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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作蕉芽败种

       

发布时间:2006年07月28日
来源:星云文集--往事百语--永不退票   作者:星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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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峰法师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之一,他在焦山佛学院担任教席时,一口浓厚的温州乡音,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两年的课程下来,我只听懂他常说的一句:“你们不要作焦芽败种!”然而,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在我生命里散发出无限的热力。

  记得当时才刚抗战胜利不久,一切都还在百废待兴之中,无奈内讧频起,民生非但没有日趋安乐,反而越见凋零;佛教本来有治本之效,然而在保守人士的把持下,弊端丛生,功能不彰,令人慨叹不已。所以每当“不要作焦芽败种”这句话在耳畔响起时,心中总是如雷鼓动。于是,我不断思惟如何才能复兴佛教,整顿家邦,因为,我“不要作焦芽败种”。

  一九四七年,我从焦山佛学院离开以后,即遵从师命,随他到宜兴白塔山大觉寺礼拜祖庭。这时,当地的国小刚好缺校长一职,有监于教育对乡里建设的重要性,我应邀留下,为乡民服务,同时也着手展开我兴教救世的理想。那年我二十一岁。

  白塔国民学校学生二百八十人,老师很少,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从办理教务到主持训导,从低年级教到高年级,而且还要日夜应付国共两军来校搜寻异议分子,可说是疲惫至极。

  在枪声不断的暗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想到东晋时代的道安大师,虽生逢战乱之世,却不畏艰苦,行脚各处,聚徒译经,弘法不断;北周时代的灵裕禅师,虽处于毁佛法难,却无视危险,率领同侣,昼读俗书,夜谈佛理……,就在他们的努力与坚持下,佛教得以继绝存亡,免于灭教厄运。吾等后辈佛子身受法益,又何忍坐视佛法衰微,甘于作个“焦芽败种”呢?于是,我决定和同道合办《怒涛月刊》,并且在课余时,冒着生命的危险,赴各地张贴海报,街头演说,鼓吹“革新佛教”的思想。

  后来,我见地方不宁,难申己志,而当时机缘已趋成熟,便与一批有心振兴佛教的同道相约,前往南京图谋发展。此时适逢荫云和尚开明接纳,表示愿将华藏寺交付管理,所以我们就当仁不让地接收下来,并且订定新僧规约,要求寺众共同遵守,期能藉此引起他寺响应,同为振兴佛教而努力。

  当时的南京真可谓风云际会,盛况一时,徐州的《徐报》看重我们虽然人数不多,年纪也都很轻,却颇思有一番作为,所以特来邀请我们编辑《霞光》副刊,宣扬佛法。可见即使是埋在贫瘠土壤里的种子,只要自己本身健全,终会萌发幼苗,钻出地面;即使是生在万紫千红中的嫩芽,只要肯努力伸出枝头,也能引起他人的瞩目。最怕的是已经败坏腐朽的种子,或者正被利养之火薰焦的芽苞,掺杂其中,因为它们只会尽其所能,影响整体的继续生存。

  果然,我们的积极作为引起寺内旧僧的强烈反对,他们勾结土豪劣绅,处处对我们施加压力,甚至买通军阀贪官,几次置我们于死地。就在这出生入死的日子里,我将老师的那一句“不要作焦芽败种”提出来,与大家共同勉励,竟然获得一致的共鸣。因为我们都宁可死而无憾于大众的托负,也不愿意生而有愧于十方的信施。

  一九四九年,徐蚌会战后,国军失守,死伤遍野,智勇法师发起组织“僧侣救护队”,不料他却临时变卦,我虽然自忖能力有限,也只得顾全大局,自愿负起带领的责任。那时,局势岌岌不保,我在半夜里乘车赶到常州天宁寺禅堂,在深夜唤醒睡梦中的道友、同学,一同赶搭最后一班轮船,到台湾续佛慧命。

  船身在惊涛骇浪中逆风而行,显得飘摇不定,我目视远方,只见黑茫茫一片,不知所以;再回望故乡,已渐行渐远,渺不可及,心中不免忧恸起来。这时,老师的那句话就像警钟一般,在耳边及时响起。在夜色朦胧中,看着漆黑的海水,竟像极了家乡那条运河,勾起我儿时的回忆,我蓦然惊觉:其实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具有“不作焦芽败种”的性格了。

  记得家乡扬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里人多以剃刀(理发匠)、菜刀(做素菜)、剪刀(裁缝师)三刀为业,但是我从小就立志做大事,立誓不以三刀为伍,后来又看到来乡诵经开示的法师们,个个威仪庄严,在心中自然而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岁那年,中日战争爆发,扬州一些寺院的大和尚成群结伴来乡避难,笃信佛法的外婆获悉,立即煮菜办斋,邀请他们来家里应供。茶余饭后,在大家的怂恿下,我随便认了一个师父。就在他们即将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突然仰头问他:“我可以带外婆一起去吗?”

