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否定“文革”第一人

　　梁漱溟因为1953年与毛泽东主席公开“干架”而为人熟知的。他创下了两项纪录：一是中国最晚补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二是戴帽子的原因却是最早的，他早在1953年就在提意见，而不是在1957年经动员后才提出意见的。

　　1953年9月的一个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梁漱溟以“农民代表”自居，对当时中国搬用重工轻农的苏联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严厉批评。他的主要意思是要在重视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考虑发展国家的大型工业项目，梁漱溟的思路是国家集体个人不得偏废。当时，毛主席的思路是人民生活可以勒紧裤带，国家的刻不容缓，发展是在首位的，计划经济模式实际上都是这样的思路，重国家轻人民生活，重城市轻农村。梁漱溟这番不对领袖思想之榫头的讲话，领袖自然听了很不高兴。梁漱溟生性耿直，又是与毛泽东同龄同乡，就没有考虑到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果然，梁漱溟不知轻重的讲话气得毛泽东主席拍桌怒骂：“你是放毒！”“你梁漱溟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自此，“梁漱溟”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同义词了。

　　毛泽东在狠批他之时，念及他毕竟是自己的同乡故旧，特别是他的老资格民主党派成员身份，没有“消灭”他。新中国成立时梁漱溟本身不想参政，要搞他的学问，是毛泽东亲自动员他，他才答应出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梁漱溟到机场迎接，作为老资格的民盟成员，欢迎队伍中他排位列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一。所以，尽管猛批，毛泽东主席还是给他留了一条生路，“你还可以当你的政协委员，你还有点用，反面教员的作用。”政协委员一般来讲是终生的，所以，梁漱溟照当他的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领那不薄的薪水，参加政协活动、到政协机关学习开会有小车接送。梁漱溟当然没有发言机会，主要是听会，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思过，检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接受思想改造。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发言权。谁知，这反倒因祸患避了大灾难。1957年从“百家争鸣”到“引蛇出洞”，一大批心直口快提意见提得天真烂漫、提得痛快淋漓的知识分子成了“阳谋”的牺牲品，被划成了右派，梁漱溟则因为早就被晾在了一边无人搭理，反而无声无息滑过了这本来凭他的性格直话直说确定无疑要赶上的大灾难。梁漱溟被迫躲进小楼成一统，专心致志地写他的文化专著。

　　躲得过反右之初一，躲不过“文革”之十五，梁漱溟已经不可能再平静地闭门思过下去了。

　　1966年8月24日，梁漱溟旧居小铜井1号家门被怒气冲冲呼着“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一脚踹开，红卫兵冲了进来，勒令梁漱溟站到一边，开始了野蛮的抄家。梁漱溟的妻子上前去劝阻，大声说：“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立即被红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顿劈打，可怜的老妇哪有招架之功，只得抱着头转过身来任小将劈打，打得脊背出血，血红洇透内衣。打过之后就是一番砸、烧、撕。接着，梁漱溟被拉出去参加一个斗争大会，罚跪于主席台上。等批斗完押回家来，满目凄凉，家中已是一番扫荡后的杂乱破碎，凡是值钱一点的木器多被砸碎，床也被捣了个稀巴烂，梁漱溟只得打地铺，生活基本用品被扫劫一空，更揪心的是，他的先曾祖父、先祖、先父三代历尽战火动荡都没有损坏的画轴册两大皮箱全被焚毁，梁漱溟细细拣点，自己的书籍、文稿、信件、笔砚、名章等，也全无了踪影。

　　一转眼到了秋天，北京的秋季一天比一天凉，梁漱溟夫妇还是夏天的单衣，浑身瑟索，一再要求之下，红卫兵才勉强答应梁漱溟到派出所取回几件他们的衣物抵寒。仅此而已。

　　自抄家那天起，红卫兵就正式“占领”梁漱溟家，建立了“作战指挥部”。梁漱溟一家被赶到储藏室，斗室仅容膝。红卫兵命令梁漱溟每日打扫院内外卫生。与此同时，他们又在他家吃喝拉撒，一切费用还要梁漱溟承担。梁漱溟喜静，哪受得了这眼皮底下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

