，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之“衣”的方面，是西藏手工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市场问题几十年没有发生带根本性的变化，生产规模主要限于家庭，包括原料的提供更多的并不是商品行为。
　　4、差距的社会后果
　　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体制具有天然的不合理性。西藏社会的单极繁荣，对地域和人口规模更大的方面（农牧区、农村人口）而言，是严重的内需不足，社会缺乏促进经济发展的购买力。⑩这样的社会要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发展就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当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当社会改革所涉人群无需承担改革的成本和社会为之提供财力支持的情况下，社会不平等的产生和持续扩大，也就只涉及个人先天秉赋的差别以及后天个人的努力，收益的不均与社会再分配基本无关，所以西藏并没有出现像内地那样的分配性冲突。比较受损一方对安全、社会稳定的需求与他们所行使的经济权利、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没有产生对立性因素。而且，与内地不同之处还有，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市场扩张过程造成贫富分化、社会不公、腐败等现象，而是在市场扩张的大环境下，西藏独有的发展模式造成的。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的构成情况呈现互不影响的局面，农村处于一种与城市经济不相干的水平上，国家对他们基本没有负担要求；农村居民收入问题中还有一个与内地不同的地方，在一些群众中一方面现金收入的很少，同时又拥有较多的粮食、牲畜。这不完全是一个“惜售”、“惜杀”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适宜的生存方式的选择，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重点放在转变农牧民观念而没有必要的辅助措施，是徒劳的。其次，区域内一体化程度不高也起了一点防范作用，低水平下的经济平衡，以家庭或以小而封闭的小区域为单位的自足经济还比较普遍；精神生活上，遍布全区的宗教场所，职业的非职业的宗教活动人员，也可满足需要。
　　因为群众与政府只存在单方面受益性的经济关系，义务承担严重不成比例，对政府的认同感会丧失很多，政府将面临失去群众基础的可能，外因的涉入便可能动摇基础，这是第一。第二，各个地域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到了一定程度，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社会中便会产生经济不安全情绪。［11］第三，市场萎缩和市场“两分”，现代经济所必需的需求动力会大大受损，经济发展及开拓创新都将难以为继。
　　谈到农村发展的症结，还有市场发育程度和农牧民群众对进入现代化的生活状态的理解问题，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也就是我们常讲西藏的特殊性问题，比如生存环境相对恶劣，人口密度小，交通不便利，解放后逐渐形成的供给式的财政体制，文化商业运作中的无端神秘性的渲染培养出的社会惰性（包括思维、观念上的惰性），等等，都在加深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困难。
　　对外开放程度低下也是影响西藏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点在进出口总额上可以看出（2000年对外贸易总额1.30亿元，其中进口1.13亿元，出口为0.17亿元）。西藏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在政策主导下的开放，未能走入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西藏在很多方面还笼罩着虚幻的神秘性光环，开放的领域和深度的不够，给外界一种难以把握的印象。而且在西藏，非贸易性生产、消费的特征依旧鲜明，这也是一重结构性影响因素。
　　五、社会运行机制、文化认识问题
　　在“西藏一九五九”时期，以制度变革为主的社会大转型的合法性基础，在于造福于民的承诺与实践，这一点在现在依然没有变化。服务理念（权自民出）和公开合理地按规操作则是仍有待于完成的将来式。西藏社会浓厚的行政主导的特点，使得社会许多方面的运作缺乏一定的透明度，在做事情上交际费用较大。社会资源按计划进行集中分配，个人的报酬与其努力程度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这种意识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由内地带来的封建特权思想、等级观念所造就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是西藏社会所自有的封建观念在社会各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表现上却以前者为严重。社会有明显的两极分化特点，其地方特色很难用通行的社会学理论恰当地画出社会结构图，社会有机性主要体现在局部而不是整体上，传统与现代同时存在而又不是相互融合，整体上的联系是机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共同体”而非“社会”的特征。
　　我不止一次听人直观地谈论过旧时西藏官僚机构和人员规模的简单化，并感叹现在机构庞大而作用发挥之有限。而且，实际上在西藏近代期官员人数最多时也不过400～500人。［12］在庄园制经济下，庄园领主承担着一个个小型政治实体的作用，地方政府并未将许多职能承担起来。但是，这种议论没有联系社会结构的分化、细化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社会复杂程度所需要的管理成本的扩张（包括机构和人员）。同时，党务、行政系统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体现国家政治生活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具体地说，就是一种机构设置的对应关系，诚然在人员规模上有变化，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主要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需要所决定，是由相对单一的用人渠道所决定，并通过膨胀而形成。事后分析，如果社会情形允许，当时未尝不可由此推动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但这种假设不可能得到当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允许。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主张，表明在外源性现代化社会中的当下，有了更多更“美好”的参照系的存在，如果没有经济果实加以平衡，社会分子中“被遗弃”感增强，就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而“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在西藏是“深入人心”的，但它有时也会成为掩饰失误的借口；不管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有时也出现对稳定的考虑、对民族关系的考虑优于对于通行规则的考虑。诚然西藏最大的政治性困扰莫过于境外存在一个分裂主义政治集团，它的影响也许比我们认为的要大得多。我们所说的达赖问题，并不是一个静态的问题，自50年代至今一直存在着。如果说一直到80年代初达赖问题还显得有些单一，经过了80年代以来的政治变动和流亡集团内部结构、神权观的变化，已随之发生了变化，达赖问题的复杂性大为增加，更由于有一个始终未超脱政治化的宗教集团的或明或隐的影响，这一问题将长期伴随社会环境而发生互动。我们提出要努力消除分裂势力存在的社会基础，宣传教育、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从小处看都不失为可行的方子，但最根本的可能还在于，如何营造出发展上的群众性体戚相关感和经济的高关联度，从义利层面上让一般人产生对于稳定的依赖性。