  “当然不可以啊!”他慈眉善目地笑着回答。

  我又接二连三地问道:“我可以带母亲一起去吗?”“我可以带姊姊一起去吗?”

  外婆的坚毅、母亲的明理、姊姊的勇敢,一向是我最钦佩的,但是大和尚回覆的答案居然全部都是否定的,令我大失所望,故而就此作罢,不愿跟去。

  就这样,我错失了一次出家的因缘,但是我终不于此懊悔,因为一年多以后,我在栖霞山巧遇志开上人,蒙他接引剃度。他,是一位真正为教为民牺牲奉献的高僧大德!

  虽说我是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然而他从不把我视为他一人所有,对我百般呵护,相反地,他动辄给我棒喝打骂,并且将我置于大众之中,让我在大冶洪炉里历经千锤百链。我常想:如果当年我糊里胡涂地随着那位扬州大和尚出家,在小庙里修行办道,享受丰厚的供养,想必日后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株温室里的花朵,那里经得起时代风暴的几番冲击呢?

  念及家师对我的种种期望,老师们对我的种种教诲,我总是坚定地告诉自己:“无论将来路途如何艰困,我一定不要作一个焦芽败种!”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当我从微曦中醒来,才发现船已驶进基隆港口。我们一行百余位僧侣上了岸,由北部走到南部,又由南部走回北部,全台湾竟然没有我们容身之地,所到之处,不是吃闭门羹,便是被白眼相待。这也难怪,在那个动乱时刻,大家都害怕我们之中匿藏匪谍密探之流。

  我们的脚底磨伤了,衣衫也经不起日晒雨打,破了好几个洞,肚子经常是饥肠辘辘。行脚途中,人数逐渐减少,乃至到后来寥寥无几,最后大家决定各奔前程。

  之后不久,蒙中坜圆光寺收留安单,我在那里发心操持苦役,后来又前往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因为能刻苦耐劳,颇得寺众信任,但始终感到长久下去,固然温饱无虞,却不能对台湾佛教的正信前途有所助益,所以在一番考虑后,告辞他去。

  接着,我应邀主编《觉群周报》,由于主事者未能按照创报人太虚大师的原意发展,因此我宁可拂袖而去,不为斗米折腰。二十六岁那年,我被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当时南亭、慈航、东初等诸位长老都一一落选,自感年纪太轻,又与负责人理念不一,决定不受此职,于是写了辞职书。许多人批评我不识抬举,不知时务。

  我自认一生颇能随缘随喜,然而当时目睹台湾教界神佛不分,而自大陆播迁来此的中国佛教会,又无能成事,自忖振兴佛教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业,我怎能苟且附和,置佛教慧命于不顾,甘于做一个“焦芽败种”呢?

  来台初期,也曾为中广公司撰写广播稿,并且帮《人生月刊》前后义务担任主编达六年之久,同时又经常在《自由青年》、《勘战日报》、《觉生月刊》等多处报章杂志投稿,弘扬佛法,承蒙大家厚爱,一度被誉为“佛教文艺明星”。当时曾有不少教外刊物、社会报纸,以重薪聘请我当编辑,作记者,虽然我贫无片瓦覆身,但终究因为这些工作都不是为佛门服务,所以被我毅然婉拒。

  一九五三年,我在宜兰雷音寺落脚,经济贫穷倒还不是严重的问题,治安单位今天调查,明天临检,有时传你过去问话,有时前来取缔法会,将整个教界搞得草木皆兵,才是最为无奈。

  即使在这种种恶劣的环境下,我还是创造了许多台湾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绩,例如:第一所幼稚园、第一座讲堂、第一支歌咏队、第一次电台弘法、第一次环岛布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个星期学校(儿童班)、第一次乡村布教、第一次有佛教纪念品、第一次出现卍字项链……,凡此所凭借者无他,只不过自始自终,我一直坚持“不愿作焦芽败种”的信念罢了。

