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救命 一道脆弱的生死关

　　2006年4月，贾宪菊正上高二的小女儿张越被确诊为尿毒症。贾宪菊开始去山西打工，但打工挣来钱远远无法支付高昂的治疗费。

　　2006年11月29日，在一位好心人赵俊方的帮助下，贾宪菊在郑州汽车北站外挂起了求救条幅。跪地乞讨近一月，仅得到千元捐款。张越治病的钱仍然无望。

　　2006年12月底，郑州市紫荆山公园西门口，只见一位穿黑色棉袄的中年女子手举“征婚启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该征婚启事上写着：“贾宪菊，42岁，濮阳市清丰县人。14年前丈夫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2006年4月，二女儿张越也患上了尿毒症。谁能出资救助女儿，自己将以身相许。”

　　绝症、少女、学生、母爱、“卖身”、征婚，这个很有卖点的新闻陆续被多家媒体报道。社会各界纷纷捐款。张越换肾的钱很快到位。

　　余洋生的儿子余心放同样是一名尿毒症患者，为了治病，余家负债累累。如今，余洋生也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媒体身上。

　　余洋生告诉记者，在项城和郑州的医院，儿子的那些贫穷病友都和他有着类似的想法。那就是：唯一的希望是找媒体，只有媒体才有足够的号召力，可能筹集来足够的款项。

　　显然，这个“唯一的希望”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余洋生的电话本中记载着80多个心放病友的电话，但是截止到2007年2月，真正得到媒体报道并获得救助的没有一个人。

　　资深记者、原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姬乃甫先生认为，当一个无钱治病的绝症患者来到媒体面前，媒体面对的问题就是见死“救”还是“不救”的一种选择。如果从社会道德层面来衡量，这种新闻的出现毕竟给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全面帮助的弱者最后一根稻草。显然，它对社会是有利的。

　　他同时也表示，媒体的力量毕竟有限，更彻底的解决办法是政府部门建立贫困患者与慈善组织、社会公众的沟通渠道，政府设立专门的救助机制、设立专项基金，登记、核实贫困患者信息，充分利用好慈善基金。（摘自《记者观察》第4期 作者陈纪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