　　交往实践条块分割和封闭条件下的政治参与只是形式上的参与，公民对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理解是被动的，公民的参与也就缺乏实质性意义；个人利益多元化空间狭窄，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和主动性、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脆弱。为人所称道的“草根民主”建设（村民自治活动）、民众的政治参与问题，乐观的认定中包含了以理论来框套现实的削足适履的作法，比如分析手段中的技术问题（选点数量与样本数量）和理论适用问题，至少对于后者应追究其源，需要引入区域特点、区域内部的地区差异，更重要的是民族意识（历史形成的特异背景下）问题，这里是应该讲特殊性的。将顺从参与视为自觉参与，陷入技术性的数字陷阱中，是其中一个根本的误区。
　　文化发展上，破旧的工作可谓卓有成效，立新的工作相对滞后。现代文明的大众文化在市场力量驱使下，在城镇发展得较为迅速，其中一些“沦丧”性的方面甚至有如火如茶之感，本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如服饰文化等方面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在惠及广大群众的本土文化上仍在原有的民间文化的基底上缺乏创新，也就没有形成一种与时代变化相匹配的鼓舞人心的发展。
　　把现代性归结为一种把自己与时代、与未来关联起来的态度，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什么是启蒙？》中表达的观点。应该看到这种态度在西藏的增长，也更应该看到这种态度并没有成为“主流”。与时代的关联，不过是按部就班地过日子，与未来的关联是死后、来生，不是活着的人的延续性未来，说到底是为己而不是为众的幸福观，人生的意义取向没有从神学体系中改变过来，社会的变革只能是被动的，没有现实性的未来可言，社会变革的成就镶嵌进一个荒谬的框架中，而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四不象。藏传佛教作为被权势异化了的宗教，对它所覆盖的人群的蒙蔽作用，并没有社会等级之分和阶层之别，同样都是一副锁链。宗教被打上太多非宗教的色彩后，其道德教条便是扭曲的，说教与实践之间是背离的，不会指向人的本性。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好，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好，需要从这种关系的改造中获得两相其宜的效果。
　　改变农牧业的内部封闭状况，改造传统产业，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的要求有一个通行的标准，那就是：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以上。到2000年，西藏地区的适龄儿童入学率85.8％，已经不低；但是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还是在1997年以后才达到80％，小学以上阶段学生的在校生比例不高（2001年在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初中入学率39％，高中阶段入学率16％），接受初中以上学校教育后返回农牧区的人员更少，本来学校教育就有巨大历史欠帐的情况下，西藏农牧区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这给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广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增加了相当的难度。重视学校教育在扩大惠及面和程度上任重道远，这是提高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大事，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基础条件之一。
　　中央政府的区域倾斜政策和财政支持必不可少，这种支持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仍将继续，力度还会增大，问题在于这种倾斜政策需要建立在西部开发产生内在的动力和形成良性循环的条件上，投入产出率也应引起重视，一个沉重的现代化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国家对西藏的援助（文中不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均把各省市区对西藏的援助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援助统称为国家援助，这是一种国家政策推动的结果，对援助方而言获得的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也许在西藏经济达到某种程度后会改变这种状况），这就是全国性市场的角度。虽然西藏在1994年就提出，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与全国“框架一致，体制衔接”，但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还存在着种种人为的和自然的限制性因素，但与全国性市场之间不存在根本性壁垒，可以将援助视为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的税收调节分配（不仅仅是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现在这还是小头），直接承担着水利、电力、交通、电信、生态环境等公共建设和教育、行政、卫生、扶贫等支出。
　　六、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分析
　　新一轮发展，西藏提出了现代化的政府性目标，这一目标在2001年6月下旬中央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被规范、统一表述为“两个跨越”，即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跨越式发展的经济指标在2001年区党代会上确定为：“十五”期间，力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以上，到2005年力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西部地区前列；到2010年，力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全国中等水平，为使西藏与全国一道进入现代化打好基础。严格地说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性目标，对于其经济指标，还没有实在的意义分析。它所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占有水平的增长，但它在社会发展上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其实主要是指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物质层面只是其中之一。