　　1968年7月，他被“造反派”从原来舒适的旧居赶了出来，搬到了鼓楼铸钟厂41号院中两间西晒的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1968年4月的一天，居委会忽然通知梁漱溟，说他已被划成“右派”，即日起必须接受群众监督管制。

　　到了1970年，派驻在全国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学习委员会的活动，分5个小组学习，梁漱溟被分在直属组，让政协委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通知梁漱溟到会学习，不得请假。名单上有20多人，由于还有一部分政协委员关进了监狱，真正参加学习的人并不多，只有10多人，梁漱溟年龄最大，直属组主要是国民党特赦战犯，其中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克俊等十来人。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中共中央和文革小组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大家提出意见。梁漱溟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的不伦不类。这个宪法，最突出的是跟着“九大”的修改党章走，规定了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只不过是把“九大”党章中的内容换一种形式，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内容而已。

　　梁漱溟见大家不提一点意见，内心是难过的，觉得这些政协委员吃饭不管事，是些政治植物人，政协委员嘛，就是提意见建议的。于是，梁漱溟自1953年的那次毛泽东主席的大拍桌子后不再有机会发言的近20年沉默之后，站出来大放“厥词”了。他说：军代表欢迎我们提意见，看来军代表还懂一点政协的常识，这也是看得起我们，重视我们，这也是“文革”以来没有过的，是我梁漱溟自1953年以来没有过的，是宝贵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大胆地把心中想到的坦率他说出来。当然，我说的是一孔之见，对则参考，不对则作罢。制定宪法，目的是为了限制个人权力的滥用无度，一部宪法，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公民，人人必须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如果把哪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违背了制定宪法的宗旨，宪法执行起来就不可能完善，不可能彻底。这次的“宪法修改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给人的感觉是个人高于宪法，失去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意义，同样，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决定不设国家主席，并不好，道理上也讲不通，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来当国家主席又是另一回事儿。总之，要依法办事，不能凭个人的意愿、好恶随心所欲。一个国家的政治是稳定的框架，是制度，不能由哪个人出尔反尔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梁漱溟这一番话，说得会场里鸦雀无声，面面相觑。有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怕沉默就算是同意、就是支持梁漱溟的“反动言论”，要赶紧出来表态，指责梁漱溟是别有用心，借提意见为名，搞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老一套。

　　军代表慌了神，想想是自己反复动员鼓励他们提意见的，这下倒好了，梁某人的赞歌没有听到，闷了快20年的反调还是给引导了出来，还是别传出去的好，便故作姿态地说：“既然是内部提意见，说了也就说了，千万不可外传，这是学习纪律”。军代表自找台阶，梁漱溟这通话讲了也讲了，没有人再来找他“算帐”。

　　1972年底，林彪自我爆炸后，“四人帮”搞了一场不伦不类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者，批周公也。梁漱溟是当代儒学大师，他自己也以孔子后代自喜，现在，这场批孔运动又要逼着他在政协学习小组上表态了。梁漱溟冷眼旁观，只感觉这是滑稽剧，是荒唐之举，但有了上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风波，这次他决定暂不吭声，任他们去闹。

　　沉默竟然惹怒了“女皇”？梁漱溟想既然要我讲，我就讲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应声虫。梁漱溟一开口，就让组织者尴尬不堪。那天，他说：我不想讲，因为我对时下的批孔不赞同，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于是，梁漱溟花了两个半天时间，开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开宗明义地说，我只批林，不批孔。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来评论孔子？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做人要表里如一，不能讲违心的话嘛。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他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如刘少奇、彭德怀，他们都有自己的公开主张提出来，他们是为国家的大局设想的。林彪何曾如此？表面上他主张在宪法中设立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来担任，实际上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又不好说出口。什么“天才论”，全是假托词，全是花样假招，他同妻和子以及少数私党在阴暗角落里搞鬼，难道也算是为国家大局设想的路线吗？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就炸开了锅，批林批孔在政协立即调整为批林批孔捎带批梁漱溟。梁漱溟反正也挨批惯了，静听各路人马激动万分地批判他。从1974年2月到9月，先是6个月的分小组批，每月3-4次，后是2个月的大会发言批，大会共有14人先后登台作长篇发言，前后7个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00多次，对梁漱溟一贯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猛批，给梁漱溟戴上了许多帽子，如“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到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召开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组织者觉得梁漱溟该老实了，该认罪了，特意向他询问，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在“两个凡是”的气氛中，梁漱溟一针见血地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理国家不靠法治而靠人治。他说这话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还没有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可谓是先声夺人，表现出这位民主老人的率真品格。