  目睹当时许多同道见佛教风雨飘摇,在物质、精神的压力之下,纷纷见风转舵,另谋出路,我深感痛心。在择善固执多年以后,我一再地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证明了出家的路是无限地宽广,要选择成为佛教的护法长城,还是成为僧团的败卒逃兵,端视自己是否甘愿作一个“焦芽败种”而定。

  谨记着“不要作焦芽败种”这句铭言,固然使我在逆境中倍增勇气,也让我在顺境中不致迷失。一九五七年,蒙获各地信徒之助,为我在新北投购置了一栋景致优美的花园洋房,命名为“普门精舍”,供我写稿,不但使我得偿夙愿,拥有一方安住写作的天地,而且供养还算丰厚,生活过得怡然自得。

  但是为了安顿随我学佛的一批青年,以及扩大佛教在文化方面的力量,住了没多久,我在大家一片可惜声中,将房舍让售给他人,以所得款项,买下三重埔的一座楼房,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没想到后来竟成为佛光山文化事业的摇篮。至今想来,仍为当年这份果敢、无私无我的决定感到自豪。

  万事起头难,佛教文化的推展工作在最初时也历经一番辛苦,还好弟子们都没有“焦芽败种”的性格,在大家同心协力的奋斗之下,法务蒸蒸日上。一九六四年,我将“佛教文化服务处”扩迁到高雄大圆环边,中山路与中正路交叉点的一所房子,因为交通方便、闹中取静,众人咸认是一块上好的吉地。尽管环境稍趋平顺,我并没有因此而踌躇志满,仍然一本初衷,时刻留心观察现势,擘画佛教未来的前途。

  三年后,我再度出乎信徒的意料之外,将这块大家眼中的黄金地段出售,买下一座荒芜的山地。这时,其它已一无所有,而刚刚创办的“寿山佛学院”又开学在即,许多人为我担心不已,更有一些人笑我愚痴无智。

  经过多年来的惨淡经营,各种佛教事业在这片荒地上渐渐开展起来,如今已向外拓展至各地。如果当年我耽于安乐,如何能有现在佛光山海内外的百间道场?如果当年我心愿褊狭,如何能有今日遍布世界各处的佛光会与佛光人?

  至今我年届七十,仍行脚各地,弘法不辍,曾经有人问我:“何必要这么辛苦?这么卖力?”“何必要把佛教事业做得这么多?这么大呢?”这一切都不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不作焦芽败种,尽一个佛子应尽的责任罢了。

  出家近一甲子来,目睹一些出家未久的人,以为修行就是要去住山闭关,倡导出家就是要不问世事,心中真是良感哀痛。千百年来,佛教之所以未能维持盛世,历久不衰,不正是被“焦芽败种”之流,将法义扭曲,把佛教弄得几乎消失隐没?幸赖历代一些气度恢宏的祖师大德们力图发扬,才使得佛教在迭经变乱之后,还能够绝处逢生,长存不辍。所以我一再勉励徒众:为了亿万众生的法身慧命,我们绝对不能作“焦芽败种”!

  你看!在大自然中,砂岩里的小花因为能够突破困境,故能接受阳光的照耀,绽放出美丽的奇葩;湍流中的小鱼由于能够逆流而上,故能享受洁净的源流,展现出活泼的生机。它们都努力求上进,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何况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呢?因此,我们不必叹息自己的地位卑微。有用的人,即使接受一点小因缘,也能点石成金,做得轰轰烈烈;无用的人,就是付予一桩大事业,到最后也只是“无声息的歌唱”罢了。

  君不见古今中外,有多少伟人豪杰虽然家世清贫,但因为努力不懈,所以能功成业就,光耀门楣;又有多少不肖子孙,即使继承万贯家财,却由于自甘堕落,非但败光所有产业,甚且使父母蒙羞。假如任何行业的人都有“不作焦芽败种”的发心立愿,又何患无成。

  在各国的历史中,不乏有忠贞爱国之士,即使国难当头,犹能力挽狂澜,振衰起弊;但也有许多扶不起的阿斗,纵使赋予重责,掌握政权,不但没有作为,甚且亡国败种。

  可见“焦芽败种”并非天生本质如此,亦非后天环境造成,而是完全在于我们的心念,如果我们能一心向上,则百福临门,万家生庆;一心趋下,则千古成憾,亿劫不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创造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工程师,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潜能,如果我们都能自许“不要作焦芽败种”,则不但自己获益无穷,也能令整个社会蒙受多利。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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