　　跨越式发展在字面上也就是指现代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中动力源并不一致，可以是经济增长所积累的变革力量来推动，也可以是外在政治变革力量起第一推动力。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结构的分化，关于西藏的新起点的问题，需要追问的是，为可能的发展创造了什么条件？
　　实际上到2000年，西部10个省市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606元，西藏为4559元，处于中游水平，远远超过贵州省和甘肃省，与四川省、云南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同一水平线上。西藏要走上现代化道路，仅仅体现在人均数字上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经济发展的数字所反映的产业化结构、消费结构和采取什么方式上面。从西藏近几年来的发展实践看，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拉动，2001年更是达到80％以上，也就是说，西藏经济发展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方式推动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所有投资中，政策性资金（中央和全国的无偿援助下的工程投资、无偿支援，说到底，还是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拨款性质的投资）的支撑，资金的投向又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向具有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方面很少。2000年西藏地区的财政收入不过5.38亿元，财政自给率不足9％。如果按照“既定”的模式发展下去，“不论人均生产达到何种水平，都不可能转变为自主中心和自我推动的增长。”［13］跨越式发展从小处看，是为了避免出现“他者”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必要弯路，从大处看，则是国家协调平衡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是现代化运动中的重要目标，但没有人文的同步发展，没有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可持续的和良性的发展。
　　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已经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也是新一轮发展的题中之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要求：“要把国家对西藏的巨大投入同实现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把项目建设同农牧民的增产增收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走出一条随着国家援藏力度不断加大，农牧民收入不断增加的新路子。”提出了在投资拉动发展中增加农牧民收入的问题，作为一种增强发展关联度的重要尝试，方向值得肯定。2001年年底全区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14］在改造传统产业链、缩小差距方面，政府性的、研究性的方案可谓多多，不外乎两方面：一是体制维护心态下的改良，一是进行体制创新的改革。引导农牧民，为其进入市场创造条件，提供通道，是能较快见效的举措，但根本的是需要走出这种狭窄的思维模式，从经济发展的未来和社会公正的全局上作出制度上的安排。制度创新不能包治百病，但它能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这点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加入WTO，对于政府经济管理的透明度、统计工作的规范与公开性提出了要求，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体系，它所具有的无遏制的扩张力，不会“温良恭俭让”地等待我们慢慢地做工作，被动应对只能导致步步被动。
　　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主要是外因在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制度化的内因性结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也应该从这个基础上着手。一、加强产业创新，增强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降低经济增长的援助依赖度，也增强政府调节再分配的实力。二、缩小收入差距，自然不宜采取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措施，否则不过是进一步增强整个社会的依赖心理而已，应把重点放在改变基础设施和基础生活条件上来，把对农牧区体养生息政策从偏重于“体养”转向“生息”的条件创造上；对分配差距扩大的纠偏，并不是要导向追求收入分配平等这样一种平均主义的后果，如何促进竞争合作性体制的出现才是合适的目标追求。三、开征农牧业税等基本税收（这与加大对农牧业的投入并不矛盾），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辅助条件之一。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内部发展的关联度，保障经济安全，促进合作精神的成长，努力消除“大多数民众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被排斥”感受。［15］非自主性地发展或曰顺波逐流式的发展，必然会对社会结构不同方面的发展产生强化和弱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难以回头的社会后果，寄希望于未来“恰当的时候”统筹解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交通状况的改善和可以预见的根本性改观，是我们在这个新世纪可以明确看到和意识到的最激动人心的变革，对它的意义的估价，只要对西藏有所了解的人士都能深刻感受到。路网（区内路网和与区外联系的路网）的扩展，受到冲击的首先是生活方式，人们常常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来面对这一点。这个过程将会很漫长，对于广大农村牧区而言，现代生活方式毕竟一时难以与他们的习惯相吻合。我更关心的问题是，一旦新的消费观形成后，农村牧区将在现代经济大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韩少功对购买力将向经济核心区集中，广大的处于被动地位的农村将沦为纯粹的原料供应方表示了忧虑，“只要消费力仅局限于都市富裕人家而与大面积的农民无关，与都市里贫困人家也无缘，那么这个市场就太小，高附加值农产品就太容易过剩滞销”，“沿着公路而抵达乡村的经济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一体化”的另一面是“各种资源的流动和集中，将加剧地区贫富差距”。［16］