　　1977年2月7日，梁漱溟读到了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知道这是继续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论，也是第一次表明“两个凡是”的概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梁漱溟苦笑，我梁漱溟不要说是在“文革”中，就是早在1953年，就已经不买“两个凡是”的帐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距1964年12月召开的上一届政协会议13年之后，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任政协主席，他在会议闭幕时说：“这是一个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大会，是一个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来共同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梁漱溟在这次政协会上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梁漱溟升了“官”他并没有收敛封嘴，在这次会议上又放了一大响炮，对“文革”进行了猛烈“开火”。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否定，对“两个凡是”不屑，但发表公开讲话坚定地一字一句地有理论地否定“文革”的人，还没有，梁漱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历史将记住，他是否定“文革”第一人。

　　梁漱溟的发言是在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时说的，这个小组的成员基本上就是平时学习小组的成员，梁漱溟年龄最长，已是85岁高龄。梁漱溟的中心议题就是要法治不要人治。

　　他说：新中国一成立，就召开了政协会议，代行人大职责，制定了宪法。但是，宪法并没有成为人人都遵守的根本大法，就是共产党内部，对自己的党章的遵守同样如此，是不够的。远的不说，就说“文革”这十年毛泽东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不是通过宪法的程序，而是绕过宪法，他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所谓大字报。国有国法，党有党章，按照道理，刘少奇是党内第二号人物，是国家主席，必须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党的决议程序和国家的法定程序才能解决。毛主席知道这样做行不通，刘少奇不是孤家寡人，不管是在上层，还是在基层，他都有自己的政治信任基础，毛主席要搞掉刘少奇，就只能绕开法治程序，从上海发动舆论攻势，利用红卫兵的政治幼稚和盲从，发起了一场目的是打倒党内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鸡犬不宁，天翻地覆。为了打倒刘少奇，就先除掉他的外围如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最后扳倒刘少奇，还要捎上陶铸、邓小平。为了夺一个人的权，宁可国无宁日，生产停顿，人民生活贫困，牵连祸害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中共的，非中共的，倒的倒，死的死，放眼望去，所谓的“牛鬼蛇神”一大摊，这还不包括受害的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样的人治是多么可怕！

　　要彻底否定“文革”！梁漱溟说得毫不含糊。

　　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是走到了尽头，“文革”是人治的最大教训，这才是反面教员。经过“文革”十年的悲惨教训，大家对人治的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法治才有了迫切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坐在这里，开始讨论制定宪法，很重要、很必要。我们要认真细心地对待这个以法治国的大问题，中国由人治进入法治，是时候了。不能走人治的老路，此路不通。今后，我们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治理我们的国家，以法兴邦，此乃历史发展的必然。

　　梁漱溟的这番话，是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气氛中说的。“文革”还没有被否定，“左”的势力还大行其道，梁漱溟自然是又遭到了批判。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一些人还是习惯于对梁漱溟无限上纲，批判梁是“恶毒攻击毛主席”，“一贯反对毛主席”，“诬蔑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尽管学习组全体成员几乎轮番批判梁漱溟一遍，可惜，强弩之末，矢不能穿鲁缟。民心思变，阶级斗争的那套不吃香了，像以往那样大会小会围攻梁漱溟的局面终于没有能够再热闹地出现。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终于结束了近30年的挨批命运，他的以法治国思想得到重视，他本人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家也搬进了复兴门外木樨地高干新居。

　　摘自《今日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