　　从内部方面考虑，需要再提城镇化建设问题：让更多的农牧民退出传统农牧业，才能有效地提高农牧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城镇化使人口相对集中，对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农牧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城镇化的发展本身就能够创造出相当大的就业需求，特别是服务业方面，一种人道的生活方式（便利的交通、通讯、水电、住宅、公共服务）才能有效地接近处于不公正的社会群体。家庭副业在西藏可以说是个大有潜力的传统产业，现在我们所认为的“乡镇企业”相当部分其实不过是一些家庭副业而已，使之走向产业化应该是一种不错的出路，而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小型规模的启动。促进农畜初级产品的转化，增加附加值（农区畜牧业在粮食基本自给的前提下加快粮食转化，改变牧业区的经营方式，提高牲畜的出栏率、商品率），也是促进农村产业化发展、增强产业关联度的重要途径。
　　将旅游当作支柱产业，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谈论最多也是各方面取得“共识”的方面。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基于分工经济中的“比较优势说”，如果它能被社会大多数接受并能参与进去，以及能惠及西藏良性发展的话，这种共识未尝不可，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一般地谈论发展旅游业无所谓对与错，一旦在实际上形成了旅游主义，就将掩盖两种关系，一是依赖性的发展关系，二是产业孤立化道路。其背后隐藏的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不平等的发展模式。
　　有学者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西藏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工业的现代化。看到了内源性现代性因素生长和扩张的作用，也看到了农村地区隔离于现代化进程外的不切实际，但对西藏发展倚轻倚重的后果形成的结构性困难看得太不够。既不能单纯地执行“增长战略”，也需要完整地考虑实行农牧结合发展战略的现实可能性，考虑生态环保产业对西藏经济贡献的大小；在内源性发展的基础上农牧区可能还是要“组织起来”，走产业化发展的路子。一些学者曾经指出，重点放在走工业化道路上将会有不少弊端，最集中的一点是面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工业化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但工业化与环境保护并不总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矛盾，西藏必须有选择地走工业化的路子，因为没有可靠经济增长的经济是脆弱的经济，参与大市场的分工协作需要以一定的实力为基础。农牧业、旅游业以及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商业发展等，均不能支撑起西藏发展的大厦，国家的扶持与支援也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一水平，西藏经济也不能在依赖性的路子上越陷越深。总结起来，可以这样说，农牧业需要走工业化的路子，也就是利用工业化的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工业需要走知识经济的路子，服务业需要走产业升级的路子（虽然西藏的第三产业占全区GDP的比重达到了45.9％，在西部10省市区中为最高，但是这个数据不能从根本上反映问题，这是在整个经济状况低下的情况下的比较，无法用需求结构的发展和生产率的发展来解释，包括行政开支在内的过度膨胀而产生的财政危机实际上是国家在一力承担）。技术变迁的速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可能，在西藏这样一个缺乏足够的技术、人才储备的地区，技术的引用消化都成问题，技术创新和变迁也就更难。在方兴未艾的援藏大潮中，引入这一关键性因素对于西藏的持续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西藏提出了扩大开放特别是扩大对内地开放的政策，西南地区省市区间的经济协作早已有之；在做好这种区域化发展文章的同时，扩大藏区内部的交流与合作，缩小发展上的差距，西藏的发展进步才会走上良性的轨道。开放带来市场的扩大，会在潜移默化中调整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至于“化”到什么地方去，如何“化”，可谓见仁见智，但作为一个趋势，描绘了现代性的不可阻档的力量，全球化也包含有对多样性的强调，多样性是一切事物的天赋秉性，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和融合的结果；文明具有层次性，有普适性的方面，也有特性的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方面（宗教信仰、价值观、思维模式）。从这点看待西藏现代化发展中文化特性的保护问题，除了在该作为的地方努力而为外，没有必要将之看得过分严重；历史上出现过的文明间的冲突，不论表现形式怎样，实质是物质利益的争夺，而非源于文明间的差异。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引导农村走向现代化，防止出现在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与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过分脱节而造成社会的动荡。
　　七、结语
　　一切政策的制定、措施的实施，如果不能对自主发展能力起促进作用，所有的努力都将是白费，甚至带来更多的负面作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永远都是一个社会发展变迁的根本问题，这个过程中的所有不平等关系的内在演变与此密不可分。对于西藏，供给型经济体制的转变仍然漫长，依附性的经济关系正在成为一种可能和危险。2002年3月召开的世界筹资大会所提出的问题，比如非慈善性、创造发展的基础、改善基础设施等，大多可以用来反映西藏现实。解决社会结构的失衡问题，要求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改变其中几成积重难返之势的结构性问题，应该成为新发展的首要之举。
　　在藏传佛教密宗里，曼陀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我的个人理解，它首先是一种形式的存在，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讲求对称性，这种对称不一定是严格物理意义上的对称，更是内在对称。二是注重内在的统一与协调性，在大型彩砂曼陀罗中这点可以看得很清楚，表面上各个小单元自成一体，能够以单元的形式表达一种结构并体现一个完整的功能；而在整体上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亲合性，能够发挥出即使是将所有单元和单元结构物“堆放”在一起也无法体现出的更为重要和深刻的意义。应该说曼陀罗作为形式繁复且种类众多的存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在形体特征还是在象征意义上，已经渗透到藏文化的各个方面，构成了藏文化的隐性结构之一。也应说，这种影响，因为是从藏传佛教密宗当中开出的，至今依然附着着宗教的神秘光环，与世俗文化的联系停留在表层上，这里有一个结合的问题。我所理解的西藏现代化也是应该具备曼陀罗特征的现代化，即它是有机的、可持续的、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开放的现代化，既有经济上的持续快速发展，能够激发社会的活力，有在富有生机的文化机制下的社会演进，也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于发展和稳定的高度认同感。［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参见苏德：《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北京）2001年第3期。
　　②参见拙文《本世纪上半叶西藏政事的现代性分析》，载《西藏研究》（汉文版）1999年第4期。
　　③汪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因为它也把自己建立在历史目的论的逻辑之上。”“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归因于传统因素和近现代中国历史社会危机的语境，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死火重温》，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④在此，我基本上将现代化概念当作一个值得肯定的概念来对待。对于其中所蕴涵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中的复杂关系姑且淡化处理。
　　⑤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页。
　　⑥［德国］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A.G.Frank, 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二the Asian Age）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5页。
　　⑦本文所涉及的2000年数据主要来自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2001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⑧见注⑤，第232页。
　　⑨“至少农村土地这个中国现在最大的资产还没有条件私有化，只能稳定集体所有制。试验证明，政府不可能对九亿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所以农村耕地承担了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国家向村社集体让渡土地所有权的条件是由集体承担对农民的基本保障。中国农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资源少，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业除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能作为剩余投入市场的数量按人计算就很有限。因此，小农作为这样一种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的行为主体，并不完全被市场左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能力为大量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建立社会保障。而农业生产又是一个自然性很强的过程，农民有限的剩余又必须用来防天灾人祸，连保险公司搞农业保险也不合算。农民要自我积累，要积粮备荒，可以进入市场的部分就愈益有限，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对城里人那样，把农民的医疗、就业、保险、教育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农业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土地也就可以私有化了。”见温铁军：《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载《天涯》2000年第3期。
　　⑩就经济大国的情况看，其经济形态一般都是内需主导型的，美国2000年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为20.1％，我国同期为44％左右。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认为，其中有高估的可能，与我国特定的出口结构有关，也有其合理性，但经济的回旋余地、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对抵御国际经济风险都带来了一定的风险，这也是国家努力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原因。
　　［11］参见王绍光：《收入不平等的政治影响》，载《改革内参》第18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管，中国改革杂志社 2000年9月20日版。
　　［12］参见［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页的分析，杜永彬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6月版。
　　［13］［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An Eass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169页。
　　［14］提出的主要政策措施有：要以搞活流通，完善基础设施，增强服务功能，加快农牧区市场体系建设来引导农牧民进入市场；以发展特色农牧业，提高农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来调整农牧业结构，特别注重畜牧业的发展；建设一批具有规模优势和区域品牌特色的农畜产品基地，培育一批带动农户能力强、科技开发能力强和市场开拓能力强的龙头企业，以发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和组织农牧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加快发展非农产业和劳务输出，转移剩余劳动力，如建立农牧区的建筑施工队伍、劳务公司等，使之进入市场，只要农牧民能够承担、参与、服务的工程项目，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都要使用农牧区劳动力；稳定农牧区基本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安排，任何措施都难以进行下去。
　　［15］参见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政治意义》，载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3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
　　［16］韩少功：《全球税及其它》，录自网站：http：// www.pen123.net.2001年1月19日。
　　［作者简介］郭克范，现任职于西藏社会科学